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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当提起“亚洲人”这个字眼儿时,容易想到一种“正统”的黄种人形象,他们身材中等偏矮,毛发稀疏,肤色浅黄,细长眼睛,眉脊不很突出,鼻梁比较直但不高。这是一种典型的东北亚人的形象,主要分布在中国北方、朝鲜和日本。我们认为这才是“纯正的”黄种人。亚洲的历史和文化主要是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是他们创造了亚洲,使亚洲具有了“亚洲”的含义。其他亚洲人则是在体质和文化两个方面被杂化了的。西亚人被印欧人种杂化了,南亚人则被尼格罗人种杂化了。我们容易把这种正统的亚洲人与悠久的历史文化渊源、精耕细作的农业和温和含蓄的性格联系起来。他们身材不健美,肌肉不发达,尽管可能会有很多高身材的个体类型,但一般并不粗壮。无论在历史文化、社会生活还是体质方面,他们都显得过于纤细了,似乎是被一种早熟的文明过于浸染了。亚洲的直观意象中似乎有阴性的特点。 应该说这是一种不全面的,或不准确的印象。亚洲的纤细和阴性特点来自于大陆型的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以及由之所决定的农业生产方式。事实上真正的北亚人是游牧民族,他们从来就不是我们这种温和含蓄的、过于文明的和有点阴性的“亚洲人”。他们是一些骠悍的、好挑衅的、有血性的民族。尽管他们没有发展出精细的农业文化,但从来就不比我们缺少智慧。普通的西洋人和西方人类学家把亚洲人的代表定位于蒙古人。这多少上我们中国人,或所谓“正统的”亚洲人感到奇怪。我们的古人就认为北方草原民族与我们是不一样的,说他们的脸型“横阔而上下促”。如果我们多少了解一些西方的历史,就会明白西洋人喜欢把亚洲人说成是蒙古人并不奇怪。要知道北亚草原游牧民族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说刻骨铭心也不为过。他们所说的那种蒙古人无论在是前文明时期,还是有记载的历史时期,都曾大规模地向西方迁移,或干脆就是侵入或扫荡。北亚人善于远征,在人类文明的早期他们已经广泛地分布于欧亚大陆。西欧的拉普人和北极的埃斯基摩人,以及芬-乌戈尔语族,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俄罗斯人的蒙古脸型和文化特质,都是他们活动的结果。他们还把遥远的中国的技术科学带到了西方。 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开始,北亚草原民族对西方的军事入侵有过四次。第一次是匈奴人的西迁;第二次和第三次分别标志着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历史的滥觞;第四次则是蒙古人的远征。在这里面,第一次和第四次都与中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最令欧洲人记忆犹新的梦魇是蒙古人对世界的征伐。我们中国人对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征战并不陌生。成吉思汗的雄心壮志导致了在中国历史编年表上插入了一个元代,这是一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帝国。汉人的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科学使得蒙古人的远征势如破竹,他们对于西方人的军事优势不亚于海湾战争的美国之于伊拉克。尽管他们的文明启蒙要晚于我们汉人,但蒙古人绝不缺乏智慧。成吉思汗从来就不是“只识弯弓射大雕”草莽英雄。是蒙古人首开把系统工程的思想运用于战争的先河。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系统工程的思想,这样庞大的远征计划是不可能实现的。可靠的后勤保障体系,在当时独一无二的、由汉人指挥的工程兵部队,先进的军事工具和通信手段,周密的战役计划,再加上他们天生的勇猛骠悍,以及在物质享受方面的单调与落后,使得他们得以如飓风般驰骋欧亚大陆。这是一次真正的蒙古飓风,令西方人至今耿耿于怀的“黄祸”。 尽管蒙古人的征伐是这样的规模巨大,我认为在西征欧罗巴的亚洲黄种人里面,当数匈奴人的西迁最具悲壮的诗意,并且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不论西洋人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观点,事实上是匈奴人促成了欧洲历史发展的转折。他们把丛林里的日尔曼蛮子推上了历史舞台,并与后者一起如摧枯拉朽般地结束了罗马人的时代。帝国的历史消失了,由各个封建国家组成的西欧多元政治格局开始了,一个几乎延续至今的欧洲国家的主要划分形成了。最后一个匈奴王阿提拉被阴损的罗马人和野蛮的日尔曼人一致地称为“上帝之鞭”,表达了欧洲的恐惧和无奈。然而不要忘了,恰恰是匈奴人挥起了欧洲历史战车转向的第一鞭,这才是名附其实的上帝之鞭。匈奴人在欧洲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他们的帝国是短命的。他们在欧洲的史命似乎仅仅是促成历史的转折。当这个转折完成后,他们的帝国就瓦解了,甚至整个民族也消化在欧洲的历史和文化当中,不复出现了。西迁欧洲的匈奴人的故事是极富戏剧性的,这个民族在生命最辉煌的当口结束了自己,留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传说。 在西方人的词汇里,匈奴人是极端凶恶的人的代名词。在二战时,希特勒的德国兵被称为匈奴人。然而,在当年匈奴人曾经统治过的土地上,人们仍然敬仰和怀念阿提拉的英雄气概。至今在匈牙利和土耳其,阿提拉仍然是男孩子们用的名字,甚至有人自称是阿提拉的后代。除此以外,匈奴人还给欧洲留下了另一件东西。阿提拉在征伐高卢失败(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失败)之后,于次年攻掠意大利的阿奎利亚。一些农人和渔民(被称为威尼提人)为了躲避战争,来到了亚德里亚海滨的一片充满沼泽的半岛。历经数百年的经营,他们在这里建立起了一座欧洲最美丽的、发达的城邦,这就是后来的威尼斯共和国。 我们中国人对于匈奴人并不陌生,他们是在蒙古高原活动的一个北方游牧民族,在历史上也称为胡人。从有记载的编年史开始就一直有他们的踪迹。在殷商时期他们曾被称为鬼方、犬戎等等。中国古人认为他们与我们一样都是炎黄的子孙,是被殷人驱赶到北方的夏人的后裔。从春秋开始,直到东汉、乃至五胡十六国的时期,匈奴人不断南下骚扰。东汉光武建武二十四年(BC48年),有小部分匈奴人,大约五千户,分裂出来归附了汉朝,他们被称为南匈奴。留下的大部匈奴人,也就是北匈奴,在东汉帝国的打击下,于AC89年败走西方。这些西迁的匈奴人为了维持他们的民族的完整,在里海一带的大草原上奋斗了二百多年,以求寻找新的家园。在四世纪下半叶时(公元360年),他们的势力骤然爆发了。在一个叫做巴兰姆巴尔(Balambir)的王的领导下,匈奴人进入了阿兰人的领土,这是一个位于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强大的王国,属于突厥系游牧民族。匈奴人在顿河沿岸大败阿兰人的联军,杀死了阿兰国王,并通过条约束缚和武力威胁把阿兰军队纳为自己的同盟。匈奴人紧接着开始继续向西,他们的下一个征伐对象是东哥特人。从这时开始,这个民族的最辉煌的一幕就拉开了。 我不否认我个人十分偏爱这一段历史。当我第一次知道了阿提拉的伟业时,我就被这些匈奴人迷住了。他们的历史作用,他们那充满悲剧色彩的命运,他们出色的军事和外交天才,以及他们作为一个真正的东方民族──准确地说是炎黄后裔的一支──在西方世界所留下的影响,都深深地吸引着我。应该说他们唤起了我的一种情感。如果这种情感能传达给读者,那么我将感到非常满足。本文将要讲述的就是匈奴人在欧洲的一些事迹。 当匈奴人进入欧洲时,他们离开他们传统的家园已经有三百多年了。而在这以前,除了中国的史书,关于他们的记载很少,特别是他们从中国北方向西迁徒的经历更是鲜为人知。大体上我们可以知道,北匈奴西迁途中经过康居、大宛、鄯善等等西域诸国。这些国家过去曾遭受匈奴的征服和奴役,因而对于他们的过境没有给予欢迎,反而乘其落魄之际进行报复。匈奴因此不得不继续西迁,寻找新的生存家园,其间他们在中亚地区停留了大约两百多年的时间。最后一次离开时,匈奴人把老弱留在当地,选精壮继续西征。 一些欧洲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在文化上甚少成就,他们只是一支生活在马背上的,有着不寻常的军事天才的游牧民族。在罗马史家马西里那斯笔下他们是一群不知使用火,不懂欣赏美味,吃任何动物的肉和草根的野人。这显然含有相当的歪曲和误解的成份。匈奴人的社会组织方式是军事部落联盟。他们长于征战,有着极强的作战机动性。他们善于骑射,善于佯作后退诱惑敌人,然后迂回包抄。他们可以根据远方马匹奔跑掀起的烟尘,判知敌方人数的多少。据认为有些马具是他们发明的,比如骑马用的脚蹬子。 有人认为他们由于长途的迁徙,所经历的地域和民族也很多,所以在体质上变化非常大。但是据西方古代史籍对阿提拉形象的描述,可以看出具有典型的黄种人特征。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匈奴人在西迁途中收编了一些其他的种族作为自己的同盟。两三百年间这些外族人与匈奴人有不同程度的混血,而后来的匈奴人实际上混杂了多种不同的成份,但在民族文化特征和民族心理上都认同自己为匈奴人。 匈奴人在社会生活上有一个十分野蛮的习俗,妇女丧夫后要被自己的继子所收继。蔡文姬当年流落胡邦时曾遭此辱。她的丈夫,南匈奴的左贤王去世后,其前妻之子请求嗣娶继母,文姬当然不干,向曹操写信求援。曹操劝其从胡俗。文姬无奈,只得下嫁。尽管据说造成这种习俗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不让自家的财产及权力、地位外流,但这仍然是一个无人伦的恶习,终将被抛弃。到了蒙古人的元朝时,已经有很多妇女视此为奇耻大辱。 匈奴人打败了阿兰人之后,曾暂时安置在顿河草原一带。在匈奴人联盟的西面,还有两个日尔曼人的部落联盟:一个是第聂伯河以西至德涅斯河以东的东哥特人联盟(Ostrogoth),另一个是德涅斯河以西至喀尔巴阡山之间的西哥特人(Visigoth)联盟。在西哥特人联盟的西南方,就是罗马帝国的领土。罗马帝国在征服了高卢之后,在北方主要是与日尔曼人为邻。最初多是罗马人向日尔曼人地区进行扩张和掠夺。到三世纪以后,帝国日趋衰落,边防松驰,各日尔曼蛮族部落不断蚕食渗透。当时的局势有些类似于同时期中国的“五胡乱中华”(为什么日尔曼人的进攻改变了西欧的历史政治格局,而同时期的汉帝国在经过了“五胡”的侵扰之后,又归复于隋朝?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课题)。这些日尔曼蛮族部落后来向罗马帝国展开了全线进攻,最终成为帝国的征服者。 在罗马帝国的时代,日尔曼人由于文化上的落后而被称为蛮族。当时的日尔曼人住在森林里,他们基本上以打猎为生,衣兽皮,食兽肉,住草棚,无文字,无礼仪。他们从来不洗浴,身上奇臭,文明人见了唯恐避之不及,当时的罗马人诅咒说“不要让我遇见一个日尔曼人”。日尔曼人身材高大,碧目白肤,头发金红,身体极壮,小孩子象动物一样不加看顾地放敞着养大,妇女常常干很重的体力劳动。日尔曼人的部落组织是原始军事部落联盟,首领同时也是最高军事长官。日尔曼人部落间长年打仗,所有男子都是战士。他们的马很矮小,主要用于骑乘而不是打仗。一旦与敌人对阵时他们就从马上跳下来,用一种短剑与敌人博斗,这时他们的马会很听话地站立不动。在他们的道德里面,忠诚勇敢是占第一位的,如果国王战死而士兵活着回来,则被看成奇耻大辱。在罗马人看来他们唯一的可取之处是他们对待妇女的态度。日尔曼人实行一夫一妻制,而且他们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尊重妇女的意见。比较《高卢战记》和《日尔曼尼亚志》可以看出,日尔曼人进步很快,前后不过三百年左右,他们已经相当程度地学会了农业和酿酒。与匈奴人相比,日尔曼人的生存条件要好得多。他们有森林和适于耕种的土地,而匈奴人则长期生活在气候条件恶劣的北方大草原上。 公元375年,匈奴人在他们的老王巴兰姆巴尔的带领下,开始大举向东哥特人的领地进攻,拉开了中古欧洲史上持续了两百多年的民族大迁徒的序幕。东哥特人从没有见过骑马作战,从没有见过如此迅猛的攻势。在匈奴人排山倒海般的打击下,东哥特王由于无法保住家园而引疚自尽,他的臣民落花流水似地向西逃窜直至多瑙河边。这些惊恐万状的日尔曼蛮子为了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他们沿途打击所经过的西哥特人部落,把他们连根拔起,驱赶到更向西的地方。西哥特人在逃窜的同时又打击近邻的各日尔曼部落,这使得恐惧很快也蔓延到了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这就象一种连锁反应,匈奴人的进攻几乎把所有的日尔曼部落都给驱动了起来。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阿密阿那斯·马西里那斯 (Ammianus Marcellinus)对当时的情况有生动的记载,在其著作《历史》一书中称,“一种以前没有听说过的一种人,不知从地球的何处,如高山上的暴风雪般地来临,碰到他们东西都遭到抢夺破坏”,而哥特人则“因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遂叛离了阿塔那里克,企图逃到这些野蛮人不知道的地方,重新安家。” 毫无疑问,匈奴人的军事能力超过了当时所有的日尔曼蛮族和罗马人,马西里那斯对此曾有过极生动的描述。匈奴人作战时总要发出混乱的震天呐喊。他们有时会排成规则的纵列,而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作战是毫无规矩的。匈奴人的作战机动性异乎寻常,他们会时而忽然间四散开来,时而极其迅速地集中到一起,形成一个松散的阵列。他们会在原野上风驰电掣般地狂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飞过敌人的营垒,使敌人在尚未明白之际就遭到了袭击。匈奴人优良的骑射技能使得他们能够远距离作战。近距搏斗时,他们根本不顾及自身的安全,而当敌人企图躲他们的利剑时,他们就扔出一张网把敌人套住,使其动弹不得。 在匈奴人的压力下,所有这些日尔曼人蜂涌逃向西方,以期定居在罗马帝国境内寻求庇护。西哥特人后来经罗马皇帝瓦伦斯的允许,越过多瑙河进入帝国境内的色雷斯地方避难。来避难的西哥特人数量非常之多,以至于负责统计人数的罗马官员根本无法计数,数到二十万以后就失去控制了。马西里那斯记载说“哥特人汹涌而来,势如怒潮”。如此之多的西哥特人蜂涌而入,对罗马帝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安的因素。但管理这些西哥特人的罗马官员却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们趁机肆意役使和侮辱这些日尔曼蛮子,最终迫使他们奋起反抗。公元378年,西哥特人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阿德里亚堡大败前来镇压的罗马军队,皇帝瓦伦斯个人也被打死。以后罗马大将狄奥多西勉强镇压了这次起义,其代价是允许西哥特人以同盟者的资格居住在巴尔干半岛西部。狄奥多西后来成了罗马皇帝,临终前将罗马分为东西二部,遗赠给他的两个儿子。这样,自公元395年开始,就有了相互独立的东西罗马帝国之分。西罗马首都仍然是罗马城,东罗马则建都于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自公元285年始实行过分治,但在312年又由君士坦丁大帝恢复了统一)。 日尔曼人是一些野性十足、不甘寂寞的蛮子,他们也是真正的战士。象匈奴人一样,作为一个落后的蛮族,他们除了酗酒对于生活上的享受所知甚少。因此与罗马人相比,他们花很少的代价就能达到很高的战斗力。日尔曼人被从森林里驱赶出来以后,不可能再营他们过去习惯的生活方式,而变成了真正的强盗和征服者。他们肆行于罗马帝国的版图,尤以西哥特人和汪达尔人为甚。西哥特人一直征战于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广大地区。公元396年西哥特王阿拉里克攻陷雅典,大肆洗劫而去。公元401年西哥特人入侵意大利,410年焚掠罗马,使这座圣城第一次被攻陷。汪达尔人于455年再次攻人罗马,大肆洗劫破坏,损失异常惨重,糟蹋破坏文明成果的汪达尔主义由此而得名。在前后只有几十年的时间里,一些日尔曼人的王国相继在帝国境内建立了起来。西哥特人于416年占领并建国于西班牙。法兰克人于418年占领了高卢,建立法兰克王国。勃艮第人亦建国于高卢地区。汪达尔人和苏维汇人于429年进入北非,于439年占领并建都于迦太基。 在日尔曼人的这些征战中,匈奴人很少参与其中拌演一个显著的角色。在给予欧洲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之后,他们停留在多瑙河沿岸一带,以大匈牙利平原(当时称潘诺尼亚)一带为中心,在中欧地区建立了一个匈奴帝国。东哥特人在这期间被迫使加入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其力量得到加强。他们也曾与西哥特人一起讨伐罗马人。395年他们曾越过多瑙河,在反抗罗马人的战役中凑过热闹;410年攻陷罗马城的战役中也有他们的份。但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内,他们基本上是作为罗马人的同盟军而占有他们的位置。作为一种回报,从420年开始,东罗马帝国每年要供给他们一定的俸禄。到432年狄奥多修斯(Theodosius)一世执政时期,匈奴人的力量显著地增强了,以至于匈奴王罗阿斯(Roas),又称鲁吉拉斯(Rugilas),迫使东罗马每年交纳一大笔供俸,这实质上已经变成了纳贡。这种令人不安的关系一直持续到匈奴人多次威胁要直接介入帝国的内部事务时为止。 匈奴人力量的决定性的崛起是自阿提拉(Attila,406-453)登基成为匈奴帝国的王之后。公元433年,27岁的阿提拉与他的兄弟布来达(Bleda)一同从他们的叔父罗阿斯手中继承了帝国的王位。436年,阿提拉谋杀了他的兄弟,独自君临帝国。与他的前辈们相比,阿提拉更具雄心,更富于侵略性。在历史上,阿提拉是一个极为突显的角色。 匈奴人力量的决定性的崛起是自阿提拉(Attila,406-453)登基成为匈奴帝国的王之后。公元433年,27岁的阿提拉与他的兄弟布来达(Bleda)一同从他们的叔父罗阿斯手中继承了帝国的王位。436年,阿提拉无情地谋杀了他的胞兄,独自君临帝国。与他的前辈们相比,阿提拉更具有雄心壮志,更富于侵略性,而且才智极为超群。在历史上,阿提拉是一个极为突显的角色。阿提拉时期的匈奴帝国是匈奴史的最后一章,也是最辉煌的一章。他使罗马人蒙羞,使日尔曼人丧胆,具有令西人沮丧而无奈的强大力量,以至于他和他的匈奴铁骑都被称为“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 关于阿提拉个人各方面的记载,西方史书上有过多少有些贬损,但仍不失生动具体的描写。阿提拉年青时作战勇猛,称王之后则更主要地是依靠他的头脑,而不是他武功,完成了对北方的征服。他表现出了勃勃野心,和高超的政治外交手腕,而且为人狡猾、残忍。作为匈奴王的阿提拉,他的步态和举止显示都出了一种其力量可傲居全人类之上的自负和傲慢。据传说,他曾自称拥有战神之剑,所以他的部下晋见时,如若正面直视他则必须同时后退,否则会烧坏自己的眼睛。他有一个凶猛地转动眼珠的习惯,好象他乐于欣赏受他惊吓的人的恐惧。阿提拉在生活上崇尚简朴,却很能容忍部下的奢侈。他的臣民都对他非常惧怕,在他外出巡查的时候,凡见到他必向其欢呼,以示敬畏。在西方的历史传说中,阿提拉极为残暴凶狠,专事劫掠城市的恶行;并且身上集中了极端的邪恶,婴儿被他看见都会死去。阿提拉的长相似乎令人不敢恭维。据记载,他身材矮胖,双肩很宽,短粗的脖子上长着一个硕大无朋的头颅,有粗硬的黑发和稀疏的胡须,鼻子扁平,一双黑眼睛锐利而阴鸷。尽管这种描写似乎有些不太恭敬,但有一点毫无疑问,这肯定是一个东方人的形象。这说明经过三百多年的西迁后,匈奴人并没有被其他民族混血得失去了原来的体质特征。 我们对于阿提拉时代的匈奴人的社会生活所知不多,但仍然能从一些传说和故事中窥见鳞爪。曾有一个东罗马官员及其随从出使匈奴帝国,他们有幸见到了阿提拉和其他匈奴将领,甚至参加了阿提拉举行的盛宴。从他关于这段经历的罗里罗嗦记载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很多民俗、外交以及政治等方面情况。 这些罗马官员在途中曾遭遇暴雨和洪水,幸得附近村落匈奴人的康慨相助方能逃生。匈奴人将他们迎进村里烤火取暖,侍以美食,安排他们休息。不仅如此,作为表示他们的善意的一部分,匈奴人还送来好看的姑娘陪伴他们休息。说到这里顺便提一下,管理这个村子的长官是一位年轻女士。由此可见,匈奴人作为一个在当时文化上较为落后的民族,野蛮的习俗与古朴、善良的民风是并存的。在衣、食、住等物质生活方面,匈奴人一般来说是富足的。他们有鲜食美酒,有好看的发式;贵族衣饰华丽,甚至有巨大的浴室。但他们只有村落,而没有城市。阿提拉的宫殿不过是一个木结构的建筑,四周围以木桩,顶端饰以尖塔,他的部将的住宅则不准许有尖塔。虽然匈奴民风质朴,但从这个故事中可以看出,阿提拉个人在多年的外交、政治和军事角逐中已经磨练得内心十分细致,完全是一个文明时代的野心家。他在他的臣民中威望极高,进出宫殿必有华盖迎送,欢宴时有专为他谱写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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