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皆英雄――宋太宗的北伐与萧太后的南征

禅海一粟

宋朝初期的文人柳开（字仲途，河北大名人），他的文名远远不如稍后的北宋大词人柳永那样千古流传，但他的古文一矫五代靡华文体，理古意高，为宋代欧阳修等大儒所钦慕。
　　柳开文章率多“古拙”，惟独一篇《代王昭君谢汉帝疏》，立意幽远，文笔洒脱，幽默之中潜藏愤惋，哀痛之中多蕴讥讽，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
　　　　“臣妾（王昭君自称）奉诏出妻单于，众谓臣妾有怨愤之心，是不知臣妾之意也。臣妾今因行，敢谢陛下以言，用明臣妾之心无怨愤也。
　　　　“夫自古妇人，虽有贤异之才，奇畯之能，皆受制于男子之下，妇人抑挫至死，亦罔敢雪于心；况幽闭殿廷，备职禁苑，悲伤自负，生平不意者哉！臣妾少奉明选，得列嫔御；虽年华代谢，芳时易失，未尝敢尤怨于天人；纵绝幸于明主，虚老于深宫，臣妾知命之如是也。不期国家以戎虏未庭，干戈尚炽，胡马南牧，圣君北忧，虑烦师征，用竭民力；征前帝之事，兴和亲之策，出臣妾于掖垣，妻匈奴于沙漠，斯乃国家深思远谋，简劳省费之大计也（暗讽大臣不能用命，致使国家以妇人和亲）。臣妾安敢不行矣。况臣妾一妇人，不能违陛下之命也。
　　　　“今所以谢陛下者，以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戈，静边戍，是大臣之事也。食陛下之重禄，居陛下之崇位者，曰相，宜为陛下谋之；曰将，宜为陛下伐之。今用臣妾以和于戎，朝廷息轸顾之忧，疆场无侵之患，尽系于臣妾也。是大臣之事，一旦之功，移于臣妾之身矣。臣妾始以幽闭为心，宠幸是望，今反有安国家，定社稷，息兵戎，静边戍之名，垂于万代，是臣妾何有于怨愤也。（将相无能，妇人出塞，昭君其实非常怨愤）愿陛下宫闱中复有如妾者，臣妾身死之后，用妻于单于，则国安危之事，复何足虑于陛下之心乎！
　　　　“陛下以此安危系于臣妾一妇人，臣妾敢无辞以谢陛下也！”
　　柳开其人，系宋初一淳儒，细读其文，此人实则大有辛辣诙谐之风。此篇看系“无厘头”，“替”古代和亲美女王昭君撰写临行前向皇帝的“告别信”，无非是传达这样一种信息：“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和蕃》诗，与柳开的“代疏”其实是同一个含义。
　　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君臣以“先南后北”的政治方针，逐个拨掉南方各地的割据小国，然心腹之患，夙夜之叹，仍然是雄踞北方而且占据幽云十六州的辽朝。柳开此文，正是委婉提醒宋朝君臣不要仿效汉朝皇帝类似“和亲”的怯懦政策，以免招致后世的讥笑。
　　考据辽朝之兴，与中国历史上五代的后梁几乎同步，直到金朝的崛起才给这个“国家”以永劫不复的一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与后唐常有战争发生，负多胜少，鲜有机会踏足中原地区。即便如此，当时吴越的割据者钱鏐很有“远见”，于公元915年就曾派人迢迢万里向阿保机“入贡”。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契丹人很是风光，沙陀人石敬瑭为了代后唐而起，不惜给比自己小数岁的耶律德光当“儿子”，割让燕云十六州之战略要地，种下中原王朝数百年祸端。后来，耶律德光又亲自率军灭掉不听话的后晋，生俘末帝石重贵。刘知远建后汉，也不得不向辽国称臣纳贡。同时，江南的南唐国主李昇也“遣使来贡”。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刘知远的儿子刘崇在太原又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北汉”，仍旧给辽朝当“儿皇帝”。
　　后周时代，辽朝皇帝正值穆宗时期，此人昏庸嗜酒，残暴好杀，但辽朝国力并未显现突然的颓势，故而郭威一直未敢打北伐的主意。后周世宗柴荣继位，曾大败北汉主刘崇于高平原，但接下来的晋阳之战，师老城下，又值溽暑疾疫，后周军队最终狼狈撤离，废损军人、辎重无算，失败而归。后来，周世宗采纳王朴“先南后北”策略，攻下后蜀、南唐数州要地，一时间“诸国皆惧”。在后周即将统一江南时，辽朝兴兵击北，屡屡侵扰。周世宗挟数万精师，下定决心伐击辽朝。人算不如天算，公元959年，周世宗出军不到五十天，几乎兵不血刃，就攻下易、英、瀛三州之地，正拟大举进攻幽州，世宗皇帝却忽遇暴疾，不得不下令班师。
　　宋太祖建立宋朝后，先后灭掉荆南、湖南、后蜀、南汉、南唐等割据政权，迫使泉漳和吴越也俯首归命，观其庙算，仍旧蹈袭后周世宗“先南后北”的战略。“中国（中原王朝）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虚竭，必先取西川，次及荆、江南，则国用富饶矣。今之勍敌，正在契丹……河东（北汉）正扼西蕃（辽朝），若逐取河东，便与西蕃接界，莫若且存（刘）继元，为我屏翰，俟我完实，取之未晚。”宋太祖一番议论，确实与宋初当时的实际情况相符。北汉作为宋与辽之间的缓冲地带，暂时让它存在也是计谋之一。宋太祖在征南战争期间，与辽朝基本上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策略，契丹入寇则严拒，但平时严禁边境宋兵主动挑衅对方。当然，开宝二年（公元969年），宋太祖也曾亲征过北汉，并在阳曲和定州大败过来救援的辽朝军队。最终，仍旧因为太原城坚墙厚，又恐契丹大军后至，宋军还是未沾什么大便宜，掉头而去。
　　审时度势，当时的北宋确实没有力量贸然与辽朝相敌。军事方面，宋朝在开宝年间总军力达三十多万，但极其缺乏马匹；反观辽朝，传统的游牧民族，有轻骑约五十万众，雄视北方，又皆为能征惯战之士。经济方面，承五代乱世之余，宋初的经济实力可以用“捉襟见肘”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加之连年兴兵，赋税难出，支撑大规模的消耗战根本无望。辽朝方面，“幅员万里”，“冀北宜马，海滨宜盐”，特别是燕云十六州之地，人口众多，赋税来源丰富，连幽州也成为辽朝的“南京”。北汉与宋朝开仗，辽朝竟能一次就拿出二十万斛栗对这个附庸国进行支援，可以想见其经济实力。直到南方统一后，赵匡胤才在开宝九年（公元976）年秋命令党进、潘美等大将兵分五路，准备统一北方。唇齿相依，辽朝方面派大将耶律沙提大军入援，双方小规模地进行了一些接触战，宋军不敌，退军而还。从许多迹象表明，这次出军仅仅是宋太祖的试探性进攻。不巧的是，同年年底，宋太祖就暴崩，没有实现他一统北方的大业。
　　书生总爱纸上谈兵。南宋的陆游就曾对宋太祖“先南后北”之举表示不满，认为宋太祖首先用兵南方诸地，使得师老兵疲，最终在打北汉时已经力不从心。大儒王夫之也曾探究过宋太祖首先北伐的可能性，认为赵匡胤如果一开始就率大军与辽朝争衡，说不定会有所成功。……所有这些议论，皆是事后诸葛亮，因为历史不能假设。即使在周世宗所向皆捷的情况下，当时的中原军队并未真正与契丹劲旅交过手。天假其年，如果世宗不得暴疾，后周军队得以继续北上，鹿死谁手，还真不能判定。乍胜乍败，也是兵家常事。赵匡胤建宋之初，国祚未稳，假使他挥兵北伐，万一有个闪失，很可能国内立即发生兵变什么的，这种巨大的风险是王朝开国者冒不起的。所以，笔者以为，宋太祖先南后北之策，在当时也合情合理。
　　
　　
　　降旗飘出太原城――宋太宗攻灭北汉
　　　　宋太宗赵光义得位不正，很想建立不世之功以立根本。此情此想，与唐太宗弑兄杀弟后的境遇极其相似。南方割据诸国均已拔掉，北汉自然是宋太宗第一个下刀的目标。当然，这块肉非常不好切，北汉虽弹丸小国，其身后却是强大的契丹。
　　　　宋太宗伐北汉，经济上已经不用发愁。赵匡胤时代，“太祖别置封桩库，尝密谓近臣曰：‘石晋（后晋石敬塘）割幽燕以赂契丹，使一方之人独限外境，朕甚悯之。欲俟斯库所蓄满三五十万，即遣使与契丹约，苟能归我土地民庶，则当尽此金帛充其赎值。如曰不可，朕将散滞财，募勇士，俾图攻取耳。’”这么一大笔财富，宋太宗一上台就刚好用上。他把兄皇所置的封桩库改为内藏库，表示说此举非为“自供嗜好”，而是要储积以待时缺。当然，宋太宗看见封桩库内“金帛如山”，对兄皇“储积太过”很有微词，“先帝每焦心劳虑，以经费为念，何其过也！”宋老三啧啧之余，慨叹这么多的财帛“何能用尽”，显然是刚当家不知柴米贵，只要一打仗，金银粮帛就会水一般哗哗淌出去。
　　　　赵光义征北汉之前，颇有疑虑，他问大臣曹彬：“周世宗与本朝太祖皇帝，皆亲征太原而不克，难道是因为其城池太过坚牢而不能接近吗？”曹彬老将，经验丰富，回答：“周世宗时，大将史超在石岭关一战即败，人情震恐，不得不还军；太祖扎营于甘草地中，军人因水土原因多得腹疾下泄，也只得提军而返。太原城池虽坚完，但并非想象中那样不可攻克。”由此，宋太宗北伐之意遂决。宰相薛居正等人劝谏，不听。于是，宋朝遣潘美、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等大将，率各路兵直趋太原。
　　宋初时一直与契丹有和约，乍闻宋朝伐北汉，契丹君臣还真下一大跳，忙遣使来问：“何名而伐（北汉）也？”太宗血气方刚，拍胸脯言道：“河东（北汉）逆命，正应兴师问罪！如北朝（契丹）不援，和约如故；否则，只有兵戎相见！”此种豪言壮语，宋朝自太宗以后的近三百年间再也听不到半句！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车驾发自汴京，亲征北汉。途中，有一“花絮”可表：师次澶州，有一名县级文官于路中献策言事，此人姓宋名捷。“宋捷，宋捷，宋朝大捷！”太宗见此姓名高兴，认定必克北汉。
　　　　北汉的“皇帝”，此时是刘继元在位。当初，宋太祖开国，当时的国主刘钧曾一度生出妄念，想重拾后汉旧河山，与李筠联合，结果是大败而返。宋太祖曾遣人转告他：“君家（你们刘氏）与周氏（后周）为世仇，互相争杀也合情理。我大宋朝与你并无前嫌，何必因一家一姓之故困一方之人？如果你有志于中原，可以率军下太行山与我一决胜负。”刘钧学得也乖，派人回复说：“河东（北汉）土地甲兵不足以当中国（中原王朝），我刘钧一家并非叛贼出身，守此区区之地，只是担心（北）汉社稷无人祭祀罢了。”如此低三下气装孙子，让宋太祖不得不“哀其言”，起了恻隐之心，对来人讲：“替我告诉刘钧，放他一条生路。”所以，刘钧在世时，宋朝果然未曾出兵进攻。刘钧日子很难过，南怕宋兵来打，北畏契丹逼迫，“终以势力窘弱，忧愤成疾”，没多久就死了，可以说是吓死的，也可以说是急死的，年仅四十三。刘钧个人无子，继位的是他外甥刘继恩。刘继恩本姓薛，年幼时被刘钧养为已子。仅仅两个月，刘继恩被人暗杀，其弟刘继元被众人推立。所以，北汉现在的继承人，实际上已经不是真正的沙陀刘氏后人。刘继恩的生父薛钊本一莽撞军汉，娶北汉“高祖”刘崇之女为妻，一次酒醉，差点把“公主”一刀剁死，酒醒之后，薛军爷知道自己闯祸，畏罪自刭而死。公主再嫁一个姓何的，生下刘继元，所以这位北汉主原名应叫何继元。公主真乃一大扫箒星，不久何军爷也病死，小继元也为刘钧养为已子。
　　　　辽朝得知宋朝出兵，马上派出北院大王耶律奚底率兵守燕地，以南府宰相耶律沙等人率军入援北汉。
　　宋朝的云州观察使郭进沙场宿将，早已率军于石岭南（今山西阳曲附近）扼守。辽朝耶律沙率前部人马行至白马岭，隔一条阔涧，正好看见宋军严阵已待。耶律沙想等后军赶至再进攻，但监军的辽朝宗室冀王耶律敌烈等人贪功，认定要趁宋军立足未稳，马上出击。于是，耶律沙只得下令辽兵进攻。倘若在平原，人如猛虎马如龙的辽军精骑忽然冲锋，肯定占尽大便宜。山地崎岖，前面又是一条大涧横亘，辽兵丧失了突然发威的冲力，或下马，或边试水深边前行。未等这些下半身皆湿的辽军上岸，郭进率宋军迎头猛击，大败辽军。耶律敌烈父子以及耶律沙的儿子均被杀死，耶律沙个人勉强逃得一命。宋军穷追不舍，如果不是辽朝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及时带兵赶到，用劲弩射退宋兵，耶律沙等人也要被宋军割去人头。
　　此战克捷，各路辽军气沮，纷纷退军。刘继元惊惶之下，又派秘使把告急乞师信塞进蜡丸插入发髻之中，潜出太原城向辽朝方面狂奔。半路，北汉秘使为郭进逮个正着，“徇于（太原）城下，城中之气始夺矣。”不久，北汉的驸马都尉卢俊从代州遣人向辽朝告急，“辽人败衄之余，不能再发兵求（北汉）”。
　　　　宋军得势不饶人，连克太原周边重镇及战略要地。五月下旬，宋太宗个人也赶至太原城下，慰劳诸将，指挥攻城。
　　“先是，帝（太宗）选诸军勇士数百人，教以剑舞，皆能掷剑于空中，跃其身左右承之，见者无不恐惧。”契丹使节至宋廷，便殿赐宴时，这数百“杂技”军士“袒裼鼓躁，挥刃而入，跳掷承接，曲尽其妙。”吓得身为文臣的契丹来使“不敢正视”。这一队杂技英豪，又被宋太宗带至太原城下，攻城之前，在空地上飞抛利刃，左闪右腾，或以鞘承，或以手接，满天空飞利刃，“城上人望之破胆。”
　　宋太宗个人亲擐甲胄，不避矢石，亲自指挥攻城。宋军见皇帝亲自坐阵，“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刘继元帐下将校有不少人踰城投降，北汉守军渐渐不支。
　　宋太宗亲自草诏劝谕：“越王、吴王献地归朝，或授以大藩，或位列上将，臣僚、子弟皆享官封，（刘）继元但速降，必保始终富贵！”
　　为了防止攻城宋军因伤亡生怒而屠城，宋太宗还指挥军队暂缓攻城。穷窘至极，北汉主刘继元只得亲自于城北投降。赵光义没有食言，释罪不杀，授刘继元可检校太师，封彭城郡公，“给赐甚厚”。至此，宋朝灭北汉，得十州之地，共有三万五千多户。
　　刘继元虽是个动辄族杀臣下全家的暴君，投降后活得还不错，淳化二年（公元991年）病死，临终把三岁儿子刘三猪托付给宋太宗照顾。当时刘三猪才六岁，宋太宗“恻然哀之”，赐三猪名为“守节”，授西京作坊副使，家居赐禄，好好养了起来。刘继元乃一暗弱庸识之人，故而在太宗之世得以好死。攻克太原后，赵光义下诏平毁太原坚城，改为“平晋县”，并派兵纵火尽焚太原庐舍，“老弱趋城门不及，焚死者甚众”，可见，对于太原兵民的抵拒，太宗心中仍有好大一股邪火。
　　　　平灭北汉，乍看上去乃宋太宗一大成功。其实，福兮祸兮，不能光看一时一地之得失。北汉蕞尔小国，于宋朝而言，大敌乃契丹辽朝。如果宋太宗亲征北伐，首先攻下幽州，平定燕地，北汉必为掌中之物，弓矢不发就可能一举得之。此种战略，宋太祖在世时已经与赵普等文臣达成共识，“太宗（赵光义）一日忘其本谋，急于伐（北）汉，尽锐坚城之下，仅能克之。师已老矣，复议攻燕，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缯。一败（高梁河之役）而没世不振，再举再失利（雍熙北征），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势，倒行求前，以致颠蹶也。”（陈邦瞻）可见，宋太宗急于求成，舍本取末，灭北汉得不偿失，已经为日后的伐辽失败埋下一大伏笔。
　　平北汉之事，还需交待一下在石岭关一带大败契丹军的宋朝大将郭进。郭进自少年时代起就“倜傥任气”，在后汉高祖刘知远帐下当兵，以军功发迹。宋朝立国后，郭进一直被委以重任独当一面，与北汉接境相持。郭将军虽有材干，“然性喜杀，士卒小违令，必罪于死，居家御婢仆亦然。”所以，宋太祖每次向派往河东的兵将训话，总是好生告诫：“汝辈一定要小心奉法，犯我手里可能会获宽免，犯在郭进之手想必难活！”有小校得罪郭进，逃入京城诬告郭进谋反，宋太祖派人把此人押送郭进处理。郭进“能以权道任人”，对这个小校说：“你敢入京告我，真有胆气。我现在不杀你，放你还军，如果能破并寇（北汉军），我马上荐你入朝为官；如果失败，你也可以投附河东得以求活。”小校闻言，“踊跃听命”，率一股队伍突出，果然击败一大股北汉军，斩敌甚众。郭进不食言，马上推荐他入汴京升官。“太祖从之”。如此严毅威猛大将军，又获平北汉却辽军第一功，却屡受当时任监军的田钦祚欺凌。“（郭）进武人，性刚烈，战功高，心不能甘，自缢死。”堂堂大将军，竟然被“政委”气得上吊，确实不值。宋初监军并非宦官，这位田钦祚也在太祖一朝立功甚多，然而“性阴狡，多所忤犯，好狎侮同列，人皆恶之。”田钦祚上奏，谎称郭进暴病而死，“太宗悼惜久之”。后来，郭进受逼自缢一事事发，田钦祚被贬为房州团练使，后又远窜瘴气多发的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