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代的酒戒

禅海一粟

自古以来，一些帝王、圣贤以及文人墨客，无不以酒助兴，以酒壮胆，以酒浇愁，嗜酒如命，饮酒无度，甚至认为有多大的气魄就有多大的酒量。嗜酒成癖的诗人皇帝曹丕说：“盖闻千钟百觚，尧舜之饮也；惟酒无量，仲尼之饮也；姬旦酒肴不撤，故能制礼作乐；汉高祖婆娑巨醉，故能折蛇鞠旅。” 

　　然而，清代皇帝却不甚嗜酒。为避免“以酒误国”、“以酒亡国”的悲剧重演，富于进取精神的康熙帝，不但自幼不喜饮酒，还特地将戒酒的御制诗刻于元朝遗留下来的黑玉酒瓮上，置于宫中，以作警示。 

　　因此，皇帝的膳桌上按规定不许摆放酒具。康熙帝律已甚严，终生放弃了饮酒之乐，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鸦片战争期间主持朝政的道光帝虽然于1842年8月29日同英国殖民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结束了盛极一时的“康乾盛世”，但他“力倡节俭，推崇朴素”。道光帝要求君王人臣要做到：“饮食，不必追求珍异，穿戴不必讲究华美，耳目不要为欲望所诱惑，居住不要迷恋奇巧”，要懂得“一丝一粒，都出于民脂民膏”的道理。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以后，军费开支宠大，国库日益空虚，道光帝带头减少膳食，由以往的花天酒地，改为每日只点四盘菜肴。 

　　一次，皇后过生日，按例要大摆酒宴，道光帝则破除旧例，当面谕令内务府大臣：“近来，内廷好久没有赏赐食物了，这次皇后圣寿，到时候多预备些面条，多加点卤，让内廷人员吃个饱。”内廷大臣奏道：“既然皇上如此开恩，那就额外多杀几口猪。”大臣又奏：“按照惯例，应是十口猪。”道光没好气地说：“现在是什么时候？花销、开支这么紧张，怎么能杀十口猪呢？”在康熙、道光的影响下，终清一代，不曾有嗜酒的皇帝。翻开清宫医案，也没有如何为任何皇室人员解酒的记载。 

　　清朝皇帝不嗜酒的简朴作风，也深深影响着皇室以外的王公大臣和地方官员。有清一代大凡品级比较高些的大官，通常都不能随便在外面的酒菜馆里去喝酒吃饭，逛窑子就更不能了。那时，人们都把酒菜馆看作专给平民百姓涉足的下流场所，而做大官者一旦光临这样的地方，就容易惹人注意；假如有一位官府老爷常到某一家酒馆去吃喝，无论他的酒馆如何兴旺，也是要受指责的。尤其是那些统率一方的大官，实际上他们就是朝庭的代表，他们理应把自己看得高贵一些，不应该随随便便地在酒菜馆中胡吃滥喝，惹人轻视。笔者认为，不许政府官员混迹于酒肆菜馆，在今天看来虽很难做到，但仍应积极倡导。 

　　据史书记载，清朝以前的皇帝，有不少是酒色之徒，甚至以酒误国。唐穆宗嗜酒贪杯，夏日在临芳殿赏樱桃时，常常是“美人在侧，酒杯在手”。元太宗窝阔台酒瘾极大，晚年尤甚，日日与大臣们狂饮不止。大臣耶律文正屡屡进谏，窝阔台置若罔闻。贪图享乐的汉文帝，夏日在裸游馆避暑，长夜饮酒，陶醉在酒酣、色迷之中，对此汉灵帝曾叹息道：“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儒雅而开明的金章宗，在夜饮中将橙子挖空，当作酒具，称其为软金杯，悠然自娱…… 

　　帝王们对酒的兴趣，与色并重，有些帝王对酒的嗜好甚至超过了对色的需要，堪称酒色之徒。明福王有一句名言说，“万事何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当夏桀沉溺于酒色时，荒唐的行为不时发生。史书上说，桀开凿的酒池大得可以行船，桀不是夜宫中令男女杂处，就是召三千人在酒池边像牛一样饮酒。商纣与夏桀一样荒唐，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逐其间，宫中设九个热闹场所，供纣作长夜之饮。 

　　南北朝时，北朝的不少皇帝大肆酗酒，导致性情暴戾，喜怒无常，动辄杀人取乐。北齐文宣帝虽然政绩不凡，但自从酗酒成癖后便逐渐丧失理智，常在醉后丑态百出，还凶残地杀人取乐。这种纵欲无度的糜烂生活，使他刚到“而立”之年就不能正常进食，每天只能饮酒度日，酒又加剧了他走向死亡的进程，31岁时就被酒精夺取了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