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占医学

禅海一粟

星占医学(astrological medicine)可以说是星占学的一个分支。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医学历史上的一种流派。由于它有着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从星占学的运用角度来看时是如此，又在中世纪十分盛行，因此我们安排在本节对它作一概述。关于星占医学在中世纪之前、之后的有关情况，也在本节中一并叙述了。 

　　星占医学的历史线索

　　美索不达米亚是西方世界的星占学源头，星占医学这种思想，也可以从古老的两河流域找到它的萌芽。这萌芽与古人认为周期、季节和星辰能影响人生，以及那种以太阳神话为基础的早期宗教都有密切关系。 

　　美索不达米亚最古的医神是月神辛(Sin)，她掌管药草的生长，因此有些药被认为不能见日光。一些用来调制春药的植物，必须在月光下采集才被认为有效。这类思想在其他古代民族中也有，可以看作星占医学最原始的思想源头--星占医学归根结底只是一套“在什么时刻应该干什么”的时间选择学说，时间正是由天象的变动来体现的。 

　　在后期，美索不达米亚医学主要是以魔术和符咒语来治病。还有许多与医学有关的神。有一组神共八位，每位能治一种病。又有“众医神之长”尼努尔塔(Ninurta)，以及“众医之王”、医神尼纳苏(Ninazu)等。医学与各种对星象及星占预言的迷信结合在一起。据当代一些医学史专家的看法，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亚述和巴比伦时代，“医学的性质主要是魔术的和经验的”(卡斯蒂利奥内A-Castiglioni语)，当时的人们认为，人的生老病死、健康与否等，一切都依赖于天上星辰的玄妙力量。同时，人体之内的体液(生命就存在于其中)，也被认为是受星辰运行的影响，好比星辰之影响自然力或月相盈亏之影响大海潮汐一样。 

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人那里，星占医学得到很大发展。这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和在整个中世纪都享有极高声誉的盖伦(Galen)。关于这两个人我们已经在前面谈过了。自从希腊、罗马时代之后，一个医生必须懂得一些星占学知识，就已确立为世人公认的准则了。  

　　到了中世纪，星占医学这一支似乎并不寂寞，而且还呈名家辈出之势。比如公元9～10世纪之交，有尤第乌斯(Isaac Judaeus)其人，大约是一位阿拉伯化的学者，写的关于星占医学的著作流传了几个世纪。又如阿非利加努斯(Constantinus Africanus)，生活于11世纪，曾翻译、编纂了一些先前的医学文献，自己也写过一部《论自然命运》(De humana natura)，他也研究过星占医学。再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阿德拉德，也在他的著作中主张医生必须研究星占学，以便在医学中使用星占学，否则就将只是一个“狭隘的医人”。
中世纪比较重要的星占医学理论家，首先可以提得意大利人彼得(Peter)。在公元13世纪下半叶，他也算得上一位名医了--我们前面曾谈到过，他担任过教皇的御医。他的《安抚者》一书，是中世纪星占医学的重要文献之一。他认为，关于天体运行的知识，对于医学而言不仅是非常有用的，而且是“根本的”(essential)。而每一次服药，都应该在研究了日、月和五大行星的位置之后再进行。彼得特别重视所谓“临界日”(critical days亦可译成“危险期”)的理论，尤其是它们与月相之间的关系。月相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1.新月至上弦之间；  

　　2.上弦至满月之间；  

　　3.满月至下弦之间；  

　　4.下弦至新月之间。  

　　彼得用了不少篇幅讨论放血--古代西方最重要的治疗方法之一--应该在上述四阶段中的哪一阶段进行。  

　　有不少学者对于星占医学表现出特殊的研究兴趣，曾写过卷帙浩繁的著作。这些人中可以提到福利尼奥(Gentile de Foligno)，他对医学的各个方面都写过著作，但他的许多注意力都集中在黑死病与天象的关系上--他自己最终也死于这场可怕的大传染病中(1348年)。还有一位比较重要的星占医学理论家是内格罗(Andalòdi Negro)，他主张研究如何从行星位置预测出病人能否康复，以及病因何在；至于什么时刻施行治疗、采取什么措施(例如，是放血还是外科手术)，也都要在研究了行星位置之后方能决定。他甚至还讨论如何依据天象去推测医生是否经验丰富、是否医德良好之类。此外，他还认为，在进行上面这些活动时，病人的算命天宫图并无太大的用处，因为出生时刻很难确定得足够准确。  

　　笃信星占医学学说的医生们既然事事都要研究了行星位置之类的天象之后才能定夺，专为这一需要服务的仪器也就应运而生了。出现了一种专供医生使用的星盘，星盘周围刻有黄道十二宫、昼夜二十四时等；一套同轴圆盘用来指示日、月、五大行星位置。这样，医生施治时所要了解的天象内容，就可以一目了然。这种星盘风行一时，以致就如听诊器一样成了医生的必备用品。  

　　最后我们必须谈到文艺复兴时代一位周游列国、恃才傲物、到处树敌的畸人--大名鼎鼎的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1493～1541)。他完全算得上文艺复兴时代的伟人之一，但是因他言行乖戾，又几乎藐视一切权威，成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即使是在他已辞世400余年的今天，西方学者仍认为他“是一个不解之谜”。帕拉塞尔苏斯是著名的医生、炼金术士和自然哲学家，由于他对星占医学的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星占医学发展的压轴人物。他在这方面的论述，主要集中于两部著作中：《评论书》(Paragranum)和《误医迷宫》(Labyrinthus medicorum errantium)。  

　　帕拉塞尔苏斯强调，医生必须“通过星辰获取苍穹的判断”，以此来解释病症、病因、病理等。若一个医生不具备这种用星占学进行解释的技艺，那就将只是一个“冒牌货”。因为在他看来，无论是病因、诊断、预测、治疗，还是疾病分类学、药理学、制药学，乃至各种日常意外伤病的治疗方法等，无不直接与星占学有密切关系。他要求所有的医生都能够根据星占学去“了解好运和恶运的起因”，倘若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就趁早离开医学这个行当”。  

　　他热衷于研究“天人对应”的理论，他特别自鸣得意的是所谓“星辰在体内”理论--按照人体是一个小宇宙的观念，他把苍穹对应移置于人体之内，谓之“体内星辰”或“体内星群”；这些“星群”虽与天空中的星座并不完全一致，但随着个人的诞生，而与天空中他的“运星”或“命宫”一同出现。论述这种理论的文字，在他的各种著作中比比皆是。他认为天即是人，人即是天。所有的人只构成一个天，而天仅仅是一个人。  

　　不过这种思想显然并非帕拉塞尔苏斯一人的独得之秘。这种“天人对应”的思想在中世纪的欧洲广泛流行，实际上构成了星占医学的理论基础。  

　　即使在经过了文艺复兴时代之后，星占医学仍在欧洲流行了约两个世纪之久。而按照某些夸张的说法，星占医学的思想至今仍未死亡--这也是非常可能的，因为至少星占学至今仍有很多人相信。

 

星占医学最主要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天上黄道十二宫与人体各部位的对应。表现这种对应的图画，在西方古代星占文献中十分常见。这种被称为“人体黄道带”的图，是医生诊所中常备之物，医生们据此推知不同治疗手段在不同时刻的宜忌。

　　在西方古代传统的疗法中，放血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名堂。千年相传，每病必用--无论什么病，给病人放掉一点血，被认为会有助于病情的好转。而由今天的医学常识可知，在很多情况下这样做对病症毫无作用，甚至还会雪上加霜。幸好由于星占学与放血的密切关系，才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放血疗法的危害，因为放血必须依据黄道十二宫的天象来决定可行与否。

　　以用星占学作解释的放血用人体图为例，人体从头至脚盘踞着各种神像，表明黄道十二宫与人体的一一对应。太阳运行在指导放血用的“人体黄道带”。当太阳运行到金牛宫、双子宫、狮子宫、室女宫、摩羯宫时，不能放血。

　　对人体的不同部分施行不同的治疗及手术时，也要参照所对应的天象或时刻(时刻就是通过天象的变迁反映出来的)，加以选择后方能定夺。

　　前面提到过的所谓“危险期”理论，也与“人体黄道带”的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对医生的指导原则。例如，在杰弗里(Geoffrey)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如下类型的告诫：  

　　月亮运行至金牛宫，则颈上之伤必危险！

　　这在今天看来，简直毫无道理。但是我们也不应否认古人在借助迷信、魔法、巫术等方式苦苦摸索时，也会有“歪打正着”之处。比如放血，假如本属有害，但因迷信太阳在某某宫时不能放，结果未放，倒反而有利于病人了；警告颈上之伤危险，也是有益无害。  

　　日、月和五大行星，也可以与人体各种器官对应，这同样为医生们提供指导原则。例如在帕拉塞尔苏斯的《评论书》中，可以看到如下的具体论述：  

　　医学在于星辰的意志之中，它被星辰所引导和指点：  

　　属于大脑的东西被月亮引向大脑；  

　　属于脾脏的东西被土星引向脾脏；  

　　属于心脏的东西被太阳引向心脏；  

　　同理：  

　　水星将属于肾脏的东西引向肾脏；  

　　木星将属于肝脏的东西引向肝脏；  

　　火星将属于胆汁的东西引向胆汁。  

　　不仅这些器官的情况是如此，所有无法在此提及的器官也尽皆如此。  

　　黄道十二宫、日、月和五大行星，除了与人体器官等对应外，它们也在星占草药学中与各种植物相对应。有十二种与黄道各宫相对应的草类，还有三十六种分配给炼金术和星占学的植物。一些药物则与日、月、五大行星相联系，特定药物被认为必须在特定的日子和时辰采集，方才有效，例如：  

　　星期日：榛树、油橄榄树；  

　　星期一：芸香、三叶草、芍药、苣荬菜；  

　　星期二：马鞭草；  

　　星期三：长春花；  

　　星期四：马鞭草、长春花、芍药、金链花、委陵菜；  

　　星期五：苣荬菜、曼德拉草、马鞭草；  

　　星期六：草花、车前草。  

　　以上种种与星占医学有关的理论，都曾在中世纪及以后一段时期流行于欧洲。

 

在欧洲历史上，黑死病(Black Death，有时亦用plague一词)令人闻之色变，惊恐万状。这是一种传染极快的鼠疫，关于其症状之可怖，中世纪末期的文献留下了许多记载，这里仅举圣方济各修会会士皮亚扎(M-Piazza)所记，描述1347年此病肆虐于威尼斯城的情景为例：  

　　因为这种恶疾是借助呼吸道传染的，故当人们交谈时，即从一人传染至另一人。所有患者皆感觉剧痛难忍，有的人浑身颤抖；结果臂部及股部皆会呈现豆核状脓疱，它们感染并贯穿至体内，至使患者猛烈吐血。此种可怖症状医治无效，持续三日后即告死亡。不仅与患者交谈可招致死神，就是从患者那里买到、接触到、拿到任何东西，都能受传染而死。

　　据研究，黑死病最初大约在1333年发生于亚洲内地，然后迅速向西传播，十余年间席卷全欧，西亚、印度、英伦三岛等处也未能幸免；直至1353年之后，势头才逐渐衰减下去。

　　如此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当然是星占学家和星占医学家“责无旁贷”的研究题目。他们的研究、讨论对于那场黑死病本身当然不会有任何作用，但在今天看来则不失其文化史史料的价值。星占学家们的主要兴趣，在于对黑死病的先兆进行讨论，并对疫情作出星占学的解释。谈论先兆时，当然免不了许多“事后诸葛亮”式的说法，但也有被承认为事先就预言了黑死病的--这其实并不奇怪，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到过，“时疫”、“疾病”之类，原是星占学家经常预言的项目。

　　莫(Meaux)地方的杰弗里，就是被认为预言了黑死病大流行的星占学家之一。据说他依据的朕兆是1315年和1337年先后出现的彗星，以及1325年出现的木星与土星之合(conjunction)。杰弗里是亲身经历过黑死病灾难的人，浩劫余生，事后他自然免不了又要大做文章，对黑死病之劫作星占学解释。他曾在牛津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写下了一些讨论黑死病的论著。据他说，是由于黄道十二宫中宝瓶宫界内亮星较少，所以死于黑死病的下层民众较多而贵族较少(其实多半是因为贵族的生活卫生条件较好，不易受感染之故)；他又认为，1337年出现的彗星(黑死病的先兆之一)，是火星与土星在双子宫中所生--这种认为彗星可以由行星“生”出来的观念，倒与古代中国一些星占学家的看法不谋而合。  

　　然而在当时，更多的人似乎相信1345年发生的一次奇异天象才是黑死病的征兆--其时黑死病已开始席卷欧洲，故与其说是先兆不如说是象征。这年3月24日发生了三颗外行星的合，即火星、木星、土星运行到同一方位，三大行星的光芒叠加，看起来异常明亮耀眼，这确实是不大常见的天象。当时的星占学家，如埃斯钦丹、肖利亚克(Guy de Chauliac)等人，都在他们的著作中注意到了这一天象。

　　也有一些学者在丧生于黑死病病魔之前，根据自己耳闻目睹的情景，写下了有关的著作。星占医学家福利尼奥就是这样的例子之一。当黑死病袭击意大利佩鲁贾城(Perugia)时，他奉佩鲁贾大学之命撰写有关黑死病的论文。他认为这场浩劫与前不久发生的日月交食和土星与火星之合有关。1348年他自己也死于黑死病。这些星占学家和星占医学家的著作，对于当时人们抵抗病魔虽然很少有直接帮助，但他们根据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留下的记载和描述，对于医学界来说却是异常珍贵的历史资料--这种可怕的大传染病毕竟不是经常可见的。

jhl

天垂象，示吉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