本帖最后由 黑白 于 2009-12-5 20:27 编辑
從史書的記載來看，諸葛亮之後，也曾有人試圖使用木牛運糧。唐武宗時，朝廷乘回鶻衰落之機經略河、湟，宣慰靈夏以北黨項使劉濛“始議造木牛運。”但因政局 變動未能付諸實施。（7）且不說當時諸葛亮的木牛是否尚存於世，即使能夠使用木牛，也不可能解決糧食運輸的問題，因為這在諸葛亮和姜維的時代就已經為實踐所證明。宋真宗時，在征討李繼遷的戰爭中為解決軍糧運輸問題，知通利軍楊允恭建議“……莫若用諸葛亮木牛之制，以小車發卒分鋪運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加戈刃於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於外。”（8）但立即遭到反對而作罷論。楊允恭只是說採用諸葛亮木牛之制，即採用木牛運輸的組織方式，並未說以木牛運糧。並且明白提出“以小車發卒分鋪運之”，而不是以“木牛”作為運輸工具。由此看來，此時諸葛亮的木牛很可能已經不存於世。
諸葛亮之後，作為天子儀仗的木牛仍然還在使用，但使用方式發生了改變。東晉南渡之後，舊章多缺，天子儀仗已不能維持原有規格。“舊儀，天子所乘駕六，是時無複六馬之乘……無複五時車，有事則權以馬車代之，建旗其上。其後但以五色木牛象五時車，豎旗于牛背，行則使人輿之。” （9）木牛由原來的儀仗車輛變為由人抬著行進的儀仗器具。到了宋神宗熙寧七年，負責皇家儀衛的太常寺認為：“大駕鹵簿羊車，本前代宮中所乘。五牛旗，蓋古 之五時副車也，以木牛載旗，用人輿之，失其本制，宜省去。” （10）此後，作為天子儀仗的木牛也被廢止不用而逐漸在歷史上淡出。
所謂“流馬”，乃是順流而下之“馬”
接下來需要考察的是，諸葛亮的“流馬”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運輸工具。
《三國志》記載：（建興）“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11）諸葛亮在建興十二年（西元234年）北伐時，可供選擇的已有木牛和流馬這兩種 運輸工具。而諸葛亮只使用了流馬，並未使用木牛，這顯然與諸葛亮的進軍路線直接相關。這一次諸葛亮是出兵出斜谷直逼關中。不用木牛，說明木牛不適合斜谷的運輸。只用流馬，則說明流馬是諸葛亮為適應斜谷運糧的需要而專門設計的特殊運載工具。
不少學者認為流馬是為了適應在棧道上運糧而製作的步行機具。一些研製流馬的研究者也致力於使其制作品能夠在棧道上行走。
從《作木牛流馬法》的記載來看，流馬有盛米的方囊二枚，每枚載二斛三斗，運載量為四斛六斗。有學者考證，流馬的運載量大約只相當於木牛的四分之一（12） 包括斜谷在內的褒斜道長度為四百七十里。（13）再加上從漢中到褒谷的距離，全程在五百里以上。（14）如果流馬用於棧道或陸路上運糧，就必須達到一定的 行進速度，方能彌補其運載量小的缺點，否則流馬運糧就沒有多大的實用價值。但諸葛亮的《作木牛流馬法》恰恰對流馬的速度隻字未提。顯然，這決不可能是疏忽大意，只能說明流馬並非是用於棧道或陸路的運輸工具，否則便無法解釋為什麼諸葛亮會忽略流馬的速度。
那麼，諸葛亮製作流馬，究竟是要為了適應斜谷運糧過程中什麼樣的需要？
劉潔先生在《從褒斜道路況探“流馬”功能》一文中認為，由於自漢代以來多次的戰爭使秦嶺棧道屢遭破壞，史料中未見諸葛亮有過大規模修復棧道的記載，並且當時蜀漢也缺乏相應的國力從事這項巨大的工程。因此棧道中某些路段無法通行。而褒斜二水水急石大，大型的漕運船隻無法航行。“流馬”的發明設計極有可能就是 在褒斜道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和蜀漢經濟極為匱乏的背景下產生的。劉先生認為，流馬是一種具有水陸兩用功能的運輸工具，小巧簡易，既可以在棧道或陸地上放下 輪子行進，遇到棧道未修復的路段，又可以在水中行駛。劉先生還據此推測，諸葛亮先以流馬將糧食從黃沙鎮陸運至褒谷口，然後將流馬放入褒水中拉纖逆水北上。遇土石相間的路段，流馬上岸以輪子行進。至斜水中游，流馬又可收起輪子進入斜水中，順水而下出斜谷。（15）劉先生基於對褒斜道多次進行實地考察所形成的 研究成果，頗有見地，對筆者多有啟迪。不過，其中也有值得商榷之處：
《三國志•蜀書•後主傳》記載：（建興）“十一年冬，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治斜谷邸閣。十二年春二月，亮由斜谷出，始以流馬運。”史料顯示，諸葛亮 為準備這次北伐，是將糧食運輸分為兩個階段來進行的。第一個階段，在建興十一年（西元233年）冬季讓軍隊運米，經褒谷抵達斜谷口，並在此修整倉庫將糧食集中，作為下一步運輸的起點。第二個階段，是建興十二年（西元234年）春，將斜谷口倉庫的糧食運出斜谷。需要強調的是，史料明確記載，直到建興十二年 （西元234年）春，諸葛亮才“始以流馬運”。也就是說，只是在斜谷的這一段，諸葛亮才開始用流馬運輸。而在第一階段，即建興十一年（西元233年）冬， 當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于斜谷口”時，並未使用過流馬。因此，認為諸葛亮從黃沙鎮起便以流馬在陸路運至褒谷口，然後將流馬放入褒河逆流拉纖的推測，與史書記載不符。
褒斜道是秦嶺山脈中沿褒水和斜水河谷形成的川陝之間的重要通道。褒谷在南，斜谷在北。斜水不足50公里，褒水比斜水長得多，約180餘公里。（16）諸葛亮在路程最長的褒谷不用流馬運糧，只是將流馬用於路程要短得多的斜谷，這其中的原因究竟何在？
《資治通鑒》胡三省注：“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褒水亦出衙嶺，南至南鄭入沔，則褒、斜雖同為一谷，而衙嶺乃其分水處也。” （17）從褒、斜二水的地理形勢來看，諸葛亮之所以沒有在褒谷使用流馬，可能是因為褒水南流，如果拉纖逆流而上，山區水流湍急，勢必事半功倍。因此在褒谷這一段路程，諸葛亮只能派軍隊運糧，用了一個冬天的時間，先將糧食集中到斜谷口的倉庫。至於諸軍在這一段路程採取何種方式運米，史料闕如，不敢妄斷。而從斜谷口運出斜谷的這段路程，由於斜水北流，正好利用水力，以流馬順水漂流而下。從《作木牛流馬法》看，流馬有前軸和後軸，顯然是用於安裝輪子之用。筆者贊同劉潔先生關於流馬有輪子的觀點。不過，認為流馬的輪子並非用於陸地上滾動行進之用。原因很簡單：如果流馬的輪子是用於陸路或棧道滾動行進，諸葛亮在斜谷之前斷無不用流馬運糧之理，並且在作流馬法中就不能不提到流馬的行進速度。既然史書記載已經明確顯示，在從黃沙經褒谷至斜谷口之前的地段，諸葛亮並未使用過流馬，可見為流馬所設計的輪子，並不是用於陸路或棧道滾動行進，而是用於配合水中漂流的特殊裝置。
諸葛亮於建興十二年（西元234年）春二月將糧食運出斜谷時，仍是枯水季節，如遇某些河段水淺石大，流馬可能閣淺時，輪子則可以在水淺處滾動行進，便可避免流馬擱淺。流馬的前杠、後杠分別有孔，有可能作為穿繩索之用。當水淺難以漂流時，拉動前杠的繩索可以使流馬的輪子在水中滾動以便通過淺灘；在水大流急之處，操縱後杠繩索可以控制速度，以免流馬傾覆。至於流馬“形制如象”，那個類似象鼻的東西，有可能是控制方向的操作裝置，也有可能是防止裝米方囊與河中巨 石相撞的保護裝置。總之，這些裝置應是針對枯水季節斜水的具體地理狀況而專門設計的。由此看來，流馬是一種專門用於斜谷中順水漂流的水上運載工具。顧名思義，所謂流馬，實際上乃是順流而下之“馬”。流馬之得名，蓋緣於此乎？
由於流馬的速度主要取決於斜水的流速，而山區河流落差大，順流而下速度必然不慢，並且斜谷這一段只有50公里左右，因此，諸葛亮的《作木牛流馬法》才會對流馬的速度略而不記。
設計“流馬”，是為了實現從長途運糧向就地屯田的戰略轉變
這樣，便可以進一步理解，諸葛亮在為建興十二年（西元234年）的北伐作準備時，為什麼要選擇上年的冬天和本年的春天分兩段運糧。諸葛亮在與兄諸葛瑾的信中提到過秦嶺山谷洪水季節的可怕情景：“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 （18）如果是在夏秋季節運糧，遇山洪暴漲，山谷之中根本無法通行，並且軍隊和糧草還有被洪水卷走的危險。因此諸葛亮只能選擇冬春季節在褒斜道中運糧。並且，諸葛亮之所以選擇春天出斜谷，還有一層更深的用意：諸葛亮深知在整個運糧途中，流馬只能利用斜水一段實行漂流以節省運力，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糧食運輸問題。在使用流馬運糧之後，“亮每患糧不繼，使己志不申”的問題仍然存在。因此諸葛亮一旦佔據武功五丈原，便“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19）
渭南屯田之舉，標誌著諸葛亮北伐的戰略方針由尋求速戰速決向長期相持的轉變。諸葛亮北伐原本打算速戰速決。建興六年（西元228年）首次北伐採取聲東擊西 突然襲擊的戰術，就是希望一舉奪取隴右，迂回進攻關中。糧食運輸並非一開始就是制約北伐的重要因素。首次北伐失敗之後，速戰速決的戰略意圖難以實現，北伐行動一再受到糧食運輸問題的制約，最終促使諸葛亮將軍隊的糧食供應方式，由依靠長途運輸向就地屯田轉變。而春季出斜谷，正好趕在播種季節，只要儲運的糧食能夠維持到秋收時節，便可順利實現由長途運糧速戰速決向就地屯田長期相持的戰略轉變。而利用流馬順水飄流，就可以將事先屯積在斜谷倉庫的糧食源源不斷地接濟前方。在此之前，諸葛亮已在漢中的黃沙實施了大規模的屯田，此時，則將黃沙的屯田向前推進到渭南的屯田，從而建立起進一步威逼關中的前進基地，實施步步為營逐步推進的持久戰略。（20）而一旦錯過播種農時，整個戰略計畫便會落空。由此可見，諸葛亮設計並使用流馬，是在特定條件下為實現從長途運糧向就地屯田過渡的一種權宜之計。
流馬作為一種順水漂流又可以避免擱淺的運載工具，具有輕便靈活、快速省力的優點，可以說是一項成功的發明。但是流馬的使用受河道狀況、水流方向、季節和水位等諸多條件限制，應用範圍過於狹窄，諸葛亮也只能在整個運糧過程中的很短一段能夠使用。在諸葛亮之後，儘管在川陝之間秦嶺山區還發生過多次戰爭，但這些戰爭要麼具有突然襲擊的特點，要麼是進攻一方具有壓倒優勢，多為速戰速決，糧食運輸問題在戰爭過程中顯得並不突出。而且這些戰爭又主要是來自北方的軍隊南下進攻四川。北方軍隊並不缺乏馬匹，可以靠騾馬馱運糧食，因此使用流馬的必要性不大。加之使用流馬的條件限制太多，使用的可能性也不充分，流馬就很難再有用武之地。至於像諸葛亮北伐時那樣，在經濟匱乏的條件下以弱伐強、雙方相持不下以至糧食供應成為戰爭中的突出問題的情況，在諸葛亮之後的秦嶺山區就再也沒有出現過。既然流馬只是諸葛亮在特殊情況下設計的一種特殊運載工具，缺乏普遍的應用價值，諸葛亮也僅僅使用過一次，從此之後便無人問津，於是流馬的失傳也就在所難免。
質疑木牛流馬並未失傳的觀點
不少學者相信木牛流馬並未失傳。歷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所著《中國通史簡編》認為木牛是獨輪車，流馬是四輪車，在我國農村一直普遍使用。也有學者認為木牛不是獨輪車，而是四輪車。（21）有學者認為木牛流馬就是北方稱為“轆轤車”的運輸工具，簡稱“轆車”或“鹿車”。因各地方言不同，還有獨輪小車、小車、手 車、平車、土車、手推車、二把手、羊頭車、羊角車、雞公車等稱謂。（22）總之，都認為木牛流馬並未失傳，只不過名稱發生了改變而已。
不過，持這類觀點的學者卻無人解釋為什麼木牛流馬可以一直流傳下來，而木牛流馬的鼎鼎大名，竟然會在使用過程中被羊角車、雞公車之類的名稱所取代。中國的民俗文化中從來有附會名人的特點。大至一個地方，小至一件器物，只要稍微能夠沾上一點邊，轉彎抹角都要與名人扯在一起，以滿足一種文化心理的需要。這類的事例可謂比比皆是，舉不勝舉。“諸葛大名垂宇宙”，在中國歷史名人中，知名度鮮有超過諸葛亮者。因此與諸葛亮扯在一起的事例特別多。如孔明燈、諸葛鼓、諸葛井等，都被說成是諸葛亮的製作，並冠以諸葛亮的大名；關於諸葛亮躬耕地的襄陽南陽之爭甚至持續百年以上。附會攀緣諸葛亮之名猶嫌不暇，豈有像木牛流馬這種本為諸葛亮所作的器物反而改名易姓，被剝離與諸葛亮的關係之理！這個令人匪夷所思的問題得不到解答，就很難讓人相信羊角車、雞公車、獨輪車、四輪車之類便是諸葛亮的木牛流馬。認為木牛流馬並未失傳的觀點便很難成立。
為什麼諸葛亮的《作木牛流馬法》讓後人越看越糊塗
不少熱心的研究者根據諸葛亮的《作木牛流馬法》潛心研製，並不斷有人聲稱已經復原了木牛流馬，但是始終得不到學術界一致的首肯。後世的人們試圖復原木牛流馬，依據的都是同一個《作木牛流馬法》，但是制出的“木牛流馬”，從形制到運動方式，卻是彼此大相徑庭。筆者就曾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館親眼見過並親自操作過 這類的“木牛流馬”。如果說這些“木牛流馬”還有唯一的相同之處，那就是都無法與《作木牛流馬法》的文字表述完全相符。
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極大的困惑：為什麼依據同一個《作木牛流馬法》製作的出的木牛流馬卻是“非牛非馬”？諸葛亮的《作木牛流馬法》，文字並不艱深，為什麼後人理解起來會有如此大的歧義，或者說為什麼後人難以讀懂諸葛亮《作木牛流馬法》？
沒有理由懷疑諸葛亮的文字表達能力。諸葛亮的《隆中對》，短短不足三百字，對東漢末年群雄割據紛繁複雜的天下大勢條分縷析，令人洞若觀火。將劉備奪取益州的必要性、可性行及其今後的戰略方針講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且不說其中高屋建瓴的戰略思想，單就文字表達能力也是堪稱一流水準。
同樣，也沒有理由懷疑後世學者的文字理解能力。諸葛亮《作木牛流馬法》的首要的目的，顯然是讓蜀漢工匠照此施工，以便大量製作木牛流馬。總不能說後世學者的文字理解能力還不及當年的蜀漢工匠吧。
這就讓人更加感到困惑：為何諸葛亮關於製作木牛流馬的文字，當時的蜀漢工匠能夠看懂，而後世學者卻怎麼也讀不明白，以至木牛流馬失傳之後難以復原。
其實要解釋這個原因並不困難。從前面的分析來看，蜀漢工匠對原有木牛的形制應當是熟悉的。只需提供一個經過改進的木牛作為樣板，蜀漢工匠參照作木牛法的文字，就可以製作出符合諸葛亮要求的木牛。
製作流馬的情況稍有不同。由於蜀漢工匠此前並未見過流馬，因此有必要提供研製的模型或設計圖，工匠才能按照作流馬法注明的各種具體尺寸施工。從諸葛亮作流馬法的文字表述來看，雖然一一講明瞭各種零部件的精確尺寸，但並沒有類似作木牛法中“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那種將零部件形狀、位置與其名稱一一對應的 描述。對照作流馬法文字施工時，如果只提供模型作為樣板，要將各個零部件名稱與具體零部件一一對應可能有一定難度。如在圖紙上標明，則一目了然。因此，蜀漢工匠製作流馬時，參照文字施工的，很可能除了作為樣板的實物之外，還有標明尺寸規格的設計圖。
只要對照實物或圖形資料，蜀漢工匠自然能夠理解《作木牛流馬法》文字表述的準確含義。而一旦脫離實物或圖形資料，《作木牛流馬法》的文字就會讓人覺得不可捉摸，並且越看越糊塗。此事古今同理。可以試想，一個結構稍微複雜的器具，如果在安裝說明書中抽去圖示，只保留文字說明，人們看說明文字時就會不知所云。這就是為什麼後世難以按照《作木牛流馬法》復原木牛流馬的原因所在。
清人紀曉嵐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記載了一件事情，也可以作為佐證：“宋代有神臂弓，實巨弩也。立於地面踏其機，可三百步外貫鐵甲……至明不得其傳，惟《永樂大典》尚全載其圖說。然其機輪一事一圖，但有短長寬窄與其牝牡凸凹之形，無一全圖。余與鄒念喬侍郎窮數日之力，審諦逗合，訖無端緒。” ）（23）紀曉嵐所說的宋代巨弩，有文字說明，甚至還有零部件圖形，只是缺乏整體的結構圖，尚且難以復原。而木牛流馬只剩下文字說明，完全沒有任何圖形或實物作為對照，要想復原木牛流馬，談何容易！不能復原木牛流馬，則意味著木牛流馬的真正失傳。
中國傳統文化特點：木牛流馬難以復原的根本原因
行文至此，就不能不涉及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三國志》記載《作木牛流馬法》時，會缺乏圖形資料，以至後世對木牛流馬難以復原。
實際上，這種遺漏並非《三國志》一書獨有的現象。作為正史的《二十四史》，對古代器物只有文字記載而缺乏圖形資料，乃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二十四史》中關于歷朝禮樂的記載，對帝、後、親王、百官的車、轎等器物的形制皆有詳細的描述，但是都無一例外地缺乏相應的圖形資料。這種現象的產生，有著深刻的文化背景。與中國古代重人文、輕理工的社會文化心理，以及重神似輕形似的傳統思維方式有關。在這樣的文化環境中，作為抽象思維符號的文字歷來受到高度重視，而具像的圖形則被嚴重忽視。中國古代典籍中文字之典雅、精練、傳神，令人歎為觀止，與繪圖缺乏正確的比例和透視的稚拙狀況恰成鮮明對比，正是這種傳統思維方式的結果。由於這種文化環境所形成的價值取向，士大夫普遍崇尚形而上的雅文化，對於關係民生的實用技術，則視為奇巧淫技，不屑為之。因此，古代流傳下來的典籍中，講人生感悟、講修齊治平、講風花雪月之類的文字書籍可謂浩如煙海，而像《天工開物》這類講器物製造、講民生實用技術，並配有圖形資料的典籍則廖若晨星。因此，《作木牛流馬法》缺乏對應的圖形資料也就不足為奇。
那麼，在同樣只有文字記載而缺乏圖形資料記載的情況下，為什麼帝后、親王、百官的車轎等器物，歷代工匠都能夠製作，而唯獨木牛流馬卻難以復原呢？
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這些車、轎等器物，歷朝歷代一直都在相沿使用，最多只是在原有基礎上作某些修改，工匠從來不缺乏作為參照的實物。而且古代為皇家和官府製作的工匠多為世代相襲，或有師承關係，這就保證了器具式樣或圖形可以世代傳承。而木牛流馬在歷史上除了諸葛亮在世時製作並使用過，此後再也無人製作和使用。因此一旦失傳之後，就再以難以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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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1 09:47: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