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个人为何能准确预测大清末日？

禅海一粟

1909年春夏之交，日本前首相、时任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发出了一个惊人的预测：3年之内，中国将爆发革命。

　　这位日本杰出政治家俨然就是一个精准的政治巫师：两年半后（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又过了4个月（1912年2月），大清皇帝宣布逊位，中国终于在一场流血并不严重的“革命”中，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伊藤博文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

日本预测大清末日



　　伊藤博文是在会见英国驻日公使窦纳乐（Claude M. MacDonald）时，做出这番预测的。当时，伊藤博文刚陪同大韩帝国皇帝，分两次巡视了朝鲜南方和北方，因伤风而回到日本，在濑户内海著名的道后温泉休养，而窦纳乐即将回伦敦休假。窦纳乐在甲午战争后到庚子事变期间，一直担任英国驻华公使，随后与驻日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 )两人对换，因此，对东亚的局势相当熟悉和了解。被深深震撼了的窦纳乐，将这些会见情况都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dward Grey）做了详细的书面汇报。

　　伊藤博文认为，中国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忙于争夺权势，而最为致命的是，中央政府过于衰落，其权威荡然无存，而“各省咨议局被赋予了太大的权力”，这些咨议局对地方督抚形成了巨大的牵制，进一步加剧了地方的离心倾向。

　　当时，中国民族主义情绪极为高涨，要求从列强手中收回利权的运动此起彼伏，但曾经主导了日本挽回利权运动的伊藤博文，显然对此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处理好内政，然后才能对外收回利权。伊藤博文以日本为例，向窦纳乐指出，“慎重和调和的政策”对于中国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日本首相桂太郎也对此表示赞同。他忧心忡忡地告诉窦纳乐，中国的事态令人不安，“宪法、国会、资政院这些东西本身虽是极好的，可是要使一个国家能运用它们，必须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中国显然并没有足够的准备，“中国现在实在走得太远，会出毛病的”。

　　半年之后，已经改任日本枢密院议长的伊藤博文，最后一次到访中国（请参阅本专栏《哈尔滨的枪声》及《日本常青藤的枯落》）。他在拜会东三省总督锡良、奉天巡抚程德全时，再一次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伊藤博文说：“中国初办宪政，一切正在艰难，民意断难即恃，更不可妄恃强力。贵国现在热心主张收回权利，收回权利固属好事，然不知收回权利尤须能保此权利不更为他人侵害。若徒将权利主张收回，而不能实保权利，则旋收旋失，徒然无益。一切机关俱不完全，则尚非真收回权利。此次我系旁观之人，故特反复言之，尤愿贵国以后千万勿以感情二字作政治上之观念。”

　　伊藤博文还提醒说：“贵国土地辽阔，统一甚难，办理宪政，亦非容易。中央政府自不可放弃权利，然地面太大，亦易为人倾覆，我为此事，极为贵国忧虑。不怕贵国见怪，此事艰难异常，一时恐难办好。今尚有一不利之言，即是革命二字。贵国政府防范虽极严密，然万一发生，于国家即大有妨害。”

　　3天之后，伊藤博文在哈尔滨遇刺身亡，这段逆耳之言成为他对中国的政治遗言。



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没有舵手的航船



　　在几乎所有西方列强都对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表态支持、同时大捞好处时，日本是唯一泼冷水的一家。当时的日本，依然忙于消化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两大胜利果实，最需要维持东北亚地区的现状。日个人直白地表示：安定团结、循序渐进才是大清国一切改革与发展的基础，在政治体制上的激进变革，将令中国崩溃。

　　尽管日个人主要为了自身利益，但日个人的担忧如同伊藤博文的预测一样，都在后来的历史中应验了：大清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打开了要求政权分享的潘多拉盒子，不仅没有成为凝聚民心的旗帜，反而成为社会分化、地方分离、族群分裂的加速器。

　　大清国的改革抉择，对于执政者来说，相当艰难：内忧外患，不改革必然是死路一条，这在甲午战争后，尤其在经过极右（戊戌变法）和极左（义和团）两场大风波后，已经成为共识。但问题是，改革与革命不同，它不只是一种推翻，更是一种建设，这就需要在“变”的同时必须保持“稳”，否则就成了一种革命。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即推进平等和进步，但其路径要求却有一定的矛盾：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的权力集中，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政治的发展则要求不断的权力分解与分享。这其中，分寸、角度、时机的拿捏，在在都是对改革者的严峻挑战。从开始于1901年的新政，尤其1906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大清国的中央领导层日益陷入两难处境：一方面，政治上不断地分权、放权，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力和在财政、组织人事等方面的调控手段，很多好的设想难以推行，或推行后严重走样（参阅本专栏6月8日《“烂尾”的仁政》）；而另一方面，在日益激进、且不需要考虑全局行政问题的地方立宪人士看来，改革的胆子依然不够大，步子依然不够快。

　　更为严峻的是，自镇压太平天国以来，大清政府为了应急而打开的放权闸门，难以关上，地方不仅在一般行政上获得了巨大权利，甚至也干预过问军事、外交等代表国家主权、理应掌握在中央手里的“禁脔”，历朝历代最为忌讳的“问鼎”，在大清国似乎成了普遍现象。在权威资源日益枯竭的情况下，中央虽对改革的节奏、步伐有着相当成熟（未必完善）的考虑，比如设定了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但却不得不俯就民意的要求，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跑步前进。

　　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日益激进的改革民意，其实只是地方实力派或其他政治群体要求分享权力的幌子，“政治上垒”的手段取代了“政治改善”的目的，动听的宪政诉求异化成为争夺权力的新式武器。中央政府从公共领域的每一次撤退，并没有带来理想状态的“国退民进”，而是表现为“（中）央退地（方）进”，权力的运作依然是集权和专制，无非是集权者的尺码从中央的“XXL”（特大号）换成了地方的无数“S”（小号）；甚至在不少地方和不少领域，表现为“白退黑进”，一些特殊小集团迅速占领了中央的权力失地，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基层政权“黑帮化”的倾向，大清国对基层政权的控制力被日益削弱，地方自治运动与中国固有的“马铃薯”分离状态相结合，“绅权”极度膨胀，“土豪劣绅”就在这种改制和转轨的空当中蓬勃发展，并在今后的半个世纪中，史无前例地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的乡村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

　　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大清国这条“泰坦尼克号”没有了舵手，冰山还有多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