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之死：南宋王朝的畸形成人礼

禅海一粟

绍兴十一年年末，一代名将岳飞在临安府的大理寺监狱里面被拉肋而死。从此，中国知名的亭台楼阁中，又多了一个风波亭。与意境空阔的黄鹤楼或凝重贞静的岳阳楼相比，这座位于临安国家最高监狱内的小亭子，从它声名鹊起的那一刻开始，就沾染上了永远也难以洗刷的戾气。这似乎也注定了它无法以实物方式永远留存，许多年过去了，它虽始终保持着一种坚硬的存在感，但却只限于言语或者文字中。

绍兴十二年，年轻的南宋王朝完成了它的成人礼。

但这一年，世间已无岳少保。

一

岳家军空旷的校场里。

一位脸上满布恐惧的中年人的双手被人牢牢地摁在背后的墙柱上，半点儿也动弹不得。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身长七尺的彪形大汉，他手里拿着一把牛耳状的利刃—那是一把随身佩刀。

大汉的眼睛里充满怒火，把瑟瑟发抖的中年人从头到脚扫视了一遍，接着一把扯开他胸前的衣服，将手中的利刃徐徐地推入中年人的胸膛，慢慢地剖开一条裂缝。然后，大汉把手伸进那正冒着热气的胸腔里，左右捣腾，拽出了一颗尚在跳动的、血淋淋的心脏。最后，大汉蹲下来，把心脏放在地上，用牛耳尖刀一刀一刀地割，直到割成碎末为止。

这段血腥的场景出自宋代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那位惨遭剖心的中年人姓姚，名字已经不可考，史书只是简单地称之为“姚某”。而那位操刀剖心的大汉，则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岳飞。

姚某，是岳飞的亲舅父。

事情源于有百姓到岳飞处状告他的舅父姚某，但事情可能并不大，所以岳飞只是让自己的母亲将舅父责备了一番。不久后的一天，岳飞与舅父一起骑马出行，舅父突然催马超越岳飞，然后回头射了他一箭，却只射中了马鞍。岳飞挺枪驱马赶上去，把舅父擒住，随后就有了上面血腥的一幕。

当岳太夫人赶到的时候，姚某胸腔里的温度已经散失殆尽。

岳太夫人浑身发抖，责问岳飞：“何遽若此！”

岳飞回答道：“若一箭或上或下，则飞死矣……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

二

又过了许多年。

在临安府的国家最高监狱里，蒙冤的岳飞已经绝食多日。狱卒路人甲颇有些同情心，偶尔会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聊几句家常。

一个冬日，一个狱卒突然长叹了一口气，对岳飞说：“我平生一直认为你是个忠臣，所以恭谨服侍，不敢稍有怠慢。如今看来，却是个逆臣。”

岳飞瞠目，问：“为什么？”

狱卒回答说：“君臣不可互相猜疑，否则容易出乱子。君主一旦怀疑臣子，就会把臣子诛杀；臣子一旦怀疑君主，就会背叛。如果臣子被君主怀疑，却没有背叛，最终仍难免继续被君主怀疑而诛杀；如果君主怀疑臣子，却没有诛杀他，臣子也难免继续怀疑君主对自己的信任，而最终选择背叛。如今皇上怀疑你了，所以把你送进监狱里，你怎么可能还会有出去的道理！死是肯定的了。若你不死，出狱后君臣继续彼此猜疑，怎么会不反！既然最终会反，你自然就是逆臣。”

这段对话同样出自《三朝北盟会编》。狱卒的话貌似很有哲理，其实只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皇帝已经把你岳飞下了大狱，也就意味着你们的君臣关系已经彻底破裂了，皇帝不会再让你出去，所以，死，是必然之事。如果换成“岳式语录”的句式，这段话可以总结为：“（在皇上看来）今日不杀岳飞，他日必为岳飞所杀。”

狱卒对岳飞说的话，和当日岳飞对母亲说的话，何其相似，犹如谶言。

当然，这不是谶言，而是命运的伏笔。

三

任何人，在达到一个道德高度之后，个人形象总难免从立体退化到平面，从错综复杂的多维退化到高、大、全的单维。岳飞也是如此。忠君爱国、民族英雄等宏大的表述，掩盖了他性格中的许多缺陷，譬如极不宽恕。

对舅父的残忍，只是岳飞缺乏宽恕的一个较为极端的例子。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同样也遭遇到了岳飞的不宽恕。

刘氏在战乱中与岳飞失散，为生计不得不两次改嫁。岳飞功成名就之后，韩世忠在自己军中偶然发现了刘氏，只不过此时她已嫁给了一个小吏为妻。

韩世忠写信给岳飞，让他“差人来取”刘氏，岳飞没有回音。韩世忠无奈，将此事上报给高宗，岳飞这才不得不上奏解释：“臣我当日履冰渡河，留下刘氏侍奉老母，没成想她竟两次改嫁，臣我切骨恨之。现已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其不足。”

《建炎系年要录》中的记载与岳飞的申辩略有差异：“其妻刘氏与飞母留居相州，及飞母渡河，而刘改适。”刘氏并没有主动抛弃岳太夫人，而是在岳太夫人渡黄河南下之后，在战乱中因为无依无靠才改嫁。“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刘氏只不过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走投无路的乱离人中的一个罢了。

岳飞的人格魅力一直被神化，其实真实的岳飞毛病很多，譬如嗜酒、喜欢鞭挞同僚等。

绍兴元年（1131年），赵秉渊在洪州任职，恰好岳飞当时也驻扎在洪州。有一次岳飞喝得酩酊大醉，不知何故竟将赵秉渊打了个半死。绍兴三年，当朝廷准备把赵秉渊调拨给岳飞时，赵秉渊激动地表示宁死也不做岳飞的下属，最后利用关系，改调到了旧交刘光世的麾下。岳飞嗜酒辱人的影响很恶劣，最后竟传到了高宗的耳朵里，高宗只好下了一道谕旨，告诫他不许再酗酒。

追究岳飞的真实性格，是解读岳飞命运最重要的两把钥匙之一，另一把钥匙则是南宋王朝那场必然到来的成人礼。当这两把钥匙合在一起，也就等于开启了通往绍兴十一年那个冬天的风波亭的大门。

四

每个皇权国家的成人礼，通常都需要达成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军队的国家化，也就是将主要军事力量置于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另一个是财政的国家化，中央政府必须能够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

北宋的主力部队—禁军，早已在开封城下化为乌有；江南地区的财政也无从指望，宋高宗赏赐大臣时，竟然连一匹完整的马都拿不出来，最后只好折算成钱，赏赐“半匹”。所以，当南宋王朝在北宋王朝的土崩瓦解中仓皇诞生时，这两个条件它都难以具备。因此，从宋高宗的第一任宰相李纲开始，努力完成这个成人礼就一直是执政者最大的政治任务。

在军队国家化这个问题上，李纲的政策是恢复唐代的藩镇体制。他建议在宋、金前线的太原、真定、中山等地设立一些允许世袭的军事藩镇，给予藩镇将帅们自主收取租赋的特权，让他们彼此协助，共同抵御金人的进攻。

之所以提出这一建议，是因为当时宋高宗手里连一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更没有财政收入能够支持他组建军队。所以，李纲只能寄希望于将民间的抗金武装以及流落在外成为盗匪的残余北宋部队收编起来组成国家的基本军事力量；选择恢复藩镇体制也是无奈之举，朝廷没有钱可以支持军饷，只好任由军阀们成立藩镇，自给自足。

可惜，李纲的建议与高宗发生了理念上的巨大冲突。高宗始终坚持恢复北宋的禁军体制，要求主要军事力量必须直接控制在皇帝手里，绝对不能容许藩镇的出现。所以，这个政策流产了，李纲个人也被逐出了朝廷。

无名小辈岳飞，在这期间第一次上书给皇帝，对朝政大肆批评。他洋洋洒洒地写了一份《上皇帝书》，但奏章的主旨一团乱麻，对朝廷的政治风向也是两眼一抹黑，虽极力想要说服高宗以武力恢复故土，但却连谁是政敌，谁是同盟也分不清，他竟指着当时南宋政权内最大牌的主战派李纲好一顿痛骂。

稍后于岳飞的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对《上皇帝书》评论说：“不知所论何事。”然而，史学家们很轻易地原谅了岳飞，说他“作为一个偏禆，不了解朝廷争议内幕”（王曾瑜《岳飞新传》）。虽然这种开脱并没有错，但也不见得客观。一个小小的偏将，对朝政一知半解，却敢于写好几千字、不知所言何物的《上皇帝书》，勇气固然可嘉，但这样浮躁、轻脱的性格，却绝非个人之福。

五

接替李纲，继续促成这场成人礼的，是黄潜善和汪伯彦这两个日后遭人唾骂的“奸臣”。

黄、汪二人采取的措施与李纲完全不同。他们和宋高宗一样对藩镇体制有着深深的恐惧，所以极力主张建立直属于皇帝的中央军。他们决定解散那些抗金的民间军队，也不再招降盗贼，而是从这些民间军队和盗贼军团当中挑选出优秀的士兵，来组建由皇帝直接指挥的中央军，即所谓的“御营军”（在御营军之前，南宋政权的主要军事力量有两支：一支是常年在西北抗金的陕西军，后演变成四川军团；另一支是老将宗泽统帅的开封军团）。

结果御营军没有组建成功，其编制经过频繁变动，到建炎三年（1129年）终于彻底分裂为三股力量：一是刘光世的御营副使军，二是韩世忠的御前左军，三是张俊的御前右军。这三股力量脱离出去之后，御营军虽然继续存在，但基本上已名存实亡。

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所统领的这三支军队，后来都发展成了南宋的主力军团，三人也和岳飞一起被视作南宋的“中兴四将”。值得注意的是，在张、韩、刘、岳这四支军团中，唯有岳家军不是从宋高宗的御营军中演变而来的。岳飞军团的前身，是宗泽开封军团瓦解后的残余小部队。这种独树一帜的出身，与岳飞日后的命运也难免有些关系。

在岳飞部队独立成军的过程中，也不难见到其性格中的那些不因子。

建炎元年，岳飞隶属于著名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王彦受命率所部七千人渡黄河北进，岳飞部也在其中。渡河之后，王彦军迅速攻占了新乡城，金军误以为是宋军主力来犯，遂调集重兵围截王彦军，王彦不得不退守共城。在共城，岳飞与主帅王彦在作战方针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岳飞一气之下竟脱离主帅，独自率军离去。

《宋史·岳飞传》将这件不怎么光彩的事情严重歪曲：“至新乡，金兵盛，彦不敢进。飞独引所部鏖战，夺其纛而舞，诸军争奋，遂拔新乡。”这不仅把攻取新乡的功劳一股脑儿全算在了岳飞的头上，还把大名鼎鼎的王彦贬低成了一个畏首畏尾的懦夫。但这种篡改并不彻底，在《高宗纪》、《王彦传》等地方都露出了马脚，《三朝北盟会编》、《系年要录》等书更是详细记载了此事的原始本末。

离军出走的岳飞最后又回到了老上级宗泽的麾下。按军法，“背军走者，斩”，但宗泽觉得岳飞乃一员将才，于是便留之不杀，督促他戴罪立功。

岳飞的冲动以及强烈的领导欲，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很充分，日后还将在许多事情上一次次地浮现出来，并伴随他的一生。

      六

宋高宗一直孜孜于编组出一支由自己全权指挥的中央军，但却始终未能如愿。相反，跋扈的军阀们却提前给了他当头一棒。

建炎三年正月，金军大举南侵，宋高宗仓皇走上逃亡之路，“百官皆不至，诸卫禁军无一人从行者”。事实上，此时的护卫部队早已是人心浮动。三月份，杭州唯一的护驾军队发生了叛乱，叛军首领苗傅、刘正彦逼迫宋高宗退位，并传位给三岁的皇太子，又请出了北宋哲宗皇帝的妻子隆祐皇太后垂帘听政，并一致决定把宋高宗交给金人。这场叛乱，史称“苗刘之变”。

没有值得信任的军队，依然是这个国家未能成年的最大瓶颈。

宋高宗很快得以复辟，新宰相范宗尹也很快提出了新的整顿军事的建议。这位33岁、自汉唐以来少有的年轻宰相，建议皇帝再次考虑实行藩镇体制。既然满地都是割据一方的匪盗，朝廷又无力征讨他们，倒不如顺水推舟，给予他们藩镇的资格，说白了也就是招安。

和李纲的藩镇政策有所不同，范宗尹所提出来的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南宋政府的长远目标，仍然是重建一支直属皇帝的庞大的中央军。

范宗尹招安匪盗的政策出台的同时，岳飞却正面临着成为匪盗的危险。淮河流域最大的抗金军团首领杜充突然投降，隶属于杜充的岳飞无家可归，开始向南流亡。岳飞的许多同僚纷纷就地转化为盗贼，前来邀请岳飞入伙者也络绎不绝。

岳飞的这段流亡经历，对“岳家军”的成型至关重要。在此之前，岳飞一直是国家体制内的一名士兵或将官，不具备独立性，而杜充的投降则将岳飞从国家体制内剔除了出去。当岳飞结束这段流亡生涯，再次回到体制内的时候，他所率领的部队已彻底变成了“岳家军”，具有强烈的个人私产的味道。

建炎四年（1130年），趁金军主力在建康府江面与韩世忠水师激战之际，岳家军在清水亭、牛头山等地接连战胜金军余部，收复建康府。此役之后，岳飞受到朝野的瞩目，终于由一名默默无闻、无所归属的“游军”将领，重新回到了体制内，并有幸得到了宋高宗的接见。

七

时间的流逝和身份的变更，总是很容易让人发生一些不自觉的变化。

在那段流亡生涯里，岳飞和军中将领们建立起了同胞手足般密切的关系，如在收复建康府一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猛将傅庆，就经常不当岳飞是上级，而视之为平辈，交往甚密。缺钱花的时候，傅庆总是大剌剌地找到岳飞说：“岳丈，傅庆没钱使，可觅金若干，钱若干。”岳飞也“全然不以为意”。但这一切在岳飞回到体制内，并成为镇守一方的将帅（通、泰镇抚使）之后，发生了改变。

《三朝北盟会编》如此记载：“及飞为镇抚使，恃法严肃，尤不可犯，而（傅）庆不改其常。飞待之异，庆颇觉之，不喜。”岳飞对傅庆的态度发生了不友好的改变，傅庆为此很不高兴。恰逢刘光世派部将王德前往高邮抵挡金军，岳飞也派了傅庆前去支援。傅庆以前曾是刘光世的部下，便在军前对王德表示自己有再回到刘光世麾下的愿望。岳飞的心腹张宪探听到这个事情，密告给了岳飞，岳飞则叮嘱他不要漏言。

随后，岳飞开始部署处理傅庆的计划。他召集了麾下所有的统制官，让他们比试弓箭的射程。傅庆连射三箭，全超出了170步，其他统制官都不过150步而已。在赏赐的时候，岳飞却故意把战袍、金带赏赐给了自己的另一心腹王贵。

《三朝北盟会编》中详细记载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傅庆抗议：“当赏有功者！”

岳飞问道：“有功者为谁？”

傅庆回答：“傅庆在清水亭有功，当赏傅庆！”

岳飞大怒，“叱庆下阶，取战袍焚之，褪毁其金带”，并向众人宣布：“不斩傅庆，何以示众！”

傅庆的死是一桩冤案。当年岳飞擅自脱离王彦，按军法当斩，最后宗泽怜惜他是一员将才，留而不杀；傅庆不过发了一番想离岳飞而去的牢骚，并没有真的擅自脱离编制，岳飞却容不下这位立下诸多汗马功劳的猛将，一定要设计将其杀掉。岳飞的狭隘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岳飞杀傅庆最重要的原因，其实缘于当时南宋各军团之间强烈的排外情绪。韩世忠的“韩家军”、张俊的“张家军”、刘光世的“刘家军”、岳飞的“岳家军”之间，用当时宰相赵鼎的话来说，是“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军队私人化的程度相当严重。傅庆的跳槽言论，理所当然不为岳飞原谅。

凡事对比之后才能看得更加清晰。绍兴四年十一月，岳飞的幕僚刘康年假冒岳飞的名义，向朝廷请求对其家人加恩赏赐，后来岳母受封为“国夫人”。事后，岳飞极力向朝廷辨明此事，并力求朝廷收回成命。但为了安抚岳飞，朝廷还是决定另外加封岳母为“福国太夫人”，而且由高宗御笔书写这五个字，并亲自颁赐。

幕僚冒充主帅与傅庆那番并未兑现的牢骚，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岳飞对刘康年的处分，是抽了他500鞭子，尽管也很重，但比起将傅庆直接杀掉就轻很多了。

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特例。绍兴元年十二月，岳飞的外甥女婿高泽民同样假冒岳飞的名义向枢密院投状，要求获得都统制或者总管一类的任命。朝廷答应了他的要求，升迁岳飞为都统制。

这两件事情就像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岳飞事后再次向朝廷辨明了真相，要求朝廷收回成命，并严惩高泽民。高宗则回复说，“岳飞勇于战斗，驭众有方”，这次任命完全“出自朕意”，让岳飞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工作。并且下令，要为岳飞铸造一款特别的官印。

若严格按照军法，刘康年和高泽民的举动都应该处斩。岳飞不斩他们，却设计斩掉了傅庆，其中那种自己人和非自己人区别对待的况味，很值得咀嚼。

八

家军体制的形成，不是岳飞个人的罪过，甚至连罪过都算不上—虽然朝廷一直对此很不高兴。

在朝廷无力供养、更无力制约军队的时候，若想让一支军队具备凝聚力和战斗力，家军体制自然是不错的选择。南宋初年所有重量级的军队，以淮东楚州为大本营的韩世忠军，以池州和庐州为大本营的刘光世军，以建康府为大本营的张俊军，以鄂州为大本营的岳飞军，以及远在四川的吴玠军，最后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组建家军，个中原因，有着那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烙印。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岳飞对傅庆的极端惩罚，似乎也可以谅解。毕竟，在中央政府有名无实的形势下，维持家军体制的稳定性与维持部队的战斗力，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

从遍地狼烟到经过一连串的洗牌后只剩下主要的五大家军，南宋的军事力量迈上了一个大大的台阶。五大家军正式成型之后，对金的防御可以说已绰绰有余，但弊端也很严重。家军之间严格划分界限，彼此猜忌，联合作战时常常互拖后腿，正所谓“相视如仇雠，相防如盗贼”；而以朝廷之力，也无法自由地指挥五大家军。

绍兴六年，宋军与金军支持下的伪齐军队在淮南会战。主战派宰相张浚的作战计划是让张家军、刘家军和御营杨沂中军三军联合出击，但刘光世却以没有粮草为借口，拒不合作。张浚从大局着想，以最快的速度给他送去了粮草。可是，当杨沂中的军队抵达指定位置时，刘光世却早就从前线撤了下来，而且还准备向南渡过长江。所谓三军联合作战，自然也完全成了空谈。

岳飞同样也被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不愿意与朝廷合作。《三朝北盟会编》中载，绍兴六、七年间，张浚曾打算征讨伪齐，因此与四大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在龟山举行最高军事会议。其间，家军大将们的态度各不相同，刘光世主张防守，韩世忠则极力建议进兵，资格最老的张俊态度模棱两可，对张浚说：“都督你说要打，咱就打；你说要守，那咱就守。”

张浚最后求助于家军当中兵力最强盛的岳飞。结果，“惟岳飞独以为不可用兵，浚再三问之，飞坚执不可之说”。岳飞的态度让张浚非常意外。所以，张浚对岳飞的看法大变，认为他是在“养寇自重”。岳飞是不是真的养寇自重先弃而不论，但至少他的态度已经引发了南宋朝廷对他的极大猜忌。

这次会议的最终结果是，除了韩世忠之外，没有一支家军愿意与南宋中央政府的代表张浚合作。而韩世忠之所以愿意合作，恐怕也和张浚一直以来都希望把韩家军打造成北伐的绝对主力有关。

九

龟山的最高军事会议，可看作是南宋政府对家军集团态度的分水岭。

绍兴七年二月，南宋朝廷在考虑良久之后，终于决定对家军采取措施。宋高宗和宰相张浚达成一致意见，决定罢免刘光世的兵权，解体刘家军。

在“中兴四大将”中，刘光世是真正的战争厌恶者。这位将门之子的全部精力，早已转移到了房宇田产和珍宝古玩上面，高宗赏赐的古玩，他可以从早晨开始，把玩到四更天。出现战事，他也从不亲临前线，只派遣偏将前往。所以，解除刘光世的兵权，很轻易就获得了朝廷上下的一致同意。

问题是：谁来接管刘光世这支军队？

在这个问题上宋高宗和张浚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一个月前，金国派来使者，向南宋通报了宋徽宗的死讯。父亲的去世极大地刺激了宋高宗，恰好此时，他又一次召见了岳飞。岳飞希望高宗能够给自己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军队，去直捣黄龙府。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高宗，立即将岳飞升职为太尉、宣抚使兼营田大使。从此，岳飞的官爵正式与韩、张、刘三大将平行。

三月，宋高宗移驾建康府。韩世忠此时正率自己的贴身亲兵在建康护驾，但高宗却撇开他，在寝宫里再次单独召见了岳飞。

在这次交心中，高宗给了岳飞一个天大的许诺：“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金佗续编》）“节制”的意思是暂时指挥或间接指挥。也就是说，高宗不但把刘光世的5万多部队交给了岳飞，还把川陕的6万多吴家军以及其他一些小军团，总计约17万之多的军队一并交给了岳飞指挥。再加上10多万岳家军，归入岳飞指挥的部队总计达到了近30万，而不受岳飞指挥的韩家军和张家军加起来也不过10万左右。

为了使岳飞能够顺利接收刘家军，高宗还给刘光世的部将们写了亲笔手诏，让岳飞带给他们。手诏中说：“朕惟兵家之事，势合则雄……今委岳飞尽护卿等……听飞号令，如朕亲行，倘违斯言，邦有常宪！”（《金佗续编·高宗手诏》）

将全国四分之三的军队交付给岳飞一个人指挥，有宋数百年还从没有过这样的先例。岳飞被巨大的幸福感重重地击中，欣喜若狂，两天之后他就给宋高宗拿出了一套完整的北伐计划。

随后，高宗又发给岳飞三个省札和都督府札，其中都督府札中开列的是刘光世部队的人马清单。因此时罢免刘光世的命令还没有对外宣布，高宗嘱咐岳飞将札子“密切收掌”，不要泄露国家机密。

高宗太冲动了。他忽略了两件致命的事情：其一，北宋朝廷内部虽然有主战派和主和派之分，但在防止武将坐大这个问题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其二，宰相张浚还兼着都督一职，名义上具有节制所有家军的权力，但此前却一直都差遣不动这些家军领袖们。所以，张浚一直很希望能够拥有一支能够直接指挥的军队，而不再做空头都督。

张浚一心想将刘光世的部队变成自己的直属部队，可皇帝却决定把它交给岳飞，这自然让他很不高兴。更严重的是，高宗还将全国四分之三的部队都划拨给岳飞指挥，这就等同于连他那个空头都督也同时被取消了。

不过，说服高宗改变主意是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摆出太祖皇帝定下的祖制，让他仔细想清楚把四分之三的部队交给岳飞的潜在风险有多大，再让他看看反对者的浩大声势，高宗必将幡然悔悟。

幡然悔悟的高宗陷入了困境。此前他已经把对岳飞的信任和器重推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巅峰，如今却又要亲手把岳飞从幸福的巅峰推下来。无疑，这是对彼此君臣关系的巨大考验。

高宗没办法直接告诉岳飞说自己反悔了，他接连给岳飞去了三道诏书，第一道诏书继续欺骗岳飞说“前议已定”；第二道诏书大大赞扬了一番岳飞的忠勇，然后提醒他自己有些重要的消息让张浚代传，并要岳飞在听到这些消息之后，一定要做到“委曲协济”，千万不要闹脾气；第三道诏书，高宗估计张浚已经把事情对岳飞说了，所以只是让岳飞把以前那些相关手诏等交还回来。

高宗希望张浚能够好好安抚一下岳飞，结果张浚却把事情搞砸了。他把岳飞召到都督府，装作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让岳飞接收刘家军的事情，意味深长地问岳飞：“王德是淮西（刘家军）的宿将，淮西军一向信服他。我想让他做淮西军的都统制，再让吕祉以都督府参谋的身份接管淮西军，你觉得怎么样？”

张浚这番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告诉岳飞，让你接管刘家军的命令取消了；二是告诉岳飞，自己要把刘家军接收过来，并已内定参谋吕祉去替自己掌管这支军队。

接下来岳飞如何表态，其实已经关系到了他最终的命运。

      十

这时候，岳飞性格中的不宽恕、少容忍以及轻脱、浮躁，统统都在盛怒中冲上了脑门。

如果他足够成熟冷静就应该知道，高宗的三道诏书，还有今天张浚找他谈话，都已经清楚地意味着，那次寝宫里的许诺已经不算数了，并且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这个时候他最应该做的，是立刻对张浚的提议表示赞同，那样，包括高宗在内的整个朝廷都会大大地松一口气，岳飞的命运也能够大大地松一口气。

只可惜，岳飞并没有说那句大家都希望听到的话。

他告诉张浚，他不同意让吕祉和王德去接收刘家军。因为王德和其他刘家军将领素来不和，别人不会服从他；而吕祉只会纸上谈兵。他们去接收，一定会出乱子，所以，“必择诸大将之可任者付之，然后可定”。

接下来的谈话越来越僵。

张浚问：“那么张宣抚（张俊）如何？”

岳飞说：“张宣抚是老将，也是我的老领导，但为人暴而寡谋，不能让刘家军的将领们信服，恐怕不行。”

张浚再问：“杨沂中应该可以吧？”

岳飞说：“杨沂中与王德是一个档次的，怎么统帅得了一支大军！”

因为上一次的军事会议，张浚对岳飞本来就没多少好感。话谈到这里，他的火气也上来了，怒道：“我就知道，除了太尉你，其他人都不行！”

岳飞也不示弱，愤然回击道：“都督既然询问我，我就不敢不说实话、尽愚忠。我岂是为了得到淮西的军队！”

事情正朝着宋高宗最担心的方向发展。

在岳飞的一生里，很容易看到许多彼此呼应的事情，如他诛杀舅父时的那句“今日不杀舅，他日必为舅所害”，和日后临安监狱里狱卒的那句“少保若不死，出狱，则复疑于君，安得不反！”

许多年以前，无名小辈岳飞因不赞同大名鼎鼎的“八字军”领袖王彦的战术方针，而置军法于不顾，怒而脱离部队，以至于王彦终生不愿再和他共事。

许多年以后，声威赫赫的岳太尉再次将类似的冲动复制了一遍。从张浚的都督府出来，他立即给高宗写了一封辞官的奏折，没等高宗批准就冒着“擅离职守者斩”的风险，连驻地都没回，就跑到江州庐山的东林寺，为老母“持余服”，扫墓守孝去了。

禅海一粟

冲突继续升级。张浚得知岳飞根本没回驻地，怒不可遏，接二连三地上奏宋高宗，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简直是赤裸裸地要挟朝廷，建议朝廷干脆将岳飞的兵权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恼，屡次对着大臣严厉指责岳飞骄横跋扈。

尽管高宗最终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飞复出，但他心里那扇一度对岳飞敞开到了极限的大门，却从此悄无声息地完全关上了。当岳飞终于被劝下庐山，前往建康府请罪时，高宗说了一番似软实硬的话：“卿家前些日子的奏折很轻率，但朕并不恼怒。若是恼怒了，怎么会没有谴责卿家呢？太祖皇帝说过，谁犯了我的法度，我用来招呼他的就唯有刀剑。如今让卿家继续执掌军队，寄托恢复的重任，可见朕确实没有怪罪卿家的意思。”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君臣彼此都把这层隔膜深深地埋在心里，彼此都不再折腾，也许最后的结局还不会那么坏。可是，岳飞性格中的狭隘像一条毒蛇般纠缠着他的命运。回到鄂州后，他马上又给高宗上了一道折子，仍旧不依不饶地在折子里说什么“陛下比者寝閤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所谓的“寝閤之命”，就是他们君臣当日在寝宫里的那番赏识与承诺。

岳飞不断地提醒着高宗曾有过的那个“寝閤之命”，其实就等同于在不断地提醒高宗，他从未释怀这件事情，也将自己脖子上命运的吊索越拉越紧。

十一

刘家军的命运，果然和岳飞所预料的丝毫不差。王德镇不住其他的将领，吕祉也确实只会纸上谈兵。最终的结局是：刘家军大将郦琼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率军四万余人北投；王德只能守着本部的几千人，眼睁睁地看着郦琼扬长而去。刘家军从此不复存在，淮上前线的防御也顿时全线崩溃。

张浚成了导致这场叛乱的罪人。继张浚出任宰相的赵鼎，从郦琼的叛变中再次体味到了一支值得信任的军队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

高宗也将自己的住处从靠近前线的建康，悄悄地转移到了后方的杭州。刚撤掉刘光世，这支5万多人的大军立刻就全部叛逃他国，皇帝对家军的忠诚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皇帝和宰相们再度达成共识：整顿出一支完全隶属于皇帝的强大中央军，仍然是目前最亟须完成的政治作业。

鉴于直接摘掉家军领袖的教训，赵鼎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奖掖家军当中的偏将们，以方便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

老练的大将张俊看透了朝廷的图谋，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使朝廷“终不能得其柄”，但岳飞却没能看清这场政治的浓雾。绍兴八年，他还在向高宗请求增兵，结果自然是被拒绝。高宗的意思是，现有的部队已经尾大不掉，整合不了，也拆分不了，所以，与其让他们继续增加兵力，还不如另外设立新部队，而这些新部队，自然都要直接服从皇帝的指挥。

高宗已经对依靠家军们取得战事的胜利失去了信心，他曾这样对心腹谋臣王庶说：“今之诸将不能恢复疆宇，他日须朕亲往！”高宗的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建立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央军，来取代这些家军。

十二

与整顿家军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与金人的和谈。许多个世纪过去了，主流史学家不断强调达成和谈正是南宋政府整顿岳家军的目的所在。据此进而推论，岳飞的命运也是这场和谈的结果—为了成功向金人妥协，他们杀害了坚决抗金的将领岳飞。

这是典型的以道德强奸真相。绍兴八年，具体负责整顿家军的枢密副使王庶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敌之强弱，吾无与也，顾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说，和谈不是整顿军队的目的，相反，整顿军队才是和谈的目的。王夫之日后在《宋论》里评价这段历史时也说得很明白：收兵权是目的，和议只是手段。

因顾及可能对家军大将们产生刺激，朝廷并不能把这一真实意图对外宣布。和谈是整顿家军的前提，只有来自外界的军事压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整顿家军。这一秘密的目的只流传在几个最高决策核心中间，包括高宗、赵鼎、秦桧以及王庶。对外，朝廷则是另一套说辞。绍兴八年和绍兴十一年的两次和议，高宗始终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孝道”，他当着整个国家痛哭流涕，希望大家理解他的苦衷，他需要和议，需要从冰天雪地的五国城把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来。

从绍兴八年到绍兴十一年，决策核心发生了许多人事变动，宰相赵鼎也被秦桧所取代，但通过和议来为整顿家军开路这一基本路线，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高宗已经狠下心来，一定要彻底解散家军，一定要建立起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庞大中央军。这一点，被视为是南宋政权走向成年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所以，在此期间，岳飞们在军事上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其实都是在挖自己命运的墙脚。他们对金人的军事压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议，他们自己最终的命运也就来得越快，这可以从两次和议的对比中看到。绍兴八年的和议，朝廷中的士大夫们分裂为赞同和反对两大派，彼此对抗；而到了绍兴十一年，却几乎没有士大夫出来反对。南宋学者吕中后来感慨地说：“向者之和，贤士大夫并起争之。今则无一人言之。”会变成这样，吕中认为是“诸将奏捷”的缘故—确实如此，绍兴八年朝廷还没有从淮西兵变中恢复过来，而绍兴十一年的拓皋之战，却已经彻底打消了金军渡过长江的念头。

所以，当岳飞在郾城大捷后极力请求继续扩大战果时，高宗却用十多道金牌把他召了回来。这里面起着决定性因素的，不是什么“投降派”之类的道德命题，而是南宋政府终于到了可以举行成人礼的时候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耳熟能详。朝廷再次“杯酒释兵权”，用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的空头衔取消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的统军大权。

当张俊和韩世忠广置田宅，开始他们后半生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涯时，岳飞却被投进了临安府的国家最高监狱。这个结局其实早在绍兴七年就已经注定了。高宗一手将岳飞推上信任与权力的巅峰，又一手把他从这个巅峰踹了下来，岳飞因为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从来都没有表示过对高宗的谅解……一切就都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

至于什么与奸贼秦桧、万俟卨的过节，什么“莫须有”，什么“必杀岳飞，然后可和”……都已只是无足轻重的细节。数百年来，岳飞的死都被牢牢地拴系在“主战派”和“投降派”的标杆上面，无疑等同于挥动着道德的大旗，肆无忌惮地将历史从多元的立体，强奸成了苍白的平面。太多的人热衷于去追究所谓“杀害岳飞的真凶”，却始终只能来来回回在高宗与秦桧之间做道德鞭挞，同样也属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绍兴十二年，世间已无岳少保。

高宗对大臣们兴奋地说：“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官无异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场成人礼，终于完成了。

还有一件一直被忽略掉的事情。在解体了家军之后，朝廷的国库也同时接收了家军所经营的各项财源—家军长期盘踞地方，形成了就地养军的体制。从韩家军的财库里，国库接收到现钱100多万贯、米90多万石，镇江、扬州等地大酒库15处；岳家军的财库则有每年可以收160多万贯钱的14个酒库，每年可收钱41万多贯的博易场，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万石的田产。在高宗统治早期，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万贯，而到了统治末年，财政收入急骤膨胀，达到了6400多万贯。其中最主要的两笔收入，一是秦桧的“开源”，另一个就是对家军财政的接收。

也就是说，南宋王朝完成成人礼的两个必要条件—军队和财政，都必须在解体家军之后才能达成，岳飞的命运则在这种历史的必然里随波逐流。如果没有绍兴七年的曲折，他可以和韩世忠们一起终老于灯红酒绿；而有了那场曲折，他人生的终点，就只能是那造型古板的风波亭。

禅海一粟

冲突继续升级。张浚得知岳飞根本没回驻地，怒不可遏，接二连三地上奏宋高宗，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简直是赤裸裸地要挟朝廷，建议朝廷干脆将岳飞的兵权也一起收掉。高宗也很懊恼，屡次对着大臣严厉指责岳飞骄横跋扈。

尽管高宗最终仍然不得不派人去敦促岳飞复出，但他心里那扇一度对岳飞敞开到了极限的大门，却从此悄无声息地完全关上了。当岳飞终于被劝下庐山，前往建康府请罪时，高宗说了一番似软实硬的话：“卿家前些日子的奏折很轻率，但朕并不恼怒。若是恼怒了，怎么会没有谴责卿家呢？太祖皇帝说过，谁犯了我的法度，我用来招呼他的就唯有刀剑。如今让卿家继续执掌军队，寄托恢复的重任，可见朕确实没有怪罪卿家的意思。”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君臣彼此都把这层隔膜深深地埋在心里，彼此都不再折腾，也许最后的结局还不会那么坏。可是，岳飞性格中的狭隘像一条毒蛇般纠缠着他的命运。回到鄂州后，他马上又给高宗上了一道折子，仍旧不依不饶地在折子里说什么“陛下比者寝閤之命，圣断已坚；咸谓恢复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决策北向……”所谓的“寝閤之命”，就是他们君臣当日在寝宫里的那番赏识与承诺。

岳飞不断地提醒着高宗曾有过的那个“寝閤之命”，其实就等同于在不断地提醒高宗，他从未释怀这件事情，也将自己脖子上命运的吊索越拉越紧。

十一

刘家军的命运，果然和岳飞所预料的丝毫不差。王德镇不住其他的将领，吕祉也确实只会纸上谈兵。最终的结局是：刘家军大将郦琼发动兵变，杀死吕祉，率军四万余人北投；王德只能守着本部的几千人，眼睁睁地看着郦琼扬长而去。刘家军从此不复存在，淮上前线的防御也顿时全线崩溃。

张浚成了导致这场叛乱的罪人。继张浚出任宰相的赵鼎，从郦琼的叛变中再次体味到了一支值得信任的军队对这个国家的重要性。

高宗也将自己的住处从靠近前线的建康，悄悄地转移到了后方的杭州。刚撤掉刘光世，这支5万多人的大军立刻就全部叛逃他国，皇帝对家军的忠诚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皇帝和宰相们再度达成共识：整顿出一支完全隶属于皇帝的强大中央军，仍然是目前最亟须完成的政治作业。

鉴于直接摘掉家军领袖的教训，赵鼎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奖掖家军当中的偏将们，以方便他们从家军中独立出来，进而使整个家军解体。

老练的大将张俊看透了朝廷的图谋，并及时采取了应对措施，使朝廷“终不能得其柄”，但岳飞却没能看清这场政治的浓雾。绍兴八年，他还在向高宗请求增兵，结果自然是被拒绝。高宗的意思是，现有的部队已经尾大不掉，整合不了，也拆分不了，所以，与其让他们继续增加兵力，还不如另外设立新部队，而这些新部队，自然都要直接服从皇帝的指挥。

高宗已经对依靠家军们取得战事的胜利失去了信心，他曾这样对心腹谋臣王庶说：“今之诸将不能恢复疆宇，他日须朕亲往！”高宗的目标很明确，一定要建立一支完全属于自己的中央军，来取代这些家军。

十二

与整顿家军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与金人的和谈。许多个世纪过去了，主流史学家不断强调达成和谈正是南宋政府整顿岳家军的目的所在。据此进而推论，岳飞的命运也是这场和谈的结果—为了成功向金人妥协，他们杀害了坚决抗金的将领岳飞。

这是典型的以道德强奸真相。绍兴八年，具体负责整顿家军的枢密副使王庶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再明白不过：“敌之强弱，吾无与也，顾在我者何如耳。”也就是说，和谈不是整顿军队的目的，相反，整顿军队才是和谈的目的。王夫之日后在《宋论》里评价这段历史时也说得很明白：收兵权是目的，和议只是手段。

因顾及可能对家军大将们产生刺激，朝廷并不能把这一真实意图对外宣布。和谈是整顿家军的前提，只有来自外界的军事压力大幅度削弱，南宋政府才能腾出手来整顿家军。这一秘密的目的只流传在几个最高决策核心中间，包括高宗、赵鼎、秦桧以及王庶。对外，朝廷则是另一套说辞。绍兴八年和绍兴十一年的两次和议，高宗始终都在不断强调自己的“孝道”，他当着整个国家痛哭流涕，希望大家理解他的苦衷，他需要和议，需要从冰天雪地的五国城把自己的生母和其他皇室迎回来。

从绍兴八年到绍兴十一年，决策核心发生了许多人事变动，宰相赵鼎也被秦桧所取代，但通过和议来为整顿家军开路这一基本路线，却始终没有发生变化。高宗已经狠下心来，一定要彻底解散家军，一定要建立起一支完全由自己掌控的庞大中央军。这一点，被视为是南宋政权走向成年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所以，在此期间，岳飞们在军事上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其实都是在挖自己命运的墙脚。他们对金人的军事压力越大，金人就越容易同意和议，他们自己最终的命运也就来得越快，这可以从两次和议的对比中看到。绍兴八年的和议，朝廷中的士大夫们分裂为赞同和反对两大派，彼此对抗；而到了绍兴十一年，却几乎没有士大夫出来反对。南宋学者吕中后来感慨地说：“向者之和，贤士大夫并起争之。今则无一人言之。”会变成这样，吕中认为是“诸将奏捷”的缘故—确实如此，绍兴八年朝廷还没有从淮西兵变中恢复过来，而绍兴十一年的拓皋之战，却已经彻底打消了金军渡过长江的念头。

所以，当岳飞在郾城大捷后极力请求继续扩大战果时，高宗却用十多道金牌把他召了回来。这里面起着决定性因素的，不是什么“投降派”之类的道德命题，而是南宋政府终于到了可以举行成人礼的时候了。

随后发生的事情耳熟能详。朝廷再次“杯酒释兵权”，用中央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的空头衔取消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的统军大权。

当张俊和韩世忠广置田宅，开始他们后半生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涯时，岳飞却被投进了临安府的国家最高监狱。这个结局其实早在绍兴七年就已经注定了。高宗一手将岳飞推上信任与权力的巅峰，又一手把他从这个巅峰踹了下来，岳飞因为自己性格上的缺陷，从来都没有表示过对高宗的谅解……一切就都已经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了。

至于什么与奸贼秦桧、万俟卨的过节，什么“莫须有”，什么“必杀岳飞，然后可和”……都已只是无足轻重的细节。数百年来，岳飞的死都被牢牢地拴系在“主战派”和“投降派”的标杆上面，无疑等同于挥动着道德的大旗，肆无忌惮地将历史从多元的立体，强奸成了苍白的平面。太多的人热衷于去追究所谓“杀害岳飞的真凶”，却始终只能来来回回在高宗与秦桧之间做道德鞭挞，同样也属于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绍兴十二年，世间已无岳少保。

高宗对大臣们兴奋地说：“今兵权归朝廷，朕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官无异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这场成人礼，终于完成了。

还有一件一直被忽略掉的事情。在解体了家军之后，朝廷的国库也同时接收了家军所经营的各项财源—家军长期盘踞地方，形成了就地养军的体制。从韩家军的财库里，国库接收到现钱100多万贯、米90多万石，镇江、扬州等地大酒库15处；岳家军的财库则有每年可以收160多万贯钱的14个酒库，每年可收钱41万多贯的博易场，以及每年可收稻谷18万石的田产。在高宗统治早期，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1000万贯，而到了统治末年，财政收入急骤膨胀，达到了6400多万贯。其中最主要的两笔收入，一是秦桧的“开源”，另一个就是对家军财政的接收。

也就是说，南宋王朝完成成人礼的两个必要条件—军队和财政，都必须在解体家军之后才能达成，岳飞的命运则在这种历史的必然里随波逐流。如果没有绍兴七年的曲折，他可以和韩世忠们一起终老于灯红酒绿；而有了那场曲折，他人生的终点，就只能是那造型古板的风波亭。

zss0917

高祖不惑于盗嫂之嫌而用陈平，宋人不能得尾生而复天下！乱世用将岂可择求全璧？
以岳飞的豪士性格根本就不适合为官，以南宋君臣的孬种作派根本就无法驾驭岳飞这样的军事奇才！南宋君臣的成人礼是完成了，而宋军暮气已成，根本无力北伐！以高宗皇帝的才志，也根本无望北伐！他是在甘心作南宋小朝廷苟延残喘直至灭亡和恢复故土任私人军队坐大形成如唐之藩镇割据的两难抉择中选择了前者！关起门来作皇帝，老子国内第一，向金服软有什么关系，后代兴亡干我何事！赵构就是这个心理。南宋初渡非无良臣贤相实无有为之君啊！无为之君有真贤良自不能取。是以岳飞枉死稼轩不遇，吾为千载英雄同声一哭！
我们这个民族的可悲命运似乎早已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