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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顿在物理学和数学上的成就是前人无法比拟的,在当世即享有极高的荣誉,或者正因为如此,造成了他晚年的刚愎自负。莱布尼兹与牛顿几乎同时独立创立了微积分,但因为莱氏比牛顿早三年发表论文,而牛顿比莱氏早十年得出成果,牛顿斥责莱氏剽窃了其成果,在世时不断以微积分方面的难题挑战和攻讦对方,去世后双方弟子及追随者继续争执,直接导致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数学交流中断近百年。
随着科学声誉的提高,牛顿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升。1689年,他当选为国会议员,逐渐开始疏远给他带来巨大成就的科学,并致力于对神学和宗教的研究,他否定哲学的意义,迷信上帝,埋头于以神学为题材的著作创作。同时,他的大量时间花费在了和同时代的著名科学家如胡克、莱布尼兹等进行科学优先权的争论上。
晚年的牛顿在伦敦过着富丽堂皇的生活,1699年被任为英国造币厂厂长,1705年他被安妮女王封为贵族。他担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在任职的二十四年里以铁拳统治着学会,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被选举。许多优秀青年科学家都是在牛顿逝世后才得以进入皇家学会。
牛顿有句名言:“我之所以比别人看得更远,是因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如此一个谦虚严谨的科学家在其人生的最后三十年却几乎成了科学敌人的化身。只能说,是政治、金钱和荣誉毁了一个伟大科学家的后半生。在学术腐败和学官现象泛滥的今天,这是否应该让我国的知识分子和有关部门引以为戒?
学而优而谨于仕应该是知识分子保持其创新生命和人格魅力的重要条件,一旦将科学研究与仕途、政治牵扯,很少有不发生悲剧的。同为划时代的科学巨匠,爱因斯坦对政治和金钱乃至荣誉的态度就截然不同,他关心政治也参与政治,但完全源于热爱和平,对待金钱和荣誉更是保持高度的冷静和戒备,他一生有很多次机会走上仕途,甚至成为以色列国的总统,但是都理智的拒绝了。正因为如此,一直到逝世,爱氏都活跃在物理学研究的最前沿阵地。
夜莺本来是用来歌唱的,不适宜司晨,寒号鸟倒是多面手,却只是鼯鼠五技。少数科学工作者确实也具备相应的行政能力,更多的学者却应该对自身保持清醒的认识。然而“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国内由来以久,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体制,要改变怕也不容易,确实令人忧虑。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谢联辉直言,“学术腐败”、“学官现象”,是对教育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一种腐蚀。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会“遗传”、影响到今后几代人做学问的品质和素质。(见3月9日《中国青年报》)
三百年前的牛顿,好歹也是完成了一位伟大科学家的成就之后才与政治、金钱和荣誉发生了关系,瑕不掩瑜。如今的一些学官们,成就不如牛顿的千分之一,其腐败丑闻、学霸现象却层出不穷,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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