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也是文抄公？

禅海一粟

张爱玲在给宋淇的一封信中，提到《半生缘》其实是根据美国作家马宽德（Marquand）的小说《普汉先生》改写的。时至今日，在国内各个版本的美国文学史上，我们很少能看到马宽德这个作家的介绍，但他作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普利策文学奖的得主之一，的的确确风光过。

　　《普汉先生》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主人公亨利的婚恋故事。亨利生长于波士顿，在哈佛大学上学时，认识了比尔，两人成为好友。毕业后，并非上流社会出身的比尔说服亨利放弃去父亲创办的金融公司上班的机会，留在纽约创业。亨利结识了在同一公司上班的玛文，两人相爱，并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亨利的父亲突然去世，他只能回乡奔丧。因为长子的身份和家庭的重担，亨利留在了波士顿，没有再回纽约。比尔造访波士顿的时候结识了亨利幼年的伙伴凯，两人暗生情愫，但比尔终究只是个过客。不久，凯便在家人的安排下与亨利结婚。婚后，她还一直忘不了比尔……二十五年后，哈佛同学会上，亨利和玛文再次相遇，亨利再次对玛文动心，可他最终还是选择回到凯的身边。

　　不难看出，张爱玲《半生缘》的基本框架和人物设置都和这部《普汉先生》惊人地相似，世钧对应亨利，玛文对应曼桢，比尔对应叔惠，凯对应翠芝。上海和南京的双城设置，也同波士顿和纽约相仿。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有关人士考证，《半生缘》中不少经典的细节和句子，也均是纹丝不动地从《普汉先生》搬过来的。比如世钧在他和翠芝家总是闻到煤气的味道，翠芝总是让世钧去遛狗；又比如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和“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这样明火执仗的挪用，竟然在这么多年里轻轻巧巧地掩过了众多张迷和研究者的耳目，略加点染，理直气壮地成就了一部经典--张爱玲当真是有一双魔术手。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算是一位很会偷艺的作家。

　　自晚清以来，我国的翻译小说蔚为大观，跟那些文学大家孜孜于翻译名著不同，张爱玲所做的“翻译”，更多是借鉴故事的结构和人物，她的翻译是潜在的，不为人知的，基本上等于私底下的来料加工，是把一个半成品，装点成精致的成品推给大家。这样的工作，翻译家林纾等人也做过。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的时候，不但全用文言，而且往往根据需要篡改作品，人物情节结局常常跟原著有不小的出入，这一路数的“翻译”，跟张爱玲《半生缘》之借鉴《普汉先生》很类似，只是林纾的翻译明说是翻译，而张爱玲则更多的是不点名地私自再创作。

　　在《半生缘》中，张爱玲改《普汉先生》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为第三人称叙事，从而获得了便捷的叙述视角，能够俯瞰故事中的人物；同时她还极大的充实了曼桢的戏份，让读者更关注曼桢的命运。因为《半生缘》最初是在上海的小报《亦报》上连载的，可能是从市场方面考虑，当然也可能是张爱玲还是想突破《普汉先生》原有的情节格局（张爱玲连载时用了梁京这个笔名，一方面可能是从政治方面考虑，另一方面她可能也对自己是借鉴别人的作品有所顾忌），她在原来的故事上加了一段味道浓重的祝鸿才强奸曼桢的通俗桥段，翻手为云覆手雨般地模糊了原本那个故事里的西方味道，成功地拿为己用，缔造出一部清淡而富有浓重中国味的小说，同时也成功地娱乐大众这么多年。

　　相比之下，前几年郭敬明的“抄袭案”就显得拙劣了很多。《圈里圈外》到底还是国内的小说，大众发现其“借鉴”并不难，但如果郭敬明去借鉴一本还没有译著的英文原版小说，可能就会隐藏得更久一些，说句玩笑话，郭敬明真算是吃了不精通外语的亏。沿着这个话头多说一句，德国汉学家顾彬的那句“中国作家需要集体补外语”还真对，毕竟，站得高才能望得远啊，就算借鉴也会借鉴得高明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