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清妇女的朝山进香

禅海一粟

朝山进香在中国民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大规模、远距离的朝山进香活动则兴盛于明清。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等级制度、道德规范受到强烈冲击，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去朴存艳、好新慕异的风尚，朝山进香也渐成风气。明清两代，无论是城市平民，还是乡野村夫，不少人平时省吃俭用，以积累资金去朝山进香、祈福还愿。在明清朝山进香的队伍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妇女群体。明末清初西周生辑著的小说《醒世姻缘传》（以下简称为《传》）反映了明清之际山东地区的社会风俗，其中对妇女朝山（泰山）进香有较详细的描述。  

　　明清妇女朝山进香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随家人行动，即进散香。《金瓶梅》第八十四回描写吴月娘往泰山给元君娘娘进香时，就是随家人(其兄吴大舅和两个男仆)出行的。以这种方式出行的多是上层社会妇女。另一种是随香会出游。香会，又称香火会，或称香社，是民众由于信仰志趣相同而自发结成的民间信仰组织。香会中的女性成员绝大多数是社会下层小户人家的妇女，也有一些大户人家的婢妾之辈。相对于士大夫阶层和儒学门第的妇女们，其生活方式、劳动方式和受教育的状况决定了她们受礼教束缚的程度要少，行动也较为自由，因而也较容易加入香会组织。这一类出行的妇女人数众多，规模更大。  

　　大型的宗教节日、民俗节日、各寺院的香市、庙会日都是广大妇女烧香拜佛、游庙逛会的时机。清人有云：“偏是闺阁中人，专好寻神入庙……至于举大会，赛大社，则呼姨唤姊，引女随娘，攘攘而来者，直不知其几千百辈。”《传》第六十八回“侯道婆伙倡邪教，狄监生自控妻驴”，第六十九回“招商店素姐投师，蒿里山希陈哭母”，专门描写张、侯两个道婆组织动员80名妇女在八月十五日骑驴坐轿，行程200余里到泰山顶上娘娘庙烧香的情节。北京西山戒坛、妙峰山碧霞元君庙等名山大寺的庙会也是游女如云，香车不绝。  

　　明清女性之所以热衷于上庙烧香，甚至长途跋涉朝山，其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是宗教信仰。在中国古代，妇女身处社会最下层，受异己力量胁迫最重。不要说广大下层妇女备受压抑，就连曹雪芹笔下的“钟鸣鼎食之家”，也酿成了“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大悲剧。她们需要有人倾听她们心中的隐秘与悲苦，需要心灵的慰藉，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愿望难以得到满足，只好诉诸大慈大悲的神灵的保佑，在香烟缭绕中，在喃喃祝语里，发泄与释放自己的绝望和痛苦，以达到心灵的超度和平衡。其二，群体交往的吸引。在中国古代，妇女的交际活动受到较多的限制，加入团体的可能性更是少之又少，但宗教团体是个例外。早在东晋南北朝时代，妇女就结成佛社，烧香拜佛、修庙造像，集体进行崇佛活动。后世妇女民间结社仍然存在，大多仍以宗教形式出现。这些宗教组织使她们找到了精神归宿，也为她们外出活动、遣怀散闷、寻求友情开了方便之门。由于宗教在下层民间具有很大震慑、迷惑力量，一般男人可以反对自家女人参与其他社会活动，却往往不敢阻止她们参加宗教组织活动，所以宗教结社活动便成了妇女最冠冕堂皇的社交活动方式。其三，游山玩水。顾颉刚先生认为，古代的庙观，就相当于女子们的公园，到庙观的烧香祀神，就如同出外散心，真是一语中的。远距离朝山进香正是最好的旅游借口。《传》中当两道婆劝主人公薛素姐加入香会，与她们同去泰山时，素姐问道：“那山上有好景致么？”道婆道：“山上说不尽的景致，象那朝阳洞，三天门，黄花屿，舍身台，晒经石，无字碑，秦松，汉柏，金简，玉书，通是神仙住的所在。”“一席话说的个素姐心痒难挠，神情飞越”。看来对素姐有吸引力的还是泰山的风景。书中说得好：“这烧香，一为积福，一为看景逍遥。”清代文人王世禛在《池北偶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山东济宁王姓之人，随香会去武当山进香归来后，为妻子描述了武当山奇丽的景色。其妻听后亦想去，丈夫以道路遥远、费用难筹没有答应，结果这位妇女竟忿而自杀。可见朝山进香对于生活于乡村封闭社会女性的诱惑力。  

　　对妇女的朝山进香，广大下层民众，乃至一些士绅是持较为宽容的态度的，这也是明清时期妇女朝山能盛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传》中道婆组织妇女去泰山进香，“有丈夫跟着的，有儿的，有女婿侄儿的，家人的，随人所便”。这与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冲破传统伦理道德的启蒙思想以及主张男女平等的进步思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但是，妇女突破闺阁之限，远距离祭庙烧香，有时仍旧被官僚和旧传统的卫道士们视为“风俗之玷”，严加禁止。特别是清初，统治者一再颁布禁令，严禁妇女入寺观烧香，对妇女突破礼教的行为，予以法律的制裁。地方士绅的态度也与之类似，清以后的地方志等对妇女游观烧香或不予记载，或予以批评。不过，这些禁令由于违背民众意愿，大都未能长久施行，也就终究未能完全改变广大妇女入庙烧香、朝山拜佛的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