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水第4期

心易学

--目录-- ·〖名词与术语〗 水龙……………………………………………………………………1 水口……………………………………………………………………2·〖理论与源流〗 明清：风水术之泛滥…………………………………………………4 当代：风水术之沉浮…………………………………………………5·〖经典与文献〗 十八格局 曲水朝堂格……………………………………………………………6·〖实践与运用〗 中国风水学与地理学…………………………………………………7 --〖术语与文献〗-- 水 龙 “山水为乾坤二大神器，有山之龙，亦有水之龙。只看山，不看水，算不上是好的风水师。”风水先生如是说。 《管氏地理指蒙》卷三对我国的水龙作了宏观的介绍：“龙探其祖，水溯其源，探其祖固贵，其入首之兴宗，溯其源尤严。夫出口之归替，北以河汾为宗，东以江海为宗，西以川洛为宗，南以闽浙为宗。谓山不独贵承其宗，水亦各有其祖宗也。河水出昆仑山，汾水出太原，晋阳山，江水出眠山，洛水出家岭，浙水出歙县玉山。”这些提法虽然不确切，但却勾勒出我国水势的来龙去脉。 风水先生又认为，天下之水，唯有黄河之水发源最远，但河水汹涌，造化不可妄测。河水四时皆浊，五百年一澄清，明主应之。这是一种历史循环论的观点。又认为长江为四渎之长，其势浩荡，九曲肠回，所以南京成为天下都会。这又是地理决定论观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为什么从宜昌至武汉一段如此屈抱，而武汉怎么没能成为都会。而长江一泻不止，在南京也不回顾，南京却成了六朝故都。 山龙和水龙是什么关系呢?山有行止，水分向背，乘其所来，从其所会。寻龙点穴，先观水势。观水之法，凡两水之中必可观山。水会即龙尽，水交则龙止。水飞走则生气散，水融注则内气聚。水为龙之血脉，穴之外气。龙非水送，无以明其来；穴非水界，无以明其止。凡属龙穴，端赖水为证应。山管人丁水管财，山水都造福于人。这里，水即水龙，龙即山龙。谈到龙，就必然扯到穴。《管氏地理指蒙》卷十云：“产龙长者水会于江湖，龙短者水会于溪涧……以千百里之势为襟带者，其气概自可见矣。然亦有穴结于此而水媚于彼者，穴上虽不见水，暗拱之势为力更大，不可谓非将相之穴也。” 水龙有分有合有聚。水自穴前一分合，至龙虎所交二分合，少祖山处三分合。小合为小明堂，大合为大明堂。合聚之水，又有许多分类，十分复杂。如： 太极晕水，远看则有，近看则无，圆晕在微茫隐显之间。 天心水，穴前明堂正中的天心处有融聚不涸之水。 真应水，穴前应真龙结作之水。 缘储水，穴之四周的积水。 朝怀水，层层投入穴怀之水。 此外，又有聚面水、卫身水、荡胸水、穿臂水、割脚水、淋头如绕带形，不但荣华及富贵，满门和顺世康宁。屈曲之玄号水 城，盘桓故宅似多情，贵人朝堂官极品，更夸世代有名声。峻急直流号本城，势如冲射最有凶，军贼流离及少死，贫穷困苦又伶汀。破碎尖斜号火城，或如交剑急流争，更兼湍激声澎湃，不须此处觅佳城。方正圆平号主土城，有吉有凶要详明，悠扬深涨斯为美，争流响峻贼非轻。这五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由风水先生任意指划解释，没有一定标准。五城为什么与人的吉凶有关系?也说不出所以然。“五城说”的作用无非是使风水术更加迷信罢了！ 水 口 水口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读读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晋朝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个渔民划着一条小舟沿溪而行，忘记走了多远，忽然逢到一片桃林。那桃林夹岸而生，桃林的尽头在溪水发源之处，这儿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个不大的山口，渔民便舍船登岸，由山口钻入。开始口内十分狭窄，刚能挤过一个人。又走了几十步，突然明亮开阔了。眼前出现了平旷的土地，整齐的房舍，肥沃的良田，清澈的池塘。田间小路纵横，鸡鸣大吠，人们身闲心安，自得其乐。渔人在此受到感情朴实的款待，住了几天才回家。等再想到桃花源中去游玩，又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通路。这个故事虽然有些离奇，但却是我们了解水口的最好注脚。 水口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来读读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晋朝太元年间，武陵郡有个渔民划着一条小舟沿溪而行，忘记走了多远，忽然逢到一片桃林。那桃林夹岸而生，桃林的尽头在溪水发源之处，这儿有一座小山，山上有个不大的山口，渔民便舍船登岸，由山口钻入。开始口内十分狭窄，刚能挤过一个人。又走了几十步，突然明亮开阔了。眼前出现了乎旷的土地，整齐的房舍，肥沃的良田，清澈的池塘。田间小路纵横，鸡鸣大吠，人们身闲心安，自得其乐。渔人在此受到感情朴实的款待，住了几天才回家。等再想到桃花源中去游玩，又迷失了方向，再也找不到通路。这个故事虽然有些离奇，但却是我们了解水口的最好注脚。 水口是相地的重要内容。所谓水口，就是在某一地区水流进或水流出的地方，一般指出水口。凡水来之处谓之天门，若一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处谓之地户，不见水去谓之地户闭。源宜朝抱有情，不宜直射关闭。去口宣关闭紧密，最怕直去无收。 水流去处的两岸之山，称为水口砂。水口若无砂。则水势直奔而出。砂要周密交结，狭塞高拱、犬牙相错、群鹅相攒、高峰特立、异石挺拔。其形如印笛、禽兽、龟蛇、旗鼓。其势如猛将当关、卫士护驾、车马盈塞、剑戟森立。凡重叠不计其数、迂回至数十里，有罗星、华表、捍门、北表、关砂排列的，属于水口砂的贵格。 为什么说这样的水口砂为贵格呢?这是以山水喻人情。山水情意顾内、横截逆转，犹如人步步回头，恋恋不舍。山水层层排列、密密集集，犹如人团团朝拱、簇簇拥拥。从生活需要看，四周的水越多，资源越丰富。所以风水先生说：水主财，门开则财来，户闭则财用不竭。 水口的范围有大有小。从水入至水出，水所流经的地区即是水口的范围。《入地眼图说》卷七《水口》云：“自一里至六、七十里或二、三十余里，而山和水有情，朝拱在内，必结大地；若收十余里者，亦为大地；收五、六里、七、八里者，为中地；若收一、二里地者，不过一山一水人财地耳。”这就是说水口范围与富贵成正比例。水口包容的地面越大，所能承受的容积越大， 造福的涵盖面越大。水口的概念是相对的，大水口内有小水白，许多小水口的面积构成大水口面积。每村有村里的水口，每县有县里的水口，每省有省里的水口。有水就有水口，有水口就圈定出一特定地围，依地围而讨论吉凶，讨论人与环境的关系，这种方法是可取的。 我国地势西高东低，通常情况下，入水之口多在西北，出水之口在东南。风水术以西为尊，西来之水为吉，出水之口在、东南亦为吉。风水罗盘上巽位表示东南，属吉方，我国农村乡镇的出水之口多在东南，并且有特定的标志。一般有桥梁、大树、词庙立在水口，这些标志是不能损坏的，它关系吉凶。不仅风水先生，即使是村民亦如是说。 以桥梁为例。桥梁不仅是交通设施，也是村镇居民进出的咽喉；反映村镇面貌的窗口。桥梁内是一个小世界，桥梁外又是一个大世界。桥梁如果被大水冲坏了，预兆着不幸的事将要发生。因此，农村中修宗谱都要记桥梁，把桥梁作为地理的重要标志。徽州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记载地形说：“东流出水口桥，建亭其上以扼要冲，而下注方塘以入大溪为村中一大水口，桥之东有长堤绵豆里许，上有古松树十株。”民间常常为桥梁设置引起纠纷，福建蓬岛《郭氏宗谱》记载一件诉讼案：“安民桥，我蓬岛之关键也，左收新桥龙州诸水而过于面，右收后寮新宫诸水而入于怀，盖以东北之水涧而冲，东南之大涧最有关系于我郭之风者也。……邻乡听地师之讹言，以为此桥利于郭不利于邻，遂以逼近伊乡为嫌，力阻挡，致讼公庭。” 何晓听在他的《风水探源》一书对水口理论和营建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它类似现代建筑中的给排水，但作用与象征意义又远非给水排水所能比及。水口很值得现代建筑学、建筑美学、建筑心理学、建筑环境景观学乃至建筑卫生学来共同探讨和发掘。”他这是从建筑角度提出了研究水口的重要性。 我们认为，水口营建是我国农村普遍采用的村镇建设模式。由于我国是一个多山多水的农业国，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人们采取水口营建，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方便，必然要考虑人与山水的关系，这样，就有了水口营建。人们不能任意建立村落，村落要发展下去，必然要选择最佳环境。因此，水口营建的理论和实践对我国农村建设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几千年来，我们的先民以小生产的生产方式生活在“小国寡民”的水口范围内，一村一姓，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爱护一山一水，熟悉一草一木，尊老爱幼，传宗接代，不与人争，少与人往，心理稳定，民风纯朴，怕然自乐，构成了封建社会的细胞，创造了封建社会的繁荣。但是，这种水口营建无疑是把人们圈围起来，建立起相互隔绝的高墙。它妨碍了人们的视线，束缚了人们的双脚，影响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它使人们的知识停滞不前，科技得不到传播，思想顽固、僵化、保守。桃花源中的人只知道秦朝，向渔人打听外面是秦朝的第几代皇帝，根本不知道有个汉朝，更不知道魏朝和晋朝，这是多么的闭塞2按照系统论观点，一个村就是一个关闭的黑箱，或者说是半封闭的灰籍，这样的社会细胞是不利于社会前进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水口时，既要看到它对封建社会所起的作用，看到它在建立村落所主张的合理观点，又要看到它所造成的保守性和局限性，使水口的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生活和社会进步中推陈出新，发挥作用。 --〖理论与源流〗-- 明清：风水术之泛滥 明代 明清地学，首屈一指当推《徐霞客游记》。徐霞客一生好访名山大川，他北抵晋冀，南尽粤桂，东至浙闽，西极黔滇。潘耒在为《徐霞客游记》的序文介绍徐的游历时说：“其行不从官道，但有名胜，辄迂回屈曲以寻之；先审势山脉如何去来，水脉如何分合；既得大势，然后一丘一壑，支搜节讨。登不必有经， 荒榛密管，无不穿也；涉不必有津，冲湍恶泷，无不绝也。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途穷不忧，行误不悔。限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徐霞客是一位前无古人的地理学家，也可以称他为相地大师，他不是从事风水术性质的相地，而是科学意义的相地。他对岩溶、流水、地貌等问题作出了科学的解释。他在楚地考察时，老百姓说麻叶洞中有“神龙”，徐不相信，亲自“持束炬入”“蛇伏以进”，使洞外守视者大为惊叹。1990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科学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杨文衡先生撰写了《徐霞客的风水思想和活动》一文提交大会，说明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徐霞客与风水”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地学上也有贡献。顾炎武撰写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地脉》《形胜》《风土》等篇目，对舆地山川作了有益的探讨。他论述徐州地形时说：“徐州境内之山，自西南来，连络东趋，以极于海。其河自西北至，萦洄南注，以达于淮；二洪龈龉。横绝乎前；四山连属，合围乎其外；襟带江淮，上游雄视；枕联河洛，万塑为宗旨；昔人所称东方一形胜焉，信不诬者矣。”顾炎武不相信风水术，但却认定地形地势确有上乘风水、他的论述为风水师们所利用。 谈到明清相地，还有必要介绍明末吴江人计成撰写的《园冶》一书。此书在清代268年间寂然无闻：直到日本造园界发现并推崇后，才引起国内学术界重视，奉为经典。《园冶》有三卷十篇，卷一有兴造论、园说及相地、立基、屋宇、装折四篇。卷二述栏杆。卷三有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六篇。计成主张“必先相地立基，然后定其间进。”他认为“相地合宜，构园得体。”《相地篇》分有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共六目。提出相地要看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但是，他与风水先生相地有很大区别，主张因地制宜，任其自然。园基应不拘方向，地势自成高低，该圆就圆，该方就方，以成天然之趣。计成的相地理论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回过头，让我们来看看明代的风水术： 朱元璋建都金陵(南京)，为都城的风水花了不少精力。金陵城外诸山，都面向城内，有朝拱之意。只是牛首山和太平门外的花山，背对城垣，独无拱卫之意，朱元璋为此怅然不乐。传说他命刑部带着刑具，将牛首山痛打一百棍，又于形象如牛首处凿石数孔，用铁索锁转，使之形势向内。又让人在花山肆行采樵，不让有翠微生色。朱元漳曾有意建都北平，认为北平依山凭眺，俯视中原。近接陕中尧、舜、周文之脉，远树控制边外之威，较之金陵更加雄壮。但是，大臣们认为，元朝建都北平，地气已尽。南京是兴王本基，且宫殿已成，何必改图，且古云“在德不在险”，加上战事还未最后结束，不要移都北平。朱元障这个出身于游方和尚的皇帝只好作罢。 后来，明成祖还是把都城迁到北京了。在营建北京的过程中，始终是按照风水观念进行的。如天坛圆丘西北有座坐西朝东的斋宫，其朝向很特别，与传统的坐北朝南不一样。这是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皇帝到天坛祭天，苍天是父，皇帝是天子，儿子在父亲面前不能坐北朝南(居尊)，否则违背了礼制。甚至斋宫的瓦都不能用黄色，而应用绿琉璃瓦，以示区别。永乐年间修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的三殿基座呈一“土”字形，体现了五行之中，土居中央的风水思想。 明成祖对风水术有偏好，他曾多次召见风水师。一次，风水师渠仲 当着他用量天度地之物，说某地卞有石如虎，成祖信以为真。他还派许多风水师为自己卜寿陵，有廖均卿、游朝宗、等到昌平县，相得那里的黄土山吉，成祖亲自视察，改山名为天寿山。 明代民间普遍讲究风水，以士人为重。《儒林外史》记载，范进的母亲死后，范进请阴阳先生写七单。当时的阴阳先生是专替丧家推算殓葬日辰，看风水，相地脉，替人家选择吉日的 职业术士。七单是记载死者入硷时辰，触犯禁例和七七日期的单子。为“谢风水”，范进花了不少银子。阴阳先生说当年山向不利，只好把棺材搁在家里不葬。终日打听风水宝地，以图得到吉祥的后果。 凡是风水宝地，人们争相抢占。湖北省武昌县有座龙泉山，自西向东绵豆九公里，直抵梁子湖畔。此山有天马行空的天马峰，有横空出世的玉屏峰，有群山排比的笔架峰；有幢幢蛔盖的宝盖峰，有高耸入云的龙帐峰。明代的达官贵人都想占据这块宝地，势力最大的要数朱元璋第六子朱帧，他被封为楚 昭王，就藩武昌达54年。他常到灵泉山避暑，每每感叹：”惜乃阳宅，若为阴宅极佳。”于是派风水师勘定仙壤，在龙泉山找到了一块“五龙捧圣”之地。可是，这块地早在汉代时，高祖刘邦就已赐给舞阳侯樊哙，樊哙葬在天马峰下。并且，唐代的江夏王李道宗、宰相李{石奚}，元代宰相沈如筠都挤在这块宝地“长眠”。怎么办?当时有个叫王化龙的风水先生私下在樊哙墓前的土中埋了一块石碑，上刻“此处本是昭王地，暂借樊哙千余年，今日时至期已满，樊哙迁移到东边。”后来，王化龙又装神弄鬼，当着众人推算某某地下有石碑，结果就挖出了那块他私埋的石碑，人们以为天意，樊哙的后代也无话可说，只好把樊哙的棺椁向东移了数百步。朱桢死后就葬在樊哈“睡”过的地方，修建了坐北朝南的陵园。以后，又有9座王寝和25座王纪墓挤在这块风水宝地。 明代，金{奚谷}县令刘用寅看中了本县晃氏九经堂遗址，临终前令子买下，把用寅葬在旁边，据说，用寅的后人因地荫而登进士。民间将此事传得很神。 清代 清王朝很重视修建陵墓的风水，本书另有专篇述及。此外，清朝对阳宅建筑也是很讲究的。如颐和园的排云殿就是风水极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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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云殿的位置处于从佛香阁至“云辉玉宇”牌楼中轴线的中间，有神物保枯，稳居其中，取太平吉祥之意。殿中大厦上写着“蕃厘经纬”“永固鸿基”。殿名是根据风水术祖师郭璞的诗“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中的“排云”二字命名。排云殿傍山依水，背靠苍翠的万寿山，面朝碧绿的昆明湖。慈禧太后的六十、七十两次庆寿都在此地举行，豪华您淫无比。但是，如此上乘风水，终于没有挽救大清王朝的衰败。 清代修建陵墓，主要由司天监负责。墓修得好，有重赏；修得不好，处极刑。据《九朝东华录》，康熙四年，朝廷指责司天监．汤若望等人没看好山向、没有选择好日期，于是作出决定说：“其选择荣亲王葬期，汤若望等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五行，山向、年月俱犯忌杀。事犯重大，拟钦天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等皆凌迟处决。……杜如预、杨宏量本当依拟处死，但念永陵、福陵、昭陵、孝陵风水皆伊等看定，曾经效力，亦著免死。” 清代民间也很讲究风水。北方人修四合院，大门都开在院子正面的前左角，称为青龙门。我们如果到北京市去考察，到处可以看到这样的四合院。你能说这是迷信吗?是科学吗?你能强行居民改变这种结构吗?不能，也不必要。风水先生称这样的结构为坎宅巽门，最吉利，住在这种院子里的人在心理上很满足，认为有无形的东西在保佑他们。实际上，他们的命运都不一样，穷的、富的、破产的、发达的、死人的、多子的，并不是由院子的朝向所决定。 清代有许多关于风水方面的传闻，从中可见当时的民众习俗及心态。据《耳邮》卷四，清初，浙江诸暨县有个叫陈紫衣的建房，特地到绍兴城中请一个姓夏的风水先生勘卜地盘。先给他10块洋钱，风水先生嫌钱少了，只好又追加了200两银子，风水先生才认认真真地帮他选了块好地。可见风水先生的敲诈和百姓对风水的追求。 清代的风水先生是很会唬弄人的。《耳邮》卷四记载，江西有个豪族的后代准备迁葬祖坟，打开墓穴，棺材已烂，陪葬的磁碗不知到哪儿去了了，尸骨也不见了。风水先生说，这就是碰上了所谓的“移尸地”，后来，在墓穴的西北角两丈远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尸骨和磁碗。风水先生对这种奇怪的现象不能进行科学解释，就用神秘的语言“移尸地”搪塞，真是骗人有术， 清代纪陶在《阅微草堂笔记》卷17记载，甘肃安定有窗户人家，为争坟山打了四、五十年官司，坟山有两个坟墓，两家都说是自己祖先的坟墓，每年拜祭时，双方必定发生殴斗，此事一直闹到甘肃总督蔡西斋那里、都无法解决。 清末民初，窃取国柄的袁世凯也很迷信风水。1927年，宵，个自称佛隐的风水师在他撰写的《风水讲义》的序文中谈到他为袁世凯看风水。说的是袁世凯一度受到清朝廷排斥，解职归田。袁疑墓地有破败，乃遍请著名风水师看墓，都说龙真穴的向水相合，富贵不可限量，说不出破绽之处佛隐风水帅收到袁的书信，也去看墓，认为墓地有朝有托、明堂宽广，诸般贵器罗列，实是大贵之地。只是袁在穴的前后左右遍筑墙垣，使“龙身受制、气脉阻塞，不能发旺，反遭挫折。”袁世凯以为佛隐说得有理，命令工匠拆除了围墙。过了三年，袁竟然出山当了民国元首。佛隐把袁的窃国之功归于自己会看风水，大加吹嘘。这个事情，可能是佛隐的杜撰，也可能确有其事。因为，象袁世凯这个满脑袋封建迷信思想，又成天希望暴发的大野心家来说，是完全可能相信风水的。 在清末民初，也有一些风水方面的传闻。如，国民政府移都南京后，北京出现谣言，说北京的国都数运已尽，北京只有三朝定都的运气，证据是内城前三门的名称，正阳门表示元胡末年的“至正”年号；崇文门表示明朝末年的“祟祯”年号；宣武门表示清朝末年的“宣统”年号。三门已尽，再不适宜建都了，这种以“前三门”的名称附会都城“王气”的谣言，使那些没有历史知识和科学知识的百姓信以为真。 当代：风水术之沉浮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政府提倡改革葬俗，但是，传统的丧葬观念和习俗仍然保存，风水迷信继续危害社会。1949年以来，土葬占地达500多万亩、木材8000多万立方米。仅河南省，目前就有30万亩地的1500多万个坟头；安徽省有40万亩地的2500万个坟头。全国每年约有的0万人去世，有2／3的仍是土葬。 近些年来，风水术开始泛滥。农村出现了风水师，通过替人看风水，攫取巨资，成为万元户。有些村民，生前就修墓。温州的一些乡村，小孩一出世，就选好了坟基。湖南临湘县从1987年以来建了5000多座活人坟，江苏乐清县的绝大多数老人都为自己修好了坟。 在修坟过程中，抢占了大量“风水宝地”，杭州西湖风景区60平方公里内修筑了7万多个坟。西湖乡修了1000多座坟，这些坟都是希望“死做西湖鬼”的人所建。此外，庐山、黄山这样的旅游名胜，也成了风水蚕食之地，到处是被圈占的墓地。为了得到吉地，请客送礼，打架杀人，导致了社会人际关系污浊化。 四川涪陵市焦岩乡的老人谈死色变，他们不是怕死，而是怕给儿孙带来灾难。按当地陋俗，老人死后要请7至10人做道场送阴，烧灵屋，办酒席，耗费几千元，这种厚葬之风愈刮愈烈。 风水先生并没有歇手。河南省淅川县寺湾乡柳沟村有个叫李光振的风水先生，外号“阴阳签”，解放前为活人看相，为死人选风水宝地。1989年，他为自己用八字推测出了死期，说1990年的2月26日中午12点是他的死关。到了这一天，他让儿孙们都穿上孝服，在门外等待他升天。他自己穿好寿衣，躺进棺材。可是，到了下午还没有死。儿女们推门进来后，他却说：“我总算过了这个死运关。”村民们不以此为愚昧，相反，还信以为真。《中国妇女报》于当年4月报道了此事，呼吁全社会制止这类事件。 近几年风水重新盛行，甚至政府机关都有笃信风水的事件。据《经济日报》1990年2月15日报道，广东省揭阳县税务局于1986年搬进了新建的办公大楼，翌年元月，该局的杨局长与风水先生苏某在闲谈时，苏说新楼与大门的安排不合理，杨局长会出事的。当年8月，杨局长上班时不小心摔折了腿骨；又过了一个月，一名五岁的男孩在办公楼前的水池里不慎溺死；1989年，局里一名女青年因家庭纠纷想上楼自杀。这些事件使杨局长惶恐不安，就花了500元摆“神坛”，请3名风水先生到局里看地理。接着，杨局长又召开了两次局长办公议，决定填掉喷水池，拆掉大门、车库，另建办公大楼。又选定7月30日为吉日，大肆拆毁，全县为之轰动。直到1989年底，此事才被上级查处。 有些干部带头信风水，甚至动员群众为自己从事风水活动。某村镇一位干部的老母死了，为了扩大送葬队伍，竟然到学校花钱请学生送葬。学校领导认为这是“创收”的好机会，让幼稚的学生停课，胸带白花，排着长队为素不相识的人送葬，以助声势。 干部不能以身作则，群众更加无所顾忌。坟墓越修越大，墓形似宫殿，甚至超过烈士陵园。墓前有石碑，甚至有石狮。每到祭日，老百姓鱼贯上坟，从烧黄纸发展到烧人民币，从供奉花草到堆满鱼肉。新民谣有：“富不富，看坟墓。”这种情况有增无减，有些人甚至认为这就是国家提倡的“尊老”行为，是弘扬 文化传统。 不仅阴宅迷信盛行，阳宅迷信也逐渐公开化了。据《武汉晚报》1990年5月24月报道，1990年元月，湖北省竹山县梁家乡夹槽村张某要在本村陈某的屋旁东侧盖新屋，陈家认为 张家的房子比自家的房子向前伸出半尺，认为坏了自家风水， “白虎压青龙”；会家败人亡。陈某于是在深夜操棍打死了熟睡 中的张某，自己也喝农药自杀了。 我们的党和政府正在对死灰复燃的风水迷信进行打击。据《湖北党风》1990年第11期报道；崇阳县沙坪供销社共产党员皮宗鄂的母亲于当年5月病故，皮将母亲的丧事与13年前死去的父亲的丧事一起大加操办，开汽车途经二县三乡到通城县四庄乡皮氏老家为父母亲招魂取水，闹了三天四夜，耗资4000元。群众对此纷纷检举揭发，经有关部门批准，将皮宗鄂开除出党。 又据《光明日报》1991年1月18日报道，山东省莱阳市农村盛行风水。农民盖房，要请风水先生择地，致使村民之间常常为争一块所谓的“风水宝地”而大动干戈，甚至闹出人命。政府有关部门对传播迷信的风水先生进行严肃处理，对6名情节严重的风水先生追究刑事责任，全市有128名风水先生全都收起了“风水盘”，有的重新务农，有的改行经商，再也看不到他们流窜在街头巷尾进行传谣蒙骗了。 当前，风水迷信在沿海乡村、内地交通不方便的乡村都有、重新抬头的趋势，“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风水迷信改头换面，采取更加隐蔽的形式和“合情合理”的样子在民间流传，很能适应”新时期的政治形势，我们应当尤加小心和注意，对风水迷信给予有力的打击。 --〖经典推荐〗-- 曲水朝堂格（一）穴前曲水，不问三曲五曲，周匝整肃，自右过东，就身回抱而去。却于曲水分支割界，作重重龙虎分列左右。只只回头朝顾，如拜如揖。穴后支水分合，三关四峡，重重结咽，束气兜收。得此形势，极为周密，秀水完固，来水屈曲呈秀，来脉尊贵端严，龙虎重重护’卫，主有百子千孙，世出魁元、神童、宰相。若穴前含畜聚水，富堪敌国。若水系左来，于穴前屈曲而去，其福力不减，但官贵无才，传家清白。 曲水朝堂格(二)几见曲水当面朝来，横过穴前，须得就身回抱，屈曲而去。坐下要文水割界，兜收龙脉，或一重、二重、三重，叠叠绕于穴之前后，方成体势。其穴前横界收水不宜太阔，太阔则气荡；不宜太狭，太狭则气促。面前朝水箭射，恐被伤泄。此局曲水一路，单缠兜收，脉气凝聚，大能发福，但坐下无元武水，大江远护，乃是行龙要结，非尽龙也。其力量比两水合出稍轻。若得去水在元武后，回头屈曲而去，更自不同。 曲水朝堂格(三)穴前秀水当面朝来，与右来横水合流，侧左就身回抱，而绕元武，却又回头望东北而流。来则屈曲，去则回顾，更得右水交会，较之一水单缠，殊为差胜。水交砂会，龙尽气钟此大地也。主人丁繁盛，富贵荣昌。凡右水倒左灌堂，而前面秀水过堂者，长房迟发；右边水灌堂，而曲从左倒右者，长房与次幼房并发；如右水与穴前曲水分泄而去，则小房不发，更主迁移过继，易姓离乡。 曲水朝堂格(四)此势与前曲水绕堂、到堂绕青龙、缠元武法合。前局周密紧促，此局左来就身来下，稍长而宽，龙脉趋归元武，秀水在前。欲就曲水立穴，则气聚；在后，而脱气。欲立穴就气聚处，则曲水远而承受不尽。如此形势，必有支水插入腹中，兜收其气，使前不碍曲水，后不脱龙气，前亲后倚，方能发福，而主文翰之贵。先发长房，次发中房、小房。若更得去水之玄，则力量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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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水单缠格(五)凡曲水左来朝堂，不疏不密，不拽不窜，折折整齐者，宜从曲到处立穴，若穴前一水横迎，曲合流者，须得小支水插界于后，能收曲水之秀。 曲水朝堂格(六)凡曲水朝堂，须要伸缩整齐，厚薄相等，不宜东拽西窜，如风之摆柳偃草。或盖过穴，或不盖过穴，参差错乱。若此者，水虽屈曲，犹无取也。此势割界结咽，内气合局，亦能发福，但主子孙淫逸轻狂，飘荡废业。若得水进局作一二折，朝抱有情，亦主初年发贵，安稳行至摇动摆跌处，不免退败之忧矣。 --〖实践运用〗-- 中国风水学与指南针 世人都知道是中国古代科学家发明了“指南针”。但是，谁也说不清楚到底是谁发明了它?很有可能发明指南针的人所创立的《易》与风水学还在蒙冤受屈。 指南针与火药、造纸、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对世界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四大发明。1600年，英国伟大的自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他的《新工具》一书中评述到：“我们若要观察新发明的力量、效能和结果，最显著的例子便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了。……这三种发明将全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况都改变了，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印刷术在文学；火药在战争；指南针在航海。历史上，没有任何帝国、宗教、或显赫人物能比这三大发明对人类的事物有更大的影响力。”二百多年后，卡尔·马克思又给予了深刻精辟的评价：“火药、罗盘和印刷术棗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在西方，有关指南针的文献记载，是在十二世纪末和十三世纪初。F·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说：“磁针从阿拉伯人传到欧洲人手中，1180年左右”。大约在1200年，法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一世的宫廷乐师古约特在其诗篇中提到，用磁石摩族铁针，作水浮指南针。1207年，英国修道院院长奈康记述白天云遮太阳，或夜间黑暗不辨方向时，使用磁铁摩擦铁针，针停时指南北，并记述了指南针用于航海的史实。炼金术士派勒尼格（126g年）和哥仑布(1492年)在他们的研究和航海中分别独立发现了磁偏角。哈特曼(1544年)和诺曼(1576年)分别独立发现了磁倾角。 然而，在中国古代有关“指南针”的史料记载则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的春秋战国时代。《吕氏春秋》中就记载有“磁石召铁”的文句。公元前一世纪的东汉初年，哲学家王充在《论衡·是应篇》中明确记载：“司南之构，投之于地，其抵指南。”这里的“地”即指司南之地盘，“柢”即指杓柄。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有：“犹慈(磁)石取铁，以物相使”的记载。 晚唐风水大师杨筠松，在他的《青囊奥旨》中说：“先天罗经十二位，后天方用于支聚。四维八干辅支位，母子公孙同一类。二十四山双双起，少有时师知此义……” 杨筠松在他的另一部名著《疑龙撼龙经》中，也同样提到了“地罗”，如“坎山来龙作丁午，却把地罗差使转”“不比寻常格地罗”。这里的“地罗”就是“指南针”。 在1041年，北宋庆历元年，北宋司天监天文学家杨惟得，精于天文历象、星占和风水，著有《莹原总录》。这是一本著名涉及陵墓山向选择的风水著作(北京图书馆藏，元刊本，全书十一卷，今仅存一至五卷。另台北国立图书馆藏同书五卷二册)。其书中描述了指南针和磁偏角。“客主取的，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壬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区方直之正也。盖阳生于子，自子至丙为之顺；阳生于午，自午至壬为之逆；故取丙午王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 在1040年宋初军事科学家曾公亮的《武经总要》中，Ag记录了利用地磁场人工磁化铁片制备“指南鱼”的“世传”辨向方法，内中还对磁倾角现象作了描述：“若遇天景霜，夜色螟黑，又不能辨方向，……或出指南车或指南鱼以辨所向。指南车世法不传。鱼法以薄铁叶剪裁长二寸、阔五分，首尾锐如鱼形，置炭火中烧之。候通赤，以铁钤钤鱼首，出火，以尾正对子位，蘸水盆中，没尾数分则止，以密器收之。用时，置水碗于无风处，平放鱼在水面令浮，其首常南向午也。” 在1088?/ 1095年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更详细说明了指南针制作和应用情况。“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 在1115年，寇宗大在《本草衍义》中记载：“以针横贯灯心，浮水上，亦指南，然常偏丙位。” 在北宋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朱或在《萍州可谈》中，记录了元佑五年(公元1090年)至崇宁元年(1102年)他父亲在当时广州服官时于市舶司所见闻：“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有关指南针用于航海的最早记载。 在1174?/FONT>l189年，曾三异有《同话录》一书。书中说：“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天地南北之正，当用于午。或谓今江南地偏，难用子午之正，故以丙壬参之。” 综上所述，自春秋战国“磁石召铁”的发现，到北宋杨惟得“客主取的，宜匡四正以无差，当取丙壬针于其正处中而格之，区方直之正也。盖阳生于子，自子至丙为之顺；阳生于午，自午至壬为之逆；故取丙午壬子之间是天地中，得南北之正也。……”磁偏角的发现，以及沈括“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指南针的发明，中国在建筑选址“辨方正位”和“航海”中，已经广泛使用“指南针”或“司南”，这是无可怀疑的史实。 杨惟得和沈括都是北宋供职于司天监的天文学家。杨惟得研究天象又兼作风水著述。在中国历史上，专事天文历象的宫廷司天监，常有堪舆风水家供职。如：北宋庆历元年，宋仁宗曾诏选风水家，当时的堪舆名流吴景驾被举荐至司天监。《江西通志》载：“庆历辛巳，诏选阴阳者，郡学举鸾至京。人对，称旨授司天监正。”。 自汉代以降，有张衡、王景、管辂、郭璞、萧吉、吕才、李淳风、一行、杨筠松、王洙、朱熹、蔡元定、刘基，迄于清代有魏源、翁同和等历代名流和科学家研究风水，在学术的高层次上，不断将新的科学技术成就注入其中。如《旧唐书·吕才传》记载：“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致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才多以典故质正。”在吕才、李淳风、一行奉救编修“地理书”后，宋代又有王洙等奉救编书。历代国家机关如司天监或钦天监，常由黄帝诏选阴阳者司事风水，如《大清会典》说：“凡相度风水，遇大工营建，钦天监委官，相阴阳、定方向、诹吉兴工，典至重也”。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时空的划分也融汇了堪舆家或风水家的创造，在表征时空的天文式盘上，四周也刻画着象征天地、方位与时辰、节气的二十八宿和二十四山，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堪舆风水之间的渊源关系。 此外，在明清之季流传于航海家中的两种海道针经，即《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两书里，开篇各有《地罗经下针神文》、《定罗经中针祝文》，内中记录了当时出海远航前置备指南针的隆重祭把活动，人们“谨秉诚心，俯伏躬身”，馨香祷祝，“奉请历代御制指南祖师”、“前代神通阴阳仙师”及“历代过洋知山水形势，知深浅、知礁屿、识湾澳、精通海岛、望斗牵星、古往今来前传后受流传祖师”，“伏以奉献仙师酒一樽”，“乞赐降临”、“祈保平安”。所奉请仙师如东晋郭璞、唐代李淳风、袁天纲、杨救贫(杨筠松)、五代末陈抟(字希夷)等，都恰恰是宋代以前的风水大师。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然常偏东，不全南也。”这里所说的“方家”，在宋代泛指从事方技数术(简称方术)活动的人。如《汉书·艺文志》将术数分为六类：一天文、二历谱、三五形、四筮龟、五杂占、六形法。其中的“形法”就专指风水。至清朝乾隆年间，修订《四库全书》时，术数包括：数学、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类。天文和历法已成为独立学科。从中国学术史上看，“方技术数”始终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是客观存在的。 由此，可以推断“方家以磁石磨针锋”的“方家”是中国古代的堪舆家或风水家。也就是说堪舆家发明了指南针。 在中国数术方面，卜宅、相宅、阴阳、地理、形法、青乌、青囊等都专指风水。风水，是堪天舆地之学，所以在历史上又称为堪舆。堪舆家注重对天文地理相关关系的研究和应用，是最早发现地球磁场的，并进一步确定了磁偏角(磁体指向与地理子午向有偏角)及磁倾角(磁体指向与地平面呈倾斜角)。在大量的实践运用中发明了人工磁化钢铁、制器以指向，即指南针。 大家都有一种印象，一提风水先生，必与罗盘挂钩，可是谁不会把风水家归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发明家。风水家为了确定筑的选址，必先进行“辨方正位”。那么风水师是用什么工具对应天地，选取建筑基址和朝向的呢? 中国历史所流传下来的浩瀚著述中，涉及中国先民在选择聚落基址、辨方正位、规划经营的括动，有大量的记载： 《尚书·盘庚》有：“盘庚既迁，奠厥位居，乃正厥位”。《诗经·公刘》有：“既景乃岗。相其阴阳”。 诗经·定之方中》有：“定之方中。作于楚室、模之以日，作于楚室”。 《尚书·召诰》有：“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厥既得卜，则经营……攻位于洛氵内”。 《周礼·地官司徒》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度)其地而制其域”等等。 这里的“乃正厥位“‘攻位于洛氵内“‘定之方中“‘土圭之法”“既景乃岗。相其阴阳“‘营室”等，都是记载中国古代先民在城市、宫室或聚落选址规划和营建活动中测定方位的具体操作方法。 其中，“定之方中”被历代的注释家及现代天文学家解释为淮星以辨方正位。在古代，将星空之中称为定星的四颗星，其中心每于立冬前后初昏时出现在正南方，这时农事已毕，天气未寒，正是兴作土木之功之时。汉代郑玄说：“定星昏中而正，于是可以营制宫室，故谓之营室”；《尔雅·释天》中说：“营室谓之定”；郭璞注： “定，正也，作宫室皆以营室中为正”；《国语》中说：“营室之中，土工其始”，这里说的都是先定星后营室之意。 “既景乃岗”“揆之以日”“土圭之法”所说的是以“立竿见影”的方法来辨方正位。所谓立竿，在中国古代分别称为：景、表、圭、晷、臬、髀、碑等。 上述“定之方中”和“立竿见影”的辨方正位方法，在中国古代被广泛地应用在建筑选址定向、定地域、定时节等方面。在中国古代的建筑法式及天文学权威著作《考工记》、《淮南子·天文训》、《周髀算经》和北宋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中都有详细的论述。《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执木}以悬，氏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这里的“置{上执下木}以悬”即以绳悬垂重物以使木竿即“{执木}”垂立于水平地面。然后，以“执木”为圆心作圆，即“为规”。“氏”即视，“景”即日照于执木投于平地的日影。日出与日落时的执木“景”与“为规”之圆周相交的两点连线，便可得出正东西方向，即“以正朝夕”。再参考正午时的执“景”或夜晚北极星的方向来校正。 《淮南子·天文训》：“正朝夕，先树一表；东方操一表却去前表十步，以参望日始出北廉；日直人，又树一表于东方，因西方之表，以参望日方入北廉；则定东方两表之中与西方之表，则东西之正也。” 《周髀算经》：“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 《营造法式》：记有“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的‘取正之制”三法。即景表板、望筒、水池景表等仪器和方法。其用法为“先于基址中央日内”平置景表板，“画景表之端，记日中最短之景，次施望筒于其上，望日、星以正四方”。在这本书中更具体地说明了“景表板”的形制尺寸：“圆板径一尺三寸六分，当心立表高四寸、径一寸”。 清末天文学家周{日景}景见到当时出土的秦汉晷仪，并描述说：“其无南北方向者，以南北必测而后知，难预定也”。由上述所论而知，在中国自远古开始至黄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将地理、房屋基址及节气时令等对应天像“辨方正位”的做法，并由“八卦”或星像标明方位的习惯。这种做法随历史科技的进步，不断改进，由早期占卜、吉凶的式盘，发展为圭表、景表板、望筒、水池景表、日晷、晷仪、罗盘等众多种类的“辨方正位的法式”和操作工具。成为了中国古代宇宙时空关联、定方位、定时辰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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