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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尊女卑”的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种根深蒂固的陋习。这让普通人都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其实,这是一个错误。在中国唐宋时期,女子地位与男子无异。再往前的秦汉时期,女子地位甚至一度比男子还高。
从史籍看,秦汉时期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尤以贵族妇女最为突出。如《史记》既依皇帝本纪之例立《吕后本纪》,又专为皇后们立《外戚世家》,其地位相当于王侯勋贵。《汉书》因之,只不过因体例之故改《外戚世家》为《外戚列传》。至《后汉书》则立《皇后本纪》“以缵西京《外戚》”,使东汉皇后升格为《本纪》而全体提高其地位,这点较《史》、《汉》仅为吕后立本纪在观念上是一个大的变化,是东汉一些皇后直接参政并留下重大影响所致。《后汉书》首开《列女传》之目,对妇女的社会地位及作用给予极大肯定。
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两汉贵族妇女的也不亚于男子。两汉历史记载清楚表明,皇后们在政治上的作用与影响同皇帝相差无几,因此,太后干政也成为汉代历史一大特色。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汉外戚辅政》、《两汉外戚之祸》备论外戚权势致祸盛衰,而追原两汉外戚得辅政柄权之重势,认为与皇后所处的特殊地位关系至巨。《史记·外戚世家》载汉武帝准备册立钩弋夫人的儿子,但害怕钩弋夫人专权乱政,准备杀掉她。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汉武帝害怕吕后专权的局面重演。按“主少母壮,女主独居”,实乃造成两汉皇后临朝、外戚辅政局面的重要客观原因,自汉初吕后直至东汉临朝称制诸女主,莫不如此。“骄蹇淫乱自恣”,则隐约折射出汉代女性贵族的特权观念与奢靡习俗。
考太后临朝、外戚辅政之局不自汉始,后人推原其事始于秦。《后汉书·皇后记》前论曰:“自古虽主幼时艰,王家多衅,必委成冢宰,简求忠贤,未有专任妇人,断割重器。唯秦芈太后始摄政事,故穰侯权重于昭王,家富于赢国。汉仍其谬,知患莫改。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委事父兄……故考列行迹,以为《皇后本纪》。”也就是说,三代以来虽有过幼主登位之事,但从无女主临朝、引外戚专制政柄之例,有之则自秦宣太后始;汉承其绪而频频出现女主称制、专断天下之局,东汉尤为突出,于是有此《皇后本记》之作。此外,汉公主多不讳私夫。如馆陶公主寡居,宠董偃十余年,武帝不但不见怪,反而呼为“主人翁”。鄂邑盖公主寡居,私通丁外人,昭帝、霍光纵容不问,更有大臣援列侯尚主例为丁外人求封爵者。是以《汉书·东方朔传》谓自董偃之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其著者如成帝许后姊寡居,与定陵侯淳于长私通并为其小妻。
秦汉时期大多数贵族妇女身享特权乃至生活奢靡的现象,还能从其时的社会风俗中追溯其根源。秦人起自西戎,多存戎狄原始质朴之风,于中原礼俗濡染不深,是以“诸夏宾之”、“夷翟遇之”。先秦两汉史籍中屡言秦人之知母不知父的时代。而西汉建立、刘邦即皇帝位之后,立即“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昭灵夫人”,却未封其父太公。次年因家令之言,才“上尊太公曰太上皇”。对这种先尊封妻、母而后尊封其父的作法,有人不可理解。其实这是母系旧俗的遗存影响,仍在有意无意之间导致女子在某些方面的优先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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