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铎的聪明与雍正的聪明

禅海一粟

戴铎是为雍正争储出谋划策的关键人物，但雍正个人也颇富心机。当戴铎和盘托出自己的谋算以图邀宠时，雍正并不领情，反倒将泄露天机的戴铎一贬再贬。雍正欣赏戴铎的聪明，但又恨其太过聪明。戴铎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康熙后期，诸皇子围绕储位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激烈争夺。这场争夺持续时间很长（约有十余年），牵涉范围也广（年岁较大的二十几位皇子几乎都参与了，一些王爷朝臣、文人清客也被裹挟了进去），最后，皇四子胤禛（即雍正）捷足先登，承继了大清江山。范文澜、蔡美彪等先生认为，雍正的成功，是他“倚信满人戴铎为之谋划”的结果，在坊间也有“没有戴铎就没有雍正”的说法，而我们在研读了相关史料后，认为此类观点实与史实不符。      就雍正而言，他是个颇富心机、懂得隐忍、善于审时度势，并能抓住机遇的政治人物，而戴铎则是个会察言观色、会揣摩主子心思、有点小聪明的小人。雍正对其品性也是洞若观火，了然于心的。   

  戴铎本是“藩邸旧人”，早就投靠在了雍正门下。他在“藩邸”，算个清客，相当于《红楼梦》里的詹光、卜世仁，替主子解闷消闲出出主意。康熙五十二年，他给雍正写了封长信，献上了他的“争储”秘策。信中写道：“论者谓处庸众之父子易，处英明之父子难；处孤寡之手足易，处众多之手足难。何也？处英明之父子也，不露其长，恐其见弃，过露其长，恐其见疑，此其所以为难。处众多之手足也，此有好竽，彼有好瑟，此有所争，彼有所胜，此其所以为难。而不知孝以事之，诚以格之，和以结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间，无不相得者……至于左右近御之人，俱求主子破格优礼也。一言之誉，未必得福之速，一言之谗，即可伏祸之根。”并称：“当此紧要之时，诚不容一刻放松也！否则稍为懈怠，倘高才捷足者先主子而得之。”      


平心而论，这封信写得字字珠玑，入情入理，然而却令雍正反感。因为当时的雍正心里已有了争储的“既定方针”，并在一步步地实施着，无须谁再为之“谋划”。况且，雍正的心机生怕别人窥破，可他戴铎不仅窥破了，而且还“诉诸文字”，这能不令雍正反感甚或恐惧吗？     

我们知道，康熙第一次废掉“太子”是在康熙四十七年。没了“太子”，诸皇子谁都有了承继大统的可能，于是就明里暗里手足相残起来。康熙一看不行，半年后复立胤礽为太子。然而到了康熙五十一年，允礽被再度废掉，“争储”之势遂更为风起云涌了。而就在诸皇子瞪着乌眼鸡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之时，雍正则称自己是“天下第一闲人”，并给自己冠以“破尘居士”、“圆明居士”等法号，终日与僧徒厮混在一起，完全表现出了一副一心向佛、与世无争的样子。另外，他还刻意搜罗历代文人骚客、隐士僧道的诗文语录，汇集成《悦心集》，甚至还“亲自”写了首与《红楼梦》里的《好了歌》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弥漫着人生若梦色空观念的《醒世歌》：   

      南来北往走西东，看得浮生总是空。
    天也空，地也空，人生沓沓在其中。
    日也空，月也空，来来往往有何功？
    田也空，地也空，换了多少主人翁。
    金也空，银也空，死后何曾在手中？
    妻也空，子也空，黄泉路上不相逢。
    《大藏经》中空是色，《般若经》中色是空。
    朝走西来暮走东，人生恰是采花蜂。
    采得百花成蜜后，到头辛苦一场空。
    夜深听得三更鼓，翻身不觉五更中。
    从头仔细思量看，便是南柯一梦中。     


雍正诸如此类的所作所为，就是“秀”给他人看的，就是想让其他皇子不再把他视作“竞争对手”：一是忽略他的存在；二是不在康熙面前说他“坏话”，免得被康熙“淘汰出局”。      

而戴铎呢，偏偏自作聪明地去“献计”，去“点破”，去为之“谋划”。聪明反被聪明误。这马屁委实拍在了驴蹄子上。雍正读过信后马上复道：“语言虽则金石，与我分中无用。我若有此心，断不如此行履也。况亦大苦之事，避之不能，尚有希图之举乎？……汝但为我放心，凡此等居心语言，切不可动，慎之，慎之。”“翻译”一下则是：你说得虽好，对我却没用。我即便想争储，也不会按你说的去做。况且当皇帝是件苦差事，躲都躲不及，谁会稀罕它呢？你要是为我考虑，就赶紧闭上你的臭嘴！   

雍正何以会百般掩饰乃至恼怒？就像一个人走路，在他不知道怎样前行时，你给他“谋划”一番，为其指明，他会萌生出一份感激来；而当他知道怎么走，且已经上了路时，你再给他指出，不是多此一举吗？况且，他是悄悄上路的，生怕别人知道，你戴铎看出来倒也罢了，可偏又给“指”了出来，这不是“道破天机”了吗？      

此后不久，雍正就远远地把戴铎打发到了杭州、福建一带，就像《红楼梦》里的贾雨村远远地“充发”了门子。雍正知道，将戴铎留在京城，说不定哪会儿就成了祸害！他害怕戴铎会把他的“不轨之心”捅出去。可他此时只是“雍亲王”，不是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谁都可以任意杀伐的“圣上”，他不能随心所欲地把戴铎“圈禁”起来，更不能对戴铎实施“肉体上的消灭”，只能远远地把戴铎打发掉。     

戴铎被“充发”后，一再给雍正写信，要求回京。康熙五十五年写道：“奴才自问愚昧，功名之志甚淡，兼之福建水土不服，染病至今，特启主子，意欲将来告病，以图回京也。”雍正复道：“接你来字甚不喜欢。为何说这告病没志气的话，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若在人宇下，岂能如意乎？天下皆然，不独福建为然也。”   

  同年戴铎又写道：“奴才在福建衙门甚苦，恰逢巡抚陈瑸到任，一切陋规尽行裁割，兼之奴才身体疾病缠绵，屡次告病不准，只得进兵饷两千两，求往军前效力，希图进京叩见主子金面，细回一切。”雍正又复道：“你身子甚病，必须加意调理，古人云，节饮食，省嗜欲，自可却病延年，万不可令庸医用药也。至西边效力之举，甚觉孟浪，皇上前不是当要的。”     

康熙五十七年戴铎写道：“奴才自到福建以来，甚是穷苦，屡次告病不准，详（想）请军前效力，又奉部驳，奴才万分无奈，寻思无策。所有主子天恩无仰报。谨备微物数种，伏祈主子哂留。”雍正回复道：“天下无情无理除令兄戴锦只怕就算你了。一年差一两次来诉穷苦，要两镡荔枝酒，草率搪塞，可谓不敬之至。”     由此可知，雍正不仅对他动辄呵斥，并且是死活都不让他回京。     

当然，雍正知道戴铎是个“小人”。“小人”是不能得罪的，也不能把“小人”逼急了。所以他一方面阻止戴铎回京，但也给戴铎封官许愿——“将来位至督抚方可扬眉吐气”，另一方面又将戴铎的兄长戴锦“活动”成了河南省开归道的道员。康熙五十六年，戴铎给雍正写信道：“奴才哥哥戴锦蒙主子天恩，差大人向吏部说得补河南开归道，此乃主子特恩。奴才弟兄受恩天高地厚，将来不知作何效力，方可仰报于万一也。”雍正回复道：“你哥哥大不如你，不过是一员俗宦罢了。目前有你哥哥效力，你宽心保养，身子要紧。”雍正的意思很明白，“你哥哥大不如你”，尚且如此，你要多加保重，前途自会光明。      

一套恩威并施的手段，使戴铎对雍正纵有千般怨言，也不敢有所造次，只有继续选择效力效忠。主子不允回京，戴铎竟然没看出主子怕他多口，还在喋喋不休，生命不息，“谋划”不已。      

康熙五十六年，戴铎又为雍正“谋划”道：“奴才查台湾一处，远处海洋之外，另各一方，沃野千里。台湾道一缺，兼管兵马钱粮，若将奴才调补彼处替主子吞聚训练，亦可为将来之退计。”意思是让雍正先把他“安排”成台湾道，一旦“争储”失败，便可退居台湾。平心而论，这“谋划”委实很“馊”，抛开戴铎的“私心”（想做“台湾道”）不说，即便“争储”失败，以雍正一向的“伪装”，恐怕也没人会“为难”他，会像他对待他的兄弟阿其那、塞斯黑似的将他圈禁致死。所以雍正接到信后，挥笔写道：“你在京若此做人，我断不如此待你也。你这样人，我以国士待你，你比骂我的还厉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有非灾，必遭天谴。我劝你好好做你的道罢。”      

康熙五十七年，戴铎给雍正写信说：“奴才素受隆恩，合家时时焚祷，日夜思维，愧无仰报。近因大学士李光地告假回闽，今又奉特旨带病进京，闻系为立储之事诏彼密议。奴才闻知惊心，特于彼处探彼云‘目下诸王，八王最贤’等语。奴才密向彼云：‘八王柔懦无为，不及我四王爷聪明天纵，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济，大有作为。大人如肯相为，将来富贵共之。’彼亦首肯。”谁都知道戴铎是“藩邸旧人”，甚或以为他是雍正的“心腹”，以为他的言论是秉承了其主子旨意的，这无疑透露了雍正有“争储”之心。所以雍正读到此信后，当即给了回复，口气十分严厉：“你在京时如此等语言，我何曾向你说过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骤敢如此大胆。你之生死轻如鸿毛，我之名节关乎千古。我做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用北京话翻译一下就是：“你丫给我闭嘴！”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皇帝突然病故，大清王朝一时间出现了“权力真空”，雍正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终于做了个戴铎所称的“高才捷足者”，成了大清国的“新一代领导人”。     

按道理讲，雍正“争储”成功，自此天下是他的天下了，他应该“分封”他的“旧人”，犒赏帮他“争储”有功的人才是，可是雍正偏不。雍正要和汉高祖、明太祖一样，登基后立即着手解决掉所有“功臣”。尤其要杀掉那些知道他“继位”内情的“功臣”。戴铎便是其中一位。年羹尧、隆科多辈也是。所以，雍正入承大统后，依旧没让戴铎回京，而是将其“解往四川任布政使”，后又“发放与年羹尧军前效力”。     

雍正之所以把戴铎“发放”到年羹尧那里，揣测起来，一是让年羹尧暗中监视他，二是防止“言论扩散”（年羹尧也是“藩邸旧人”），其三也许是让他俩互相监督。实际上，年羹尧没有辜负他的主子。据《永宪录》（清·萧奭撰）记载：“上谕。据年羹尧奏称，原任四川布政使戴铎将主子在藩邸时所批折子一扣与臣看，臣恐其在外招摇生事，敬收臣处，今附折恭缴。”从戴铎一直密藏着雍正从前的批折，并不时地拿给别人看这一点，便知他是个颇富心机的“小人”。这和某作家总是攥着别人“文革”时求他代转给江青的“效忠信”并不时地说出来“炫耀”或“要挟”一样。雍正因此写道：“戴铎昔年曾具禀折，甚狂乱，朕手批切责之，今将其原折发与九卿公阅，所批之语有何招摇。”由此可知，戴铎的聪明只是些“小聪明”，因为他始终没有猜对他主子的心里究竟是怎样想的，甚至以为手里攥着主子的“把柄”就可以“荣升”乃至可以“活命”了。其实他错了。雍正的聪明远远在他之上。雍正的聪明才是“大聪明”。另有资料称，雍正向人展示的“批折”，是雍正“加工”“修改”过的。雍正做这事当是老手。      

年羹尧因戴铎私藏密折事举报了戴铎，可雍正又因此惩处了年羹尧。雍正接下来又写道：“而年羹尧奏折中故意隐约其词，以启天下之疑，不知何心？朕藩邸门下之人，向惟年羹尧、戴铎肆无忌惮，昔年羹尧启折中‘今日之不负皇上即他日之不负王爷’，朕彼时手批切责，有云‘尔此语真乱臣贼子之言，看今日之负我，知他日必负皇父’之谕。即欲将其启折于皇考前参奏，年羹尧再三恳求而止。”一箭双雕，雍正的“聪明”委实令人慨叹。      

雍正三年，雍正皇帝下了一道谕旨，上称：“沈竹、戴铎乃朕藩邸旧人，行止妄乱，钻营不堪，暗入党羽，捏造无影之谈，惑众听，坏朕声名，怨望讥议，非止一端。朕隐忍多年，及登大宝，知此二人乃无父无君之辈，宽其诛，而皆弃之不用。”      

至于戴铎是如何“捏造无影之谈，惑众听，坏朕声名”的，谕旨中虽无明言，却也不难推测。大抵就是我戴铎当年是如何给雍正“谋划”的，如果不是我给他“谋划”，他是不可能当上皇帝的，云云。但最后，雍正治戴铎罪的理由是“贪污”，使戴铎由“政治犯”变成了“经济犯”。      

对自己的“贪污”一事，戴铎是这样为自己申辩的：“奴才自汤山叩送，蒙主子天恩教诲，至今四五年来，刻刻以心自勉。虽不敢谓‘希贤’二字，而天地神明可鉴，各处官民可访。在任时几十万钱粮不清，奴才终始不避嫌疑，为主子出力。及闻主子龙飞九五，奴才会向巡抚蔡珽说：‘恐怕西边十四爷与总督年羹尧有事，当以死自誓。’倒借给兵丁钱粮，冀用其力。此奴才之愚衷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戴铎的任何辩解都是多余的。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戴铎的“聪明”，自此昭然若揭。      戴铎死时详情未见史料，后人只能推测。   

    在香港二十集电视连续剧《君临天下》中，有这样一段剧情：“胤禛为掩旧事，不惜杀戴铎灭口。不意戴铎早料今日，在遗折上告知已留书将胤禛所为及苗老三之死告知苗欣。胤禛气恨之余，亦佩服其不愧是一智者。”香港历史剧向来“不拘小节”，与历史的真实相差甚远，苗欣此女当属杜撰，与她有关的故事定非事实。但香港历史剧“神似”方面做的却比大陆要好，摩人心态，细腻入微，丝丝入扣，电视剧中所拟这段故事，正史不载，也未必见于野史，但以戴铎的性格，即使未有此事，或也有此心，对于他与雍正的关系也把握甚准，雍正对他，的确是爱其聪明，更恨其过于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