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最效忠于溥仪的满清遗老？

禅海一粟

溥仪做了亡国之君后，先前那些整日里高呼万岁的权臣贵胄们跑的跑，逃的逃，如鸟兽散。但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却矢志效忠于清室，对溥仪“不抛弃、不放弃”，忠心谏言、至死方休，一心守护和关心着这位命运多舛的末代皇帝，堪称最效忠于溥仪的满清遗老。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闽县（今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年)擢翰林侍读。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人交厚，好论时政，而且不避权贵，直言敢谏，世称“清流四谏”，曾因“荐人失察”被罢官。宣统元年(1909年)由张之洞举荐回京，宣统三年(1911年)担任溥仪的老师。
                     
辛亥革命后，大清帝国颠覆。按照“优待条约”，溥仪仍然保留帝号，居住在北京后宫。65岁的陈宝琛仍在后宫担任“帝师”。在授业的同时，陈宝琛经常孜孜不倦的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静观其变”的复辟思想，希望溥仪有朝一日能够恢复“皇清大业”、“重登九五”宝座。期间，陈宝琛为光绪皇帝撰写了《德宗本纪》，并主纂了《德宗实录》，被溥仪加封为太傅。

在赴东北充当伪满傀儡执政前，溥仪与陈宝琛朝夕相处最久，彼此相知最深。在溥仪的眼里，陈老师是自己“惟一的灵魂、惟一的智囊”，是“最忠于大清、最忠于自己、最稳健谨慎”的人。即使溥仪被逼出宫到了天津，陈宝琛也依然追随，“授读如故”。此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地区已经虎视眈眈。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日本侵略者在1927年东京会议上，由时任首相的田中起草的《田中奏折》中提出的侵略计划。在具体实施上，日本参谋部提出分三个阶段逐步吞并中国东北，即：第一阶段，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第三阶段，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为了实现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狼子野心，日个人想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1月2日，日本特务土肥原秘密来到天津，想迎接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陈宝琛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力排众议谏曰：“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也”；“不可轻信郑孝胥欺罔之言”。言语之间不禁声泪俱下。11月5日，溥仪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此事，陈宝琛主张慎重，反对贸然行事；而郑孝胥等人却主张“趁时而动”。一场激烈的争辩在二人之间展开。
    陈：“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陈：“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郑：“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陈：“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郑：“三思！三思！等日个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陈：“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郑：“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陈：“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摘自《我的前半生》）

陈宝琛和郑孝胥争论的实质是：恢复大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去东北图谋复辟，受日个人控制，是投敌卖国问题。陈宝琛作为满清遗老，劝溥仪企图据复辟的思想是陈旧封建的，但主张不去东北受日个人摆布，还是爱国的。

溥仪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所以没有表态。第二天，溥仪收到了两枚炸弹（后经检验是假的），此后接连不断的收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经过一连串的惊吓和刺激，溥仪下决心去东北。1931年11月10日，溥仪背着陈宝琛，与郑孝胥等人悄悄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在关东军和郑孝胥的控制下，溥仪成为“笼中之鸟”。

对于溥仪的不听忠言和不辞而别，陈宝琛老泪纵横。12月，性格倔强的陈宝琛不顾严寒，只身前往东北，冲破郑孝胥等人的百般阻挠，面见溥仪，叮嘱他要“静以观变，等待时机”返回天津。两天后，溥仪召见陈宝琛，向他道出了日个人将要建立“蒙满共和国”并怂恿自己出任“总统”的计划，遭到了陈宝琛的坚决反对。他劝溥仪不可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不要上日个人的圈套，并说道：“臣风烛残年，恐不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临别前，陈宝琛再三叮咛溥仪：“若非复辟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 3月8日，溥仪在日个人的控制下粉墨登场，就任“执政”，年号大同，定都长春，改称“新京”。得知这一消息后，陈宝琛不禁为溥仪的“前程”和安全担心，九月，已经85岁高龄的他不远万里来到长春，最后一次省问溥仪，上呈密折中有“窃臣去腊得觐天颜，回蒙召对，而忧愤郁结，气窒舌蹇，尚多不达之词。归程惘惘，魂梦依驰，至今窃见陛下以不赀之躯，为人所居为奇货，迫成不能进、不能退之局而惟其所欲为，始则甘言逼挟，谓事可立成。既悟其诳矣，而经旬累月，恣为欺蒙”的语句。通过这份残缺不全的奏章，我们可以领会到陈宝琛既是在向被郑孝胥劫持的旧主溥仪哭诉衷肠，又是在向郑孝胥的卖主求荣、充当日寇汉奸的卑劣行径的严厉声讨！


“民族是不能得罪的！”这是陈宝琛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溥仪被劫持后“晚节不保”，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成为替日个人奴役中国同胞的历史罪人，陈宝琛经常哀叹自己“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意思是说：“我想像南宋的陆秀夫那样宁可背着皇帝投海自尽，也不做元军的俘虏受凌辱，可惜我做不到”。这反映了作为清朝遗老、皇帝师傅的陈宝琛，思想深处也有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一面。

1935年2月1日，陈宝琛病逝于天津，人们在给他换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的贴身内衣中藏有当年去长春上呈溥仪的密折底稿，虽然破烂残缺，但字字扎心。真是心系溥仪，至死不渝。陈宝琛死后，溥仪伪谥其为“文忠”。作为溥仪忠心耿耿的老师，“文忠”的谥号对陈宝琛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