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理喻的神经错乱 与民争财的明朝万历皇帝

禅海一粟

《明史》神宗的本纪结尾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个明朝享国时间最长的皇帝，庙号神宗，实为寓贬于褒，是说他神龙见首不见尾，隐居深宫数十年，不见朝臣，不理朝政，致使到万历末年，国家的官吏已经缺了一半。他又是个死要钱的皇帝，放出太监四处扰民搜刮（如开矿事），民间连养只鸡也要缴税。
　　
　　 对这样一个皇帝，实在没什么好说的，说明朝亡在他手上，崇祯来背了黑锅并不过分，且看神宗的本纪，到了万历30年之后，年年不是“日有食之”就是“京师地震”，或者干旱或者水涝。其中万历31年农历5 月“凤阳大雨雹，毁皇陵殿脊”，到32年“雷火焚长陵明楼”，“昌平大水，坏长、泰、康、昭四陵石梁”，即使不信天象示警这些的，看了也真是令人触目惊心，彷佛明朝先灵不安，亡国之兆已现。
　　
　　 大家想必都看了万历十五年，知道万历帝本来是有励精图治之决心的，除了从小敬畏的张居正并不那么居正带来的打击之外，使万历消极怠工的主要因素还是国本之争。这实在是令人叹息的一件事情。曾子《大学》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的正是帝王之道。家不能齐，必然祸起萧墙。万历朝实在是一个家庭悲剧和性格的悲剧。不过用老夫子们的话说，那也是气数使然了。
　　
　　 首先大臣们太过于食古不化，王宫人和皇长子并不是有强有力的外戚作为支撑，立皇长子并不是于他们有什么好处，偏是大臣们死抱着“立长不立幼”的古训，和皇帝力争。本来，臣子们有一定分量的话语权，哪怕被当廷杖死，也要据理力争一向是政治清明的象征。有明一朝，大臣因直谏被杖死，庾死的不计其数，然而白发苍苍的大臣们，不怕被当廷扒下裤子，屁股开花，也要前赴后继的上疏。是出于长期文化积累的对于敢于直谏即为忠臣这个符号的认可，死谏可青史留名，也是气节所在，也可以裁抑君权，用在军国大事上，本是好事。可悲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精英的满朝大臣，把精力耗费在这样无意义的事情上。孰贤孰愚，孩子小，能看出什么来，偏偏大臣认准了死理。从“满朝文武泣于文华殿请立储”这样的描述里，我闻到了儒家文化腐烂发臭的气息。
　　
　　 如果是万历的爷爷嘉靖皇帝，事情也好办得多。这祖孙俩，是明朝享国在位时间第一和第二的一对儿（明朝偏是昏庸的皇帝在位长，仁宣和孝宗在位不过十数年而已,这一点和清朝正好相反），对待大臣，走的却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路子，然而并不是偶然，甚至是必然的，所谓一盈一亏，矫枉过正。

　　嘉靖帝性格刚愎自用

　　嘉靖帝性格刚愎自用，嘉靖的臣子并不是只有一个海瑞，其他的都不敢直谏的。只是嘉靖太过于“乾纲独断”，关于“大礼议”的事情，嘉靖帝对大臣们的上谏硬是有“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的精神，死多少国家栋梁都不足惜，铁石心肠，无可挽回，且大臣越谏，嘉靖越走得远，干脆称孝宗“皇伯考”称武宗“皇兄”。看来嘉靖帝似乎有一种偏执和叛逆的心理，根本是谏不得的（看来他只能迎合，于是出了狡诈阴险的严嵩）。在经历了极其惨痛的教训后，大臣们知道是拗不过嘉靖皇帝的，“相诫勿言”，此后数十年无人敢直谏。直到嘉靖末年，海瑞怀着必死的决心上疏把嘉靖几乎是大骂了一通，嘉靖不笨，这样伤他的自尊，他当然生气痛恨，但是他也知道不能杀海瑞，否则有千古骂名（估计于是恨得更厉害了，有请开释海瑞的，嘉靖就拿那个人出气了）
　　
　　 但是海瑞预先准备棺材，遣散童仆，家人各自逃命的冒死上谏的举动，使他天下闻名了。这一年嘉靖帝去世，连狱卒都知道海瑞将得到升迁重用了。天下人一定在交口赞叹海瑞，包括继位的穆宗和他的后妃们，其中也有万历的母亲后来的李太后。
　　
　　 穆宗在位的时间不长，只有6 年。万历帝10岁就登基了。万历的生母李太后还是比较贤明的，教子甚严，根据史书的记载看，和现在的父母们“望子成龙”的心态有得一比。五更天就亲自叫帝起床，经常说“你这样淘气，让张先生知道了怎么办”，（万历帝幼年畏惧严师张居正）。幼年万历动不动就要在太后面前长跪不起，还要受太监们的挟持。（《明史》言“帝事太后惟谨，而诸内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挟持太过。”）太后和张居正看来是过于严厉了。过于严厉的父母和师长，往往消磨了孩子的锐气，使之毫无主见而且性格阴沉。
　　
　　 也许在万历和李太后母子闲话之际，不免要谈到不远的祖父嘉靖皇帝，太后就会把嘉靖皇帝作为反面教材，说不要学你爷爷，不听忠臣之谏，大杀建言的大臣，落个谤名。要学唐太宗，从谏如流，做个明君。自古以来，杀谏臣就被认为是昏君之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要听忠臣们的进谏忠言。
　　
　　 于是万历帝就走到了爷爷嘉靖帝的反面。嘉靖硬要翻个个儿，称孝宗为皇伯考，武宗为皇兄，实在是很负心的行为，不太道德，群臣议论纷纷，奏章上疏前赴后继，而嘉靖偏偏固执得可怕，像块石头。万历不能不吸取教训。他看到大臣们众口一词的奏章，看到大臣们集体请愿，他一定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因为从小的教导，这样子的话一定是他错了。他不能蹈他爷爷一意孤行留下骂名的覆辙。然而听大臣们的，他也是极其不愿意的。他不喜欢长子，可能因为这个儿子的出生是一段秽恶的记忆。因为是在太后宫里，偶然临幸了一个宫女，他觉得不会有人知道，偏偏这个宫女有了身孕。宠幸母亲的宫女，他一定觉得很可耻，是不道德的。所以“帝讳言之”，甚至太后知道了，也没有责怪他的意思，他还要百般抵赖。自然他不会喜欢这个儿子。
更何况和郑贵妃如此恩爱，当然希望百年后能长伴地下，可是皇陵的地下只有两个位子，一个是给皇后留的，一个是未来皇帝的母亲，立长子意味着身后永远陪伴他的将是那个有关他年少时一段可耻羞愧的记忆的王宫女，立少子意味着陪伴百年的是心爱的郑贵妃，即使是我们，也会有取舍打算，何况400 年前的人极其重视身后事，这样的打击是巨大的。
　　
　　 从小严母厉师的关于帝王之道的教导，他知道大臣们是对的，但是感情上他一定是万万不能接受。于是同样是帝王家事，和祖父嘉靖不一样，他只能极不情愿的屈服于群臣，甚至用撒谎和拖延近于无赖的手段，口头上说明年就立，却不讲信用的一拖再拖。
　　
　　 本来唯一臣子们和万历能和解的机会在于皇后死了就好了，那样的话万历就可以封郑贵妃为皇后，按立嫡的原则，大臣们就没话说了。偏偏这位多病的皇后硬是正位中宫42年，和万历死在同一年。皇后贤孝，很得太后欢心，废不得。不知万历和郑贵妃有没有药死皇后之意，但是大臣们倒是料到了郑贵妃进位中宫的可能性。（是否万历怕一旦皇后暴死，内外都怀疑他和郑妃而廷议纷纷没有动手？而又或皇后自己也有虑及于此，分外防备小心？这就不得而知。）
　　
　　 长寿的皇后粉碎了君臣可能的和解的机会，不得不于万历29年立了长子。也许这就是天意。
　　
　　 这场无谓的君臣间的较量是旷日持久的，消耗了万历帝励精图治的决心，所以他消极反抗，既然辛辛苦苦当个明君，百年身后，最心爱的女人也不能和自己永远在一起，反倒是那个毫无感情，与一段肮脏记忆有关的宫女长伴地下。我能体会万历帝感受到的巨大的失落和打击。他不理朝政，他贪财，也许都出于这么一种报复的心理，既然拗不过你们，万年之后我也将永远痛苦。那这江山还好好治理作什么，最好是把天下的财富都搜刮来送给小儿子，至于江山被弄得怎么千疮百孔，留一副烂摊子给老大去继承好了。所以他不问朝政，只顾拼命搜刮，重重赏赐福王（即郑贵妃之子）。他隐居深宫，谁也不能见到他，只有小儿子福王的可以。（ “帝深居久，群臣章奏率不省。独福籓使通籍中左门，一日数请，朝上夕报可。“ ）凡大婚，王府等都十倍于前例。据《明史》记载，“帝所遣税使、矿使遍天下，月有进奉，明珠异宝文毳锦绮山积，搜括赢羡亿万计。至是多以资常洵。临行出宫门，召还数四，期以三岁一入朝。下诏赐庄田四万顷。”甚至民间都有“先帝耗天下以肥王”的说法。可为印证。
　　
　　 所以只要大肆搜刮天下之财给心爱的小儿子就好了，也许这正是变相的传天下给小儿子。至于国家的情况愈来愈坏，这有什么要紧的，只要不危及到自己身前就行了。你们不是非要他继位吗？好，正好留副烂摊子给他，这就是对固执的大臣们和上天命运安排的报复。
　　
　　 所以无论大臣们多么沉痛的指出形势多么危急，甚至直接了当的说“天下将有陆沈之忧”！他居然仍然无动于衷！这不仅仅是黄仁宇所说的“消极怠工”了，这应该是有一种报复快意的变态心理了。万历帝也许是故意要如此的。
　　
　　 所有的事情都有前因后果。看了明史，我觉得因为嘉靖的刚愎独断，大臣完全屈服于皇权，矫枉必过之，万历不能不戒之，他只能屈服于臣子。因为道理是在大臣一方（他自己也一定这么认为），但对万历个人而言是极其沉重的打击。而幼年时期严厉的管教，使他的性格趋于阴沉。所以他不能直接对抗就来阴的报复——搜刮天下给小儿子，留烂摊子给大儿子，如是而已。

　　明朝和清朝的皇帝皇权都很重，但是有一个很本质的区别，就是明朝的皇帝不能左右舆论，这一点我觉得其实是导致两朝皇帝不同的一个根本原因。

　　明朝在开国以后，制度已经十分完善，而儒家的道德观也进一步深入人心，这些制度和道德观不仅约束中国人，也约束最高的统治者——皇帝。所以在明朝，如果皇帝做出大臣们认为有悖传统伦理道德的事情，即便皇权再强大，大臣们也要拼死抗争，以求正名。而皇帝又深深的苦恼于这些制度和传统道德对他们权力的束缚，他会和现在的我们一样觉得这些大臣食古不化，但是他又不想用权力来强制的贯彻自己想要的政策，因为这样他会被舆论写成昏庸或残暴的皇帝。这样就行成明朝政府中，统治者和官员的一个无法解开的矛盾。

　　所以从孝宗皇帝之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皇帝和大臣互相抗争与博奕的长篇肥皂剧。武宗追求的是自由和享乐，所以他选择逃避政务。嘉靖想要认回自己的父亲，但是他无法逃避，于是他宁愿名声不要了，对抗议的大臣大加惩罚，也许在他的道德观里，孝这个字更加重要有一点。

　　万历的问题在于，他从小只是这个国家的名义元首，如同现在君主立宪国家的国王，没有任何的政治权力。政府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太后，司礼太监，内阁这三个权力所有者中执行运作的。当然，内阁的权力最大。但是，和君主立宪最大的不同在于，那时候的国家，还是皇权至上，而这三者所依仗的权力，也全部来自于皇权。也就是说，万历作为一个人，没有多大的政治权力，却是所有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从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在获得了真正的权力之后，很难想象会是一个什么样子。长期的地位与权力不平衡所遭受的怨恨，导致他抄了张居正的家。但是他还是无法左右舆论和制度。明朝的大臣对道德和制度的遵守如同走火入魔。他们孜孜不倦的要求皇帝遵守每一项制度，甚至剥夺了皇帝选择储君的权力，在与大臣所做的抗争失败后（这些抗争来源于很多平时因为制度而引起的其实很小的事情），万历逐渐的开始麻木，因为他清楚他无力按照自己的想法任意的构造自己的蓝图。在面对这些时候，有些人会更加的奋进，有点的开始选择逃避。万历属于后者，他把享乐作为自己人生的最大的目标，并因此到处搜刮钱财。
上面有人说为什么明朝的皇帝那样，明朝却可以维持那么长时间。首先，明朝皇帝的人格怎么样，我们是从清朝的书上看来的，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满清政府对明朝的皇帝进行了诋毁（最直接的证据：清朝，朝鲜，日本在朝鲜卫国战争中对战争记述的不同）。但这毕竟只是猜测，事实上，明朝的政府更多的也是因为有一套强有力的制度来维持，这些制度正是带给皇帝无数烦恼的原因之一。朱元璋的伟大之处，也正是在于创造了这个能够维持一个庞大帝国运做的制度。从万历那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在万历很小不能管理政务的时候，各个机构和人物已经充分的替代了皇权的作用，来维持政府的运做。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里，各项分工非常明确，又有充分的监督（不是廉洁监督）。即便皇帝每天什么都不做，国家依然很正常运转。正如前面所说，这有点像现代的君主立宪，但是和君主立宪本质的不同也就是皇帝，这里的皇帝是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没有人和机构能够威胁到皇帝的权力，所以除了南宫复辟（因为政变人是前皇帝，现太上皇），明朝从来没有发生过宫廷政变，虽然明朝的皇帝很少揽权，因为朱元璋在之前已经为他的子孙们把权力都揽好了。皇帝的作用在于，大家需要这样一个赐予权力的来源。所以在万历死后，那场著名的政治风波，根本原因在于大家在互相争夺皇权，因为他可以带来自己的权力。说到这里不能不佩服朱元璋的天才。

　　但是朱元璋的这套制度的弊端就在于，政府因为权责分担过细，权力之间互相制衡（皇帝也不是绝对自由的，前面所说，他无法左右舆论），导致了政府效率极其低下。在一般的情况下，尚能勉强维持和支撑，问题不是很大，但是遇到突发事件，比如大面积的灾荒，侵略，政府的运作能力就显得跟不上，国家机器的运转就成了问题。这种毛病同样传染到军队中，极大的降低了明朝军队的战斗力。我们知道，其实一个军队如果有一个很强的将领长期统帅，战斗力往往比较强，如岳家军，戚家军等等。但是，明朝的军队建制很复杂，统帅军队的部门很多，即便是出战，也不是统帅一个人说了算，最大的有皇帝，下面有兵部的部署，五军都督府的管制，旁边还有个皇帝派的监军，下面的部下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各个卫所的，未必就服你。而且明朝军队的统帅往往是文官，更加造成了许多的问题。像所谓戚家军应该是明朝军队里的另类了。

　　在明朝后期，魏忠贤和崇祯皇帝又极大的干扰了这个官僚体系的正常运作，所以明朝的政府在内外交困之下，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其实在明朝当皇帝挺惨的，清朝就比较不错。康熙想废哪个儿子重新立哪个当太子只是他一句话的事情，大臣往往就只能揣摩圣意，我想万历一定会比较羡慕。清朝的政令传达和贯彻比较彻底，少争论，尤其是在某些无谓的事情上，比如皇帝的那些无聊的家事。这可以理解为独裁的好处，因为相对的讲，明朝比清朝稍微民主一点（这里的民主仅限大臣）。而清朝皇帝的意志对国家影响比较大，政府官员最后除了执行具体政令的，就只有顾问的作用了。但是这样一个全是奴才的有效率的社会，我想未必会有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