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封建时期竟然也有负责上 访工作的信访部门

禅海一粟

投诉公车，必须采纳
    中国从汉朝起就有接纳庶民来访的专职机构。两汉以公车署为中央信访接转机构的制度沿袭到魏晋南北朝，总体上看，该机构一直是君主于行政、司法乃至监察系统以外直接了解社情民意的管道。如北魏文成帝在太安元年（455年）发过一个诏书，道是特派尚书穆伏真等30人巡行州郡，民众对地方长官或褒或贬及冤屈等事，可以直接向这些中央特使反映，如果“使者受财，断察不平，听诣公车上诉”，就是说假定巡视团也腐败了，还有一条赴公车投诉的门路。
    再如北齐制度，凡行政系统不予受理，而当事人认为有枉屈要申诉的，公车署必须接纳；倘判定应予奏闻的，就要递呈皇帝。
“细民言事，咸为申达”
    作为君主耳目之设和知达下情的信访接转机构，汉魏南北朝的公车署前，大多竖有谤木和肺石当作标志。后来又添置了在朝堂外设登闻鼓的措施，取名“登闻”，意思是臣民有谏议或冤情要诉，却遭压制，可以径去阙前击鼓，登时上闻。 《晋书·卫瑾传》里有“挝登闻鼓”的描述，说明晋时已有。北魏太武帝也曾有“阙左悬登闻鼓以达冤人”的诏令，是承袭前朝，其后唐宋因之，一直存在到明代。
    南朝的梁武帝尤擅显示关心民瘼，多次颁诏解说“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的道理，要求各级政府必须做到“细民有言事者，咸为申达”。他刚即位时还有个创新，诏令“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凡批评时政、谠言谏议而当官者不肯代为奏闻的，可以投书谤木函中，凡受豪门欺凌、官长压制而“欲自申”的，可以投书肺石函。由于这两个信箱都是密封的，写信人可以相信它能不受任何阻隔地直呈御览。
来京，疏导管理
    唐初君臣惩于杨隋二世而亡的教训，对全面而随时了解下情的重要性大多有清醒认识。武则天对下情上通更为重视，有个参加徐敬业叛乱而获免的鱼保家为表忠诚，写信给她，“请铸铜为匦以受天下密奏”，其实就是梁武帝搞大信箱的办法。
    铜匦放在开放性的庙堂上，并设匦使院为专职机构，选谏议大夫、补阙等言官为知匦使，专管接受来信来访；侍御史等为理匦使，专司受理分析和据状奏闻。后来中书门下、御史台也择员参与知匦理匦，使成为一个具有较高专业水平的信访受理班底。
    再如，当时尚无全国联网的民办邮政，如果不能托人代为投匦，许多从外地来京投匦者的性质其实就是“”，假如疏导管理不当，也是令人挠头的问题。对此，唐文宗时任理匦使的李中敏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搞了一套措施，大抵是：凡来投函者进入光顺门时，应该由负责京师治安的金吾卫问明姓名住居去处，或由金吾“责定住处”，匦使院收状后，“便差院子（杂役）审复”，再照会京兆府备案，既方便本司及有关部门在受理时“或要召问”，又避免了外地来京人员任意行止的无序化。“如过旬日无处分，即任东西”，大概就是若在十天期限内没有答复，便要离京等候结果。
要投诉，先付钱
    此外，投匦还要付费。《客语》云：“凡投匦有费。谓如投匦，亲事官每名两贯文，大率费不下一二万。 ”制度：登闻院收到上书后，除事关紧急  约时通进外，要把投函放进特制的铜匣里，按五日一通进的规定，送进宫内，负责抬、背铜匣进宫出宫的吏卒就称“亲事官”。假如这项工作至少有两个亲事官搭配做，那么投匦一次的付费就是四贯文即四千钱。比照《宋会要》记载的“和买夏税纳绢每匹折纳价钱二贯文足”，就是两匹绢的价值。这还是政府的 “和买”价，市价又过于此，可见上书的代价不低。惟既然每年能收费 “不下一二万”，说明上书者还是不少。
    这种“亲事官”都由皇城司即宫城警卫局属下的禁卒充任，并不属于登闻院编制。这样看来，付款投匦多半不是祖宗定制，而是皇城司自己搞出来的收费项目吧。由于这笔可观的进项既打不进登闻院的“机关收入”，也非亲事官个人所得，故《客语》又说：“而两院及亲事官等不喜人来投[匦]，多深藏匦，置人所不见处。 ”仅从这些障碍来评判，上比汉唐，下比明清，北宋信访机构的衙门作风大概是最严重的。 （黄艾华摘自《官场那些道儿》  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作者完颜绍元）

潘次斌

呵呵，历史颇为有趣啊。每次的进步都是几百年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