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台湾的英雄沈有容

禅海一粟

沈有容（1557～1627），字士弘，号宁海，安徽宣城洪林桥人。少年时便立志从戎报国，万历七年（1579）中应天武试第四名，后北上投军，先后在蓟辽、闽浙、登莱等边防或海防前哨服役。因屡立奇功，由旗牌官逐步擢升为都督同知。于天启四年（1624）以67岁高龄还乡。
    在沈有容一生四十余载的军旅生涯中，有十数年是镇守在福建沿海。正是在这期间，他曾率军三次进入台湾群岛，歼倭寇，驱荷兰，成功地保卫了台湾。一次是在万历三十年（1602）冬，倭寇侵占东蕃（台湾），四出残害我福建商民与高山族同胞。沈有容冒台风之险，率21艘战舰拼死渡海，前往东蕃，全歼了这股倭寇，使福建商民与高山族同胞重见天日。第二次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东印度公司韦麻郎等拥三艘巨舰，趁明军换防之际，占领了马公岛（澎湖岛）。他们以互市为名，企图像葡萄牙占领澳门一样永远占领澎湖列岛。沈有容在福建军心思遁的危殆情势下，经过严密部署，不顾自身安危，单舟驰往荷兰舰船，指陈利害，严正晓谕，不费一枪一弹便迫使韦麻郎退兵。韦麻郎临去之时，请画师为其画像，以示尊敬。第三次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命令长崎代官村山等安攻击台湾，沈有容先以威名制服明石道友一军，然后率水师在东沙岛（白犬岛）合璧围困，采取以倭制倭的办法，迫使在该岛顽抗的倭寇弃械投降。沈有容三次保卫台湾，其功于国于台，殊非浅显。
    但就是这样一位民族英雄，其事迹却罕有人知，故作此篇，以飨诸位读者，并后附参考资料书目，以供研究。

1、家世渊源
    沈有容于嘉靖丙辰年（1557）十二月二十二日戌时出生在宣城洪林的一个官宦门第。
    沈氏一族自南宋孝宗淳熙年间（1174～1187）由沈德一迁来此地，至沈有容已是第十三世了。沈有容的祖父沈宠，是嘉靖丁酉年（1537）举人，官至广西参议，又是哲学家罗汝芳的得意弟子，曾办过罗汝芳讲会，并主讲多年。他的父亲沈懋敬是太学生，官至蒲州同知，官声很好。他的叔父，也是他的继父沈懋学最是了得，于万历五年（1576）得中状元，且他与当时首辅张居正一家人私交甚笃，朋友多为文坛名士。
    沈有容就出生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但他为什么会走上从军之路呢？这便不能不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叔父沈懋学了。
    沈懋学自幼文才出众，且兼通武技，颇有侠义之风。因为当时在位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不理朝政，朝政都把持在严嵩父子手里，一片乌烟瘴气。外边又北虏南倭，十分混乱。所以他曾经亲赴边塞考察，且熟知兵事。他早年结交的朋友，大多文才出众，不少都在明代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如王世贞、屠隆、张凤翼、梅鼎祚等。他们在一起除切磋学问外，每纵论边塞兵戎之事，以勒迹于燕然山自期。
    正因为沈懋学文武双全，他后来又结识了一个重要的朋友，那就是明代着名戏曲作家汤显祖。汤显祖于万历四年（1576）访问宣城，经知县介绍，结识了沈懋学。不要以为汤显祖只知道《牡丹亭》那样的才子佳人，在当时，他对明国的积弱也是十分忧心的，所以他最佩服的便是像沈懋学这样兼备文武的人了。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他们有一段时间同居一室，时而切磋学问，时而谈论边塞军旅之事，情义十分投合。
    但就是这样一对挚友，他们在宣城相遇末期却发生了分歧，原因是张居正派人来寻访他们。张居正有六个儿子，其中尤以张懋修、张嗣修、张敬修比较出众，他对他们的仕途期望十分殷切。在当时，只要张居正听闻有才学的人，便罗致给儿子做朋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敦促儿子们上进。他最先看中的便是沈懋学与汤显祖这两大才子。
    沈懋学答应了而汤显祖却一口拒绝，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决定，改变了他们的命运。沈懋学于第二年，也就是万历五年（1517）年中了状元，而汤显祖却名落孙山。
是巧合抑或是故意安排？当时的朝野中便有这样的流言，因为这一科张嗣修也得了榜眼，所以张居正为了搞的含蓄一点，拉了沈懋学作陪衬。明人张瀚在其着作《松窗梦语》中更是指出，沈懋学若照章办事只能排第三，但张居正为了给儿子争取名次，做了手脚，顺便使沈懋学水涨船高成了状元。
    这样的记叙也许是“倒张”风潮时某些投机官员的编排，因为张嗣修榜眼乃神宗皇帝钦擢，与沈懋学的名次并无直接关系。
    沈懋学当了状元后，立马授了翰林院修撰一职，但不久却不幸卷入了一场‮波风治政‬。万历六年（1578）九月十三日，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去世了，因此而掀起了一阵轩然‮波大‬。
    在古代以儒法治国时，一般都有丁忧制度，亲人去世，当服孝守制三年，称为“三年之丧”。明制，官吏在遇到亲父母的丧事，自闻丧之日起，不计闰，守制二十七个月，期满起复。但也有由皇帝特别指定，不允许解职还乡守孝的，称为“夺情”。夺情之事，平时十分少见，但也不是没有先例。
    于是，户部侍郎李幼孜欲巴结张居正，首倡夺情之意。但这是对封建纲常的挑战，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等纷纷上疏反对夺情。两派争论不休，但最后还是要看皇帝的决策。因为当时神宗毕竟还是年幼，在朝政上还有许多地方要依靠张居正，所以准了夺情之议。反对的人，都被判了午门外梃杖。
    据说沈懋学当时也是上了疏反对夺情的，但司礼秉笔太监冯保考虑到他与首辅一家的关系，将他的奏疏扣下了 ，不在处罚之列。沈懋学不以为幸，反深以为耻。他又与习孔教、赵志皋等一起上疏救援吴中行他们，但却如石沉大海。眼看行刑将近，沈懋学忙给张嗣修写信求援，一连三封，但张嗣修却不敢给他父亲说。最终，梃杖依旧如期举行了。
    这样一来，沈懋学认清了什么是政治，于次年便称病辞职。沈懋学回到家乡后，汤显祖得悉感其气节，从临川连连赋诗寄之，赞沈懋学“淑节照人”。后其于万历十年（1582）不幸赍志而亡，朝野惜之。在福王时，追谥文节。他也是明朝为官最短的状元之一。

2、早年经历
    沈有容少时便“驰马试剑，好兵略”，所以他并不同于一般世家子弟，指望“金榜提名天下知”，而对于军旅一徒却有着莫大的兴趣，再加上他又过继给了以文名显天下的叔父沈懋学，从心理上，也许更愿意“误入武途”吧！因为沈懋学文名太高，实在是难以超越啊！
    沈懋学在万历初年游历北边，在蓟镇等地考察边塞时，是携沈有容一同前往的。当年少的沈有容站在长城上向北远眺，受边塞气氛的影响，就自然联想到汉朝的霍去病等人，生出了“封狼居胥”之想。
    但是，明朝在宣德朝之后，重文轻武的形式十分严重。沈有容出身官宦世家，一般而言，正当寒窗苦读，争取的中进士，步入仕途才是正路。是绝不会允许他向别的方面，尤其是向从军这一方面发展的。但沈懋学在得知了沈有容有从戎之志后，却表现得十分开明。他曾经对别人夸沈有容说：“此吾家千里驹也。吾家世以文学显，是子当奋行间，黄金鹊印，不足道也！”果不出所料，沈有容在后世的的名气果然要比他这个当时的状元大多了。
    既然有了叔父的支持，沈有容于万历五年（1577）西赴云中、上谷，投在宣、大总督吴寰洲麾下，服役将近一年。到了万历六年（1578），便因为叔父的辞官而告别了边塞，与叔父一同回到了宣城。在宣城修整了一小段时间，万历七年（1579），应天（南京）武试开始了。沈有容凭借着一身在边塞练就的弓马娴熟的硬功夫，一举夺得了第四名。这如果是科举考试的话，也算个二甲第一，天下闻名。可惜，明朝重文轻武，除了兵部的人在册薄上写下沈有容的名字外，又有几人关心知道此事呢？
    第二年，即万历八年（1580），三年一次的大比之期又到了。上一次是沈懋学一举夺魁，这一次沈有容能续写叔父的辉煌吗？那么沈有容不是立志从戎并的中武举了吗，为什么还在来考科举呢？还是因为明朝重文轻武，即使是军官在退伍之后也不会得到应有的社会地位的。而且从军出生入死，十分危险。作为沈有容的家人自然还是希望它可以步入仕途，谋一个好差事。再说，既有举人的资格，能参加会试，又何妨试一试呢？
    明朝科举考试共分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每场都要考三日，考试时间很长，很是繁琐。
    这次沈有容不幸名落孙山，不过自古文章无定价，一切只能看主考官的口味。这一科的状元是张懋修，也是首辅张居正的儿子，这便使人对科举的公正性产生了怀疑，街头巷尾都流传这样一句诗：“状元榜眼俱姓张，未必文星照楚邦。”（张居正家乡江陵，古属楚地）。
    沈有容落第后并没有气馁，自己不是早就“立志从戎”了嘛，这也照样可以做一番大事业，不辱宣城沈家之名。于是，在其他落第举子还在怨天尤人时，他早已整装北上，投在蓟辽总督梁梦龙麾下。梁梦龙“见而异之”，授予他旗牌一职。明制，用上面写有“令”字的蓝旗与圆牌，颁给地方大员（如巡抚、总督或钦差大臣），作为具有便宜行事特权的标志，统称此种标志为王命旗牌，执掌旗牌的官称为旗牌官，简称旗牌。也就是说沈有容做了梁梦龙亲卫队队长，可见梁梦龙对沈有容是十分器重的。
    不久，昌平右骑营千总出缺，即以沈有容补之。那么千总是个什么样的官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明朝军队的编制，明朝存在时间较长，其军制也十分复杂。
    明朝中央军事领导机构有两个，一个是兵部，一个是五军都督府。兵部是全国最高的军政机构它管天下五卫官军的选授、训练镇戍等政令，如遇战事，奉皇帝命令调兵和任命将官。五军都督府并非一个机构，而是五个（左，右，中，前，后）都督府的统称，是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它掌管天下都司卫所，战时奉皇帝命令派出将领带兵打仗，但日常军政事物则归兵部。也就是说，兵部有调兵权而无统兵权，而五军都督府有统兵权而无调兵权。二者相互牵制。
    在地方，军事力量分为军属卫所与兵属营两种。军属卫所模仿唐朝府兵制度，以卫所为基本单位，每卫五至六千人，每所数百人，主要由步兵与骑兵组成，沿海另设水师，分驻地方。在各地，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都指挥使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官衔由下到上，分别为小旗、总旗、百户、千户、卫指挥使、都指挥使。各卫分统于都指挥使司，各都指挥使司又分统于中央王军都督府。兵属营不同于卫所的驻扎守卫，而是野战兵制。官衔由下到上，分别为什长，哨长，把总，千总，守备、都司、游击、参将、副总兵、总兵，直接隶属于兵部。至于军队来源，则多是“垛集军”，就是把部分人划入军籍，世代相传。
    由此可知，千总是“兵属营”编制中的一个中下级军官，不过沈有容能一下子做到此位置，也实属不易了。
    昌平隶属于蓟镇，明在建国之后，起先是因为受到元朝残余势力的威胁，后是为了防止蒙古贵族内犯，一直注意北部边防的建设，广设都司，到嘉靖年间，逐步形成了三大防区，九边重镇的防御体系。
    九边重镇分别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甘肃镇和固原镇。其中尤以蓟镇位临京师，地位最为重要。昌平镇位于蓟镇总部三屯营西边，因其为天寿山皇陵之所在，所以在古人心中，位置实在是太重要了。
    不过是时俺答已被封为“顺义王”，鞑靼少有内犯，昌平又有重兵把守，所以沈有容在昌平时并没有立下多大的战功。只是在万历八年（1580），万历皇帝奉两宫皇太后之命，到天寿山祭拜，沈有容曾参与护驾两日。
    又平淡地过了一年多，一场‮波风治政‬掀起，却成了沈有容能够大展报复的一个契机。

3、一战成名
    万历十年（1852）六月二十日，明代着名政治家张居正去世了。紧接着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封爵；再诏夺文忠公谥号，斥其子锦衣卫张简修为民。十二年（1584）四月，由于故辽王王妃上疏，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
    神宗皇帝在张居正病危时曾经说过，“只看顾先生子孙便了”，但结果却是这样！伴君如伴虎。“臣罔以宠利居成功”，这句《尚书》的名言张居正不可能不明白吧！但他曾经说过，“念己既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本着这种精神，十年中他努力推行改革，其间得罪了多少人？张居正的身后之祸，也许早就在他自己的意料之中了。
    “倒张”风‮吹潮‬遍了整个大明朝，这种攻击也牵连了张居正生前重视的将领戚继光。“倒张”派们把戚继光视为张居正的同党，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甚至有人诬陷戚继光给张居正的信件说，“虽夜开中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在此等情况下，兵科给事中张鼎思认为戚继光于闽浙有功，请朝廷把他调往南方。于是明廷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调戚继光任广东总兵官。
    这是蓟镇的塞外，由于戚继光的离去，在一定程度上，北边的蒙古诸部又活跃了起来。十一年（1583）六月，夷妇大嬖只趁古北口明军放马之机，以600多人抢马171匹，杀尖夜家丁11名，掳去军人17名。七月，小阿卜户入犯黑谷关，杀知名氏者30人，明军掩败为胜。为此总督周咏与巡抚翟秀裳夺俸半年，而刚上任的总兵杨四畏则降一级。在戚继光离开不久便发生了这种十几年未曾见过的百姓被杀被掳，牲畜被抢，连军人也被掳的惨象，真可谓自毁长城。
    万历十二年（1584），新任蓟辽总督张家胤为加强蓟镇守卫力量，调沈有容于蓟镇东路，任南兵后营千总，防守燕河，台头二路。仅过几个月，到八月初一日，朵颜部首领长昂领兵三千余骑进犯刘家口。
    蓟镇的主要边患，便是朵颜三卫。元顺帝北逃之后，蒙古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与兀良哈三部。兀良哈部于洪武二十二年（13‮98‬）归附明朝，明太祖在今吉林一代设立了朵颜、福余、泰宁三个卫所，明廷封其族人卫都督等职，管卫事，每年与朝廷通贡，永乐时，三卫逐渐南下，到天顺以后，已至长城脚下，成为明朝的外部屏障。他们时叛时附，有时还为鞑靼，瓦剌做向导入犯。但他们与明廷一直维系隶属关系，明人称他们为“属夷”。
    在正统年间也先入犯回撤时，曾顺便大掠福余，泰宁二卫人畜，做为他们做向导的“报答”。二卫从此衰弱，朵颜部势力则强大了起来，于是也就日益不安份起来。到嘉靖二十七年（1575）影克袭职时后，进犯日益频繁，直到影克在一次内犯时被明军火铳击毙。影克之子长昂袭职之后，仍不思悔改，继续汇集部众，连年进犯。
    不过明廷已于隆庆二年（1568）调戚继光来防守蓟镇，长昂数年间进犯，皆被打退，没占到多大便宜。尤其到了万历三年（1575）正月，长昂携其叔董狐狸共同逼迫长秃（董狐狸弟）内犯，进攻董家口。戚继光活捉了长秃，迫使长昂请降。这一役，朵颜部的酋长们是彻底服了，他们在戚继光在的日子里，再也不曾内犯。
不过这一次，戚继光已远调广东了。“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小阿卜户等人的入犯不正是暴露蓟镇已出现了防御漏洞吗？早先犯辽东没有得到多少油水，长昂把视线瞄上了蓟镇。于是在八月入犯，果然发现蓟镇防御果然漏洞百出，很轻易的就来到刘家口长城下。
    但刘家口却恰恰是沈有容的驻扎之地，这下长昂遇到了克星。由于原来戚继光的防守方针是“谨烽火，远斥侯”。现在部署虽然不及从前，但是并非全然无用。沈有容当夜二更时分闻得警报，仅带家丁及跟役共29人迎敌。
    刘家口也是蓟镇的一个重要关口，按戚继光当时的规定，关口的城墙上每五十垛构筑一个雉，就是战台，对应每一雉建一窝铺或骑墙铺，雉与窝铺相结合，既便于守城者休息，更便于击敌。
    沈有容当时应该就与家丁等人住在窝铺之中，闻警之后，虽然身边虽仅有这29人，但也得迎敌啊！“一出台而射死七十余”，可见，沈有容是使用火器的高手。
    从元朝开始，中国便有筒形发射式火器，称之为火铳、突火枪，但性能并不是太好。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在朱纨领导的“双屿大捷”中，明军打败了葡萄牙人与倭寇联军，并俘获了一些善于‮造制‬火绳枪的日个人及‮支枪‬。后由马宪、李槐等人学习‮造制‬火枪的方法，并加以研究和改进，终于在十年后造出了“鸟嘴铳”，简称为鸟铳。
    鸟铳枪管用熟铁打造，长约112～150厘米，重约5～6公斤，有准星、照门，安装木托之上。铳口长出木托二寸，托后七寸向下弯曲，通条一根别再托上，重三两，另有火绳。每次发射时装‮药火‬三钱，铅弹重三钱。它的口径在9～13毫米之间，射程可达300米左右，鸟铳与同时期其他火枪相比，有身管长、口径小、重量轻，便于使用等特点。并且由于枪管长且直，所以较易打准；前手拿铳腹，所以发射时‮药火‬不会夺手；双手俱托铳身，所以瞄准精确；并且使用龙头类火绳发火机，所以不用考虑火绳是否熄灭。
    戚继光到达蓟镇之后，发现蓟镇武器样样不行，“不知较量异用之术”，敌人用弓箭，自己也学着用弓箭。但蒙古骑兵自幼学习骑射，弓长矢重，明军岂是对手？所以戚继光开始改善武器装备，用优于敌人的火器对付敌人弓箭，蓟镇驻军大量配备鸟铳等火器。
    但鸟铳是前膛装弹的老式火枪，使用极为繁杂，沈有容以及他的家丁能在夜间使用鸟铳瞬间击毙七十余敌人，实在是很不容易了，没有极为熟练的操作技巧，是铁定做不到的。
    朵颜部的人还击了，箭矢如雨。这二十九位健卒们都负了箭伤，沈有容也身中二矢。但他们不顾伤势，奋力冲入敌阵，拼死砍杀，有六名敌人登时了帐。朵颜长昂因黑夜不辨明军人数，又因上一次大败的余悸，下令撤退了。
    当时兵部说：“蓟镇修筑台墙，原以匹马不入为功。贼夷拆墙进边，守台官军若罔闻，防守何在？”为严肃军纪，主兵把总李养性及传烽守台官兵周养珠等十人皆被枭首传示，还有八人受军棍不过而亡。唯独沈有容以首功得到了赏赐及对兵部的推荐，沈有容“由是知名”，这一战，才是他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

4、辽东功勋
    万历十三年（1585），辽东巡抚顾养谦听闻沈有容冲锋破敌，马上移咨上司，将沈有容调到自己麾下。由于辽东见蓟镇使用火器守备甚佳，便也开始配备火器，并让沈有容担任全辽东镇的火器教练一职。
    辽东的边患，比蓟镇更加严重。主要有土蛮、朵颜三卫与女真诸部。土蛮是蒙古的一支，而且名义上是元朝的正统。弘治元年（1488），伯颜猛克自称大元大可汗，也就是后来人们说的达延汗，后来他在部下火筛的帮助下，日益强大，统一了蒙古诸部，不断内犯。伯颜猛克死后，因其长子阿尔伦早死，次子阿着成小王子。阿着死后，众人却拥立了阿尔伦的长子卜赤，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在此期间，阿着的两个儿子吉囊与俺答也强大了起来，蒙古再也不像原来那样统一了。吉囊与俺答表面上承认卜赤的统治地位，私下里却各自为政。小王子卜赤倒也识趣，于嘉靖十一年（1532）徙牧东方，后改称土蛮，兵力十余万，构成对蓟镇与辽东的严重威胁。而且又因地近辽东，再加上辽东地势平缓便于劫掠，土蛮便与朵颜三卫常年勾结入犯，使辽东岁无宁日。十年之间，殷尚志、杨照、王治道三位大将皆战死。
　　好在辽东还有一位宁远伯李成梁，自他坐镇辽东以来，灭王杲，诛阿台，屡败蒙古炒花，煖兔、拱兔、黄台吉、把兔儿等酋，“先后秦捷大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李成梁虽然擅战，但辽东边备修饬却远不如蓟镇，依旧战乱不已，没有和平。并且还种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后来建州女真崛起，和他也脱不了干系。
　　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土蛮部长依克灰正纠集朵颜三卫中的泰宁部把兔儿等，共三万骑兵，欲赴辽阳，以武力逼迫朝廷增加岁赏。李成梁得知此情况后，决定用轻骑出塞的老招，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于是，率领副将杨燮，参将李兴等轻骑出了镇边堡。
　　明军昼伏夜行二百余力，直达可可毋林。这次老天也心向明军，塞外刮起了大风，天际还不时传来隐隐雷声，扰乱了敌人的视听，使之无从觉察明军进军路线及战略意图。当帐外喊杀四起，即便发矢如雨，仓促应战的士蛮众人也未能挽回败势。是役，明军共获首功九百，其中还有二十四位酋长的首级。
　　沈有容虽然是火器教练，但依然参加了此次战役，并同众人一起冲锋在前，亲自斩敌四人，随他在一起作战的十几位家丁也斩敌十四。沈有容自觉战功颇多，不好专美于前，便把部分功绩分给了一时未能立功的同事。如此一来，沈有容的赏银便少了一些。银子是拿命换来的，真是来之不易，但沈有容首先想到的却是故友与穷交，将银子分给了他们，后来，何乔远曾经回忆说，他早年之所以能安意读书，实在全靠沈有容资助。
　　十五、十六年，蒙古诸部入侵仍勤，辽东依旧不得安宁。沈有容在双方几次摩擦中屡立战功，但身上却也添了不少箭疮，功勋得来不易啊！
　　蒙古诸部的问题还没解决好，女真的叶赫部又开始欺凌哈达部，并多次骚扰明边，让明军守将头痛不已。
　　女真人当时分为许多大小不一的部落，散居于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各部落之间征伐不断，十分混乱。明朝对于女真是实行分而治之的方针，不许各部酋长自相杀戮，吞并他部，哈达部又向来忠顺明朝，若被叶赫侵占，那势必会危及明朝对女真的统治，明廷怎会坐视不管呢？但布寨与纳林布禄并不明白，继为叶赫贝勒之后，谋“倾哈达，报世仇”，并一再与蒙古恍惚太攻打哈达，扰乱明边。
　　万历十六年（1588）二月，辽东巡抚顾养谦与李成梁决心再度出兵叶赫。沈有容亦随军参战，可是因冰雪未消，行军缓慢，直到三月十三日到达叶赫。布寨见明军势大，马上奔跑到纳布林禄的东城，与其合兵一处。两军互杀一阵，叶赫见不能取胜，便退入城中拒守。此城以石为郭，城郭内外又有木栅，且建于绝峻之山峰上，易守难攻。明军围困攻打两日，才只攻破城郭外面的木栅二重。而且城上木石，箭矢杂下，明军损失也是不小。
　　沈有容奉命攻打南门，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伤势十分严重，已经无法行动，又没有战马，成了待宰的羔羊。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盔铠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脱了铠甲再把他杀了。女真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父、祖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沈有容是世家子弟，铠甲当然是外观又好，防护性能又强，自然为女真人所垂涎。在这生死一发之时，时任宁远副将的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总算有惊无险。
　　李成梁见叶赫久攻不下，只好暂且收兵，商议对策。沈有容顾不得养伤，与士兵带大将军炮二架，对城施放，一枚炮弹炸碎了城角，另一枚炸坏了纳林布禄的居所，砸死了他的老婆。明军趁此掩杀一阵，又欲用云梯架炮，直击叶赫诸酋长所在之地。布寨，纳林布禄见势不好，出城乞降，请求与哈达分敕入贡。李成梁同意，大胜而还。叶赫此后势力大减，终于不再反叛明朝。
　　沈有容因破城居首功，再加上先前的功勋，应该能当上宣州指挥同知。但沈有容当时不知为何用的却是沈有色这个名字，兵部认为并非他原本军籍，仅赏了他四百两银子。沈有容无奈，只得加入广宁中卫的军籍，从普通军士积功做了正千户。
　　万历十九年（1591）二月，沈有容晋升源图钦总。在辽东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沈有容发现在辽东兵制，训练，守备等处皆有不少缺陷，升为钦总之后，认为应当负起责任，上书反映此事。提建议本是一件好事，但在明朝做为一员武将去提建议，那便有些不同。
　　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割据，明朝自宣德以后，重文轻武趋势十分明显。文官为了维护自身集团的统制，自然要打压武将，认为武将只要听从调派即可。武将上书言兵事，无疑是对文官集团权利的挑战。譬如当年俞大猷守御金门之时，曾上书监司论用兵二弊二便。监司得书后竟然发怒说：“若武人何以书为！”杖责俞大猷，并夺其职。
　　这次沈有容上书还算幸运，好像只得了上司的一顿申饬，但他已觉得有些灰心了，于八月份上述托疾乞归。但他上司宋可泉置之不理，等待一年也没有结果。后来，沈有容故意拆了旧公房来盖公馆，被一个与他有隙的同事揭发，才得以解甲归田。不过，他的下一任官员还未到任，只能等待着交接。这时，狂风暴雨从东方吹来，沈有容又迎来了一次机遇。

禅海一粟

5、应援朝鲜
     明万历‮‬二 十 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因平定岛内战国乱世局面，野心极度膨胀，悍然出兵侵略朝鲜，妄图征服琉球、吕宋、朝鲜、明与印度，独霸东亚。
    日本对于朝鲜半岛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书纪》更是直接指出朝鲜半岛是上天赐予日本的礼物。早在公元一世左右，日本便侵占了朝鲜南方的任那为殖民地，但到四世纪末，高句丽几次南征，驱逐了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皆以恢复任那为目标，到了公元600年，日本派兵一万征讨新罗，虽然暂时取胜，但未能实现其目的。两年后，日本再度动员兵力二万五千人，欲再征新罗，但因国内发生叛乱而未能成功。公元660年，唐与新罗联合攻打百济，百济向日本求援，日本刚好借机出兵。663年二月，日军二万三千余人再入朝鲜。同年八月，日军与唐新联军战于白村江，“倭船千艘”的优势兵力却因遭到火攻而惨败给了联军的“百七十艘(战船)”。此役，日本元气大伤，新罗却完成了统一。再后来，日本天皇大权旁落，国内政局不稳，无暇外图了。
    丰臣秀吉在1578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讨播磨国（日本兵库县）时就这样说过：“图朝鲜，窥中华，乃臣之素志。”当他完成日本内部的统一之后，果然将目光瞄向了朝鲜。在和平臣服朝鲜失败之后，丰臣秀吉在准备充份的条件下，命令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率十五万大军于1592年5月23日开始进攻朝鲜。
    这时朝鲜的李朝已延续了近两百年。在此期间，朝鲜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所发展，但到了十五世纪末，王朝却陷入了党争。先是士林派与勋旧派，再有东人党与西人党。无论哪一党派当政，所考虑的都只是本集团的利益，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导致王朝政治腐败，国困民穷。当时的军队更是缺乏训练，素质低下，装备落后。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抵住日本在内战之中锻炼出来的虎狼之师？
    日军侵入朝鲜之后，朝鲜立即向明朝请求援助。当时兵部右侍郎宋应昌指出：“关白之图朝鲜，实意在中国。”但明廷认为日本不过弹丸鼠国，能有多大能耐？只命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七月十七日，明军三千人进攻平壤，与装备了铁炮(日式火绳枪)的日军展开巷战，大败，只剩下祖承训率残部退回国内。
   明军初战失利，日军更加猖獗，朝鲜“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大明边关岌岌可危。战报传来，明廷十分震惊，方觉日本实乃劲敌，不容小视。经廷议，制定了“援朝鲜，存属国，以固门庭”的方针，决心派重兵应援朝鲜。
    于是，明廷于八月任命宋应昌为备倭总经略。宋应昌虽然在战略上讲得头头是道，但一听说让自己上战场去面对凶残的日军，这下可慌了神。他马上上疏说什么自己带兵讲求“一字兵法”，即用兵一万，造车三百六十辆，火炮七千余门，以及若干弓弩，弩箭，火铳之类，要兵部先备齐，方肯出征。御史郭实由是弹劾宋应昌担任经略一职不当，宋应昌大喜，马上顺水推舟，要求辞职。神宗大怒，狠狠申饬了宋应昌一番，他才不得不出征。
    出征归出征，可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宋应昌想到了沈有容，这名曾以二十九骑破敌三千的猛将现在刚巧被罢了官，让他来做自己的保镖刚刚好。于是，沈有容便“补本部院中军”(中军相当于副官)去往朝鲜。
     宋应昌虽然找了沈有容来护卫自己，但他仍旧不放心，还找了一个自谓可“驱使神兵”的术士张元阳。其时，这也没什么，姑且不说秦皇汉武，就是本朝嘉靖皇帝不也是个中翘楚吗？可是沈有容见到经略如此沉溺于方术，却深不以为然，常窃笑之。宋应昌因此对他逐渐冷淡了起来。沈有容觉察了这个变化，便识趣的“托疾乞归”了。
    虽然杀倭立功的机会没有了，但却有了尽孝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沈有容在家中“朝夕菽水，承欢膝下”，为父母尽了人子的孝道。
    在这三年中，中日开始议和。但因明廷拒绝了丰臣秀吉的一系列无理要求，他又借故于1597年发动了第二次朝鲜战争。
    丰臣秀吉本拟南北双线做战，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但大明得到消息后却不敢怠慢，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了大量水师，严阵以待。
    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认为，不若动用这些兵力去攻击日本本土，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这一条建议得到了明廷采纳，调童元镇来执行此事。但军队中缺少将才，金学曾开始着力搜求，沈有容就在其中。
    沈有容欣然接受了聘请，但等到了福州府衙，却发现“同聘者多老疾”，与他们共事，能成大事？当下也不多言，将礼金原封不动的退还车太守，自行离去。
    金学曾得闻后，立即派了幕僚林守宇去追，在洪塘找到了正在等船的沈有容。沈有容见金学曾如此礼贤下士，便回到了福州，被授予海坛把总一职。
    因为当时明朝对日本知之甚少，所以沈有容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去日本侦察情况。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让他们扮成商人前去。沈有容却将钱财之事全交给了刘思打理，自己不取分毫。
    正准备行动之时，侨民许仪从日本偷渡回来，带来了丰臣秀吉死了的消息。金学曾即刻上疏，认为丰臣秀吉死后，日本又将陷入内乱，并说：“倘水陆交攻，歼此鲸鲵，或其时也。乞敕朝鲜经、督诸臣再加侦实，相机以彰天讨……”但此时日军己开始撤退，又有露梁津大捷，明廷认为将倭寇赶下海的目的已经达到，不宜再行远征了。此时的明帝国毕竟已入暮年，如时间换做明、清初年，那日本必在劫难逃。
    金学曾“用奇捣穴”的计划取消了，那么沈有容也不用去日本侦查了，一千两的公款自然要归还，只是刘思竟已把大部分挥霍了，落了个抄家的下场。金学曾见沈有容对钱财毫不染指，越器重他了。
    沈有容自此便在福建安顿下来，在今后的二十余年中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6、平定台湾
    沈有容在海坛待了一小段时间后，金学曾把他调到了浯铜。浯铜此地乃“吃空额”的渊蔽，沈有容赴任后，“痛洗夙弊，鼓舞士卒”，革除了此弊，提升了士卒的士气。正因为如此，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福建各个水寨巡逻兵船多有被倭寇劫掠的，只有沈有容一军在四月初七日生擒倭寇十八名，斩首十二级。
    所谓倭寇，简单说是指入侵的日个人。如果非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的话，则是指对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由日本武士、浪人与奸商组成的，并得到日本各地大名支持与怂恿的“海贼众”的称谓。中国关于日本海盗入侵的最早记载是在元武宗至大二年（1308），使用倭寇一词最早是在明洪武二年（1609），自洪武二年之后，倭寇的入侵已经相当的频繁与严重了。到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后，由于日本进入战国乱世，倭寇的入侵更是达到了顶峰。后来，明军在戚继光、俞大猷等爱国将领的领导下，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终于基本上平定了倭患。但在这以后，沿海时常还会有小股倭寇的骚扰。
    为了防止又有所抬头的倭患，福建兴泉道的王岵云提议招募巡逻兵800人，商船24只分为二哨，令沈有容统帅其中之一。沈有容得到这股生力军后，马上出海巡逻，直到与广东交界的地方。在五月十七日与一股倭寇相遇，“斩首三十二级，夺回南澳捕盗张京兵船一只”，立了大功。但有官员因为沈有容没将此船物归原主，所以陷害他说：这艘船上，那些所谓被倭寇杀的士卒，都是沈有容为了报功自己杀的。如果此罪坐实，那沈有容就不仅是革职查办的问题了。好在金学曾明察，洗刷了沈有容的冤屈。但因为此事的影响，沈有容前五年等于白干了，没能得到升迁。
    到了同年十二月，朱运昌调任福建巡抚，将沈有容调往浯屿（即中左卫所，今厦门）。太守程达认为此地距崇武卫所、料罗卫所都很远，无法相互照应；而且厦门也自有水军，所以建议移水寨于石湖。此提议得到了时任巡海道的徐学聚的认同，但石湖的老百姓却不乐意，他们认为如此一来“兵害恐其无已”。太守程达只好对老百姓说，徙镇此地的是沈有容，老百姓这才平静下来。因为沈有容治军严整，而且他曾为民‮命请‬，请当时的税监高寀停止了征收运粮船的税费。福建靠海且多山，粮食产量甚少，多靠从广东进口，粮价本来就很贵，如果再征收重税，那么福建的民生势必会受到致命的影响，所以百姓们都很感激沈有容，还为他立了生祠。沈有容来带兵，自然不会侵犯百姓的利益。
    上下达成一致，改建石湖水寨得以进行，沈有容没向‮府政‬要一分钱，用的钱全是靠卖掉旧水寨材料与往年立功得到的赏金。费时约一年，水寨得以建成。期间，沈有容还组织士卒为石湖沿海修了一段石筑的长堤，有效地防止了土壤盐碱化的加剧。水寨建成后不久，有7只倭船横行在浙、闽、粤沿海，沿海将士却不能“以一矢相加遗”。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初二日，这股倭寇由浙江流窜到福建万安卫所，攻打城池，焚烧船只，劫掠了许多民众，并且在西寨停泊了十余日。沈有容得到消息后，率水军在崇武卫所严阵以待。倭寇不敢前来，从乌邱出澎湖列岛，逃亡东蕃（今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与我国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三国时东吴大帝孙权在230年就曾派将军卫温到过台湾；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达台湾；南宋时，已在澎湖列岛驻军；元世祖曾两次派人到达台湾，并于1335年设置了澎湖巡检司；在明朝，郑和下西洋时到达台湾；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大陆人民的足迹遍布台湾南北，已经开始了开发台湾的进程。
    这股倭寇到达台湾后，在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了据点，四处劫掠。并向东南沿海前往台湾的商人、渔民收取“报水”（即所谓“保护费”）。连台湾土着民也深受其害，不敢再在沿海平原打猎，只好迁往内地山区躲避。朱运昌对此十分头痛，“安得豪杰，为我荡寇分忧者？”当然，只有沈有容。沈有容“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这样智勇双全的将领上哪儿去找？
    沈有容得到朱运昌的密令之后，先派遣渔民郭延前往侦察，并秘密备战。在郭延侦知这股倭寇的确切消息后，沈有容于十二月十一日下令出征。但“时腊月，非出海候，诸将及舵师皆有难色”，沈有容将朱运昌的密令下达，但为了防止奸细告密，他只说：“吾近往耳，聊以惧窃窃通我分地者。”摆出了一副只是例行巡逻的姿态。于是，沈有容统战船24只前往征剿，可惜天公不作美，船队在过澎湖时遇上了飓风，船队飘散。因为当时天色已晚，沈有容不得不冒险停泊在地势险峻，船不得并行的丁屿门。在这里等候了三天，飘散的船只才归队，但只剩下了14只船。沈有容认为倭船不过7只，我军是他们的一倍，破之足矣，于是又再向台湾前进。到了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八日与倭寇相遇，“将军率诸将士殊死战，无不一当百；贼大败，尽出辎重投之于海令我军拾，而姑少缓师。我军无一人取其秋毫，战益力，斩馘火攻，须臾而尽。”是役，“斩级十五，而投水焚溺无算，救回漳泉渔民三百余人”，“倭遂去东蕃，海上息肩者十年”。在明军登陆修整的时候，台湾土着民的一个酋长大弥勒“扶老携幼，竞以壶浆、生鹿来犒王师，咸以手加额，德我军之扫荡安辑之也”，并邀请沈有容去它们的寨子做客。随行的学者陈第将一路见闻记载下来，整理成《东蕃记》，是现存最早的台湾史料。沈有容此次军事行动是明廷在台湾显示‮权主‬的一次重要行动。但是，当时福建官府因决策失误未能在台湾开府设县，也没有留下驻军。
    沈有容立此大功返回福建，等待他的却是“总府方索宝，而本将又复忌功”，要没有朱运昌在上面给他顶着，恐怕又不免得咎。但最后的结果竟是“捷闻，文武将吏悉叙功，有容赍白金而已”。
    这时，朱运昌不幸因病去世了，沈有容十分伤心，七次具文乞归。但新任巡抚徐学聚坚持不允，沈有容只好继续在福建沿海，奔驰于危涛之间。

7、澎湖危机
    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他们夺取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体系，屡次冲击中国沿海。荷兰人深知，若要在东方从事贸易，就必须在中国本土或附近的岛屿建立一个据点。澳门，这个连接着大陆的小岛无疑是最理想的，但葡萄牙人去早已占据此地多时了。在荷兰人对澳门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他们只好另想办法。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立成‬，派韦麻郎（Wijbrant Van Waarwick，今译作华威克）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他们的舰队首先停泊在大泥（今泰国南部北大年），本来想与暹罗国王的朝贡使团一同去中国碰碰运气。但没想到朝贡使团还未出发，暹罗国王却死了。但韦麻郎却在此地结识了李锦、潘秀、郭震三名中国奸商，也不算没有收获。
    李锦得知韦麻郎的意图之后，献计说：“若欲通贡事，无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事不难成也。”韦麻郎问他：“守臣不许，奈何？”李锦告诉他：“税使高宷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于是李锦伪造了大泥国王书，让潘秀、郭震带回国。漳州守将陶拱圣得到潘秀送来的求贡的文书后，因书中言语多悖慢，并有武力要挟之嫌，大为惊骇，马上向上司报告，并把潘秀下了大狱。郭震见潘秀被抓，就不敢再去他处送“国书”了。福建的官员对此事看法不一，但大多数还是认为，这就像当年葡萄牙的通市一样，利一而百害，万万不能允许。
    当初，潘秀与韦麻郎相约，若通商事成，会派人去通知他。但韦麻郎等的不耐烦了，带领千人架着三艘大战舰直往澎湖，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十三日抵达。因为当时明军守卫澎湖分春、冬二汛，这时正好是春汛之后，冬汛之前，明军已经撤回大陆，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强行占领了澎湖马公岛，并役使当地人民“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李锦这时也潜入漳州查探通商之事，并谎称自己是被抓后逃回来的，但福建的官员早已把他的底细查的明明白白了，把他与郭震抓获，让他们与潘秀一起劝韦麻郎离开来赎罪。但他们三人害怕丢脸，见到韦麻郎只说：“我国尚依违未定”。
    福建‮府政‬又派遣了詹献忠等人去让韦麻郎归国，但他们因为贪图荷兰人的钱财，竟带了许多货物去卖，并且沿海也有许多商人私自去做生意。荷兰人得到了好处，通商的愿望更加迫切了。所以韦麻郎又派通事林玉去贿赂税监高宷。
    明朝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贪财的皇帝，他在执政中期派宦官为税监，到各省去开矿收税，以增加皇室收入。万历二十九年（1598），宦官高宷来到福建，他和他手下的一批鹰犬，整日巧取豪夺，对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后来他居于福州，广建亭台楼阁，更是掠民财富无所不至。因为他有皇帝撑腰，各级官员都拿他无法，只好任其胡作非为，成为福州一霸。
    林玉虽被福建官府抓获了，但高宷已经得到了消息，就派遣了心腹周之范去见韦麻郎“说以三万金与宷，即许贡市”，韦麻郎“赠饷甚侈”，同意了高宷的要求，并派遣通事与头目九人要去福州与高宷详细商谈，但因为风候不对，未能成行。高宷还与他的死党福建总兵朱文达密谋说：“市幸而成，为利不赀。第诸司佐佑，唯公图之！”朱文达于是对福建巡抚徐学聚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利，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不如许之。”但徐学聚头脑清醒，坚持不许，将驱逐荷兰的事交给了参将施德政与都司沈有容。
    沈有容听说荷兰强占澎湖，要求通市时，就说：“夷意岂在市？不过悬重赂饵我，幸而售，将鼾睡卧侧，踵香山澳（澳门）故事，睥睨中土尔。”力主不可通市。受命之后，沈有容认为对待荷兰这件事“剿而得胜，徒杀无罪，不足明中国广大；不胜，则轻罢百姓力，贻朝廷羞，不如谕之”。所以他先释放了林玉，想要用为反间，然后架一艘小船直接去了澎湖。
    沈有容见到韦麻郎后，说：“天朝体统甚肃，上有抚、按二台，中有藩、臬诸司，外有将领、郡邑百执事，纲纪相承，凡事非商定不敢以闻。若欲求互市于闽，互市事至钜，孰敢主之？若等皆良商，独不识此乎？”韦麻郎说：“来者俱言市成，将军言不成，何也？”并说高宷已经派使者前来商谈了。沈有容又说：“堂堂中国，岂乏金钱巨万万；尔为鼠辈所诳，钱既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韦麻郎叹服，“从来不闻此言。”但他的一个手下却在这时拔出战刀来说：“中国兵船到此，想似要与我等相杀，就与相杀何如？”沈有容厉声说道：“中国甚惯杀贼，第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优容；尔何言战斗，想是元怀作反之意。尔未睹天朝兵威耶？”荷兰人语塞。在这种情况下，韦麻郎一方面答应说马上回去，并招待沈有容留下；另一方面将给与周之范的钱财索回，只让他带给高宷玻璃器具等物，让高宷将乞市文书带奏，待天子准许后再说三万金的事。
但沈有容等了几天，韦麻郎依旧没有走的意思。于是沈有容假意说要离开，韦麻郎立刻赶来相留。沈有容厉声对他说道：“郎不去，恃汝舟大与？壑可藏、力可负、凿可沉、撞可破，而舟何可恃耶？郎不闻沈将军破倭奴东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若颈之续其后，故谕而归，汝郎不从吾言，吾去矣，郎请后勿见我，毋贻空自悔也！”林玉也在一旁帮忙劝说。在这时，施德政为配合沈有容，已在料罗卫所集结了五十艘战船，并做好了火攻的准备。福建‮府政‬又下了严令：“兵民从海外入者，一钱不得着身；挟钱者治如法。”断了荷兰人的妄想。韦麻郎审时度势，只好于十月二十五日离开了澎湖。当时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谕退荷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韦麻郎离开之前，特别找了画师为沈有容画像，并用铜铳及铳弹与一些特产赠送，以示敬仰，沈有容只收下了铜铳及铳弹。韦麻郎离开后，三位汉奸皆被斩首。   
然而这时，高宷竟然已经上疏为荷兰人请求互市，听闻韦麻郎离开这事后，顿足说：“德政乃败吾事！”后来此疏虽被万历皇帝驳回，但高宷已经嫉恨上了施德政与沈有容。徐学聚本想立即为沈有容表功，但因为“宷党”朱文达等人的阻挠而未能成功。但澎湖的百姓们却没有忘记沈有容的大功，为其树“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的碑刻，是现在公认的“澎湖第一碑”。

禅海一粟

8、擒倭东沙
     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福建沿海辛劳奔驰十多年的沈有容终于得以调往浙江升任参将。福建巡抚想要沈有容留下，福建的百姓们也说：“吾侪得再借将军高枕矣。”但沈有容因为十余年没有回家看望老迈的母亲，想要借去浙江任职的机会顺便回乡，就谢绝了。
    沈有容在浙江任职两年，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十分伤心，当天便弃官而去，也没等上司批准他“丁忧”。自古忠孝两难全啊！沈有容自以为这样做势必会被追究，但此时左府游兵的将领却得了背疽而亡，浙江官府就让沈有容去补缺。沈有容想要为母亲守孝三年，屡屡推辞，但浙江催督益勤，不得以，只好在次年五月履任。不久，又调沈有容率步兵防守昌国卫所（今浙江象山东南）。此时，倭寇、海盗交相为害，宁波、绍兴、台州、温州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宁波、温州两处参将都被降级、提问，只有沈有容因为在路上堵截得了首功题叙，所以秋天调任天津海防游击。浙江巡抚高举见到邸报后，将沈有容留在温、处，没有去成。沈有容在此地履任四年，温海晏然。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二十三日，有三只船进入沈有容防守的凤凰洋，因言语不通，沈有容通过写汉字来问，才知道是安南（今越南）商人裴光袍的商队，遇到风暴，飘至此地。但沈有容手下数十人却想将这一百二十九人当作倭寇杀了报功，并跪下求沈有容允许。沈有容坚持不允，并下令：“杀一夷者，即戮以徇”，众将士才稍稍安定下来。沈有容将此事上报朝廷，安南商队等候上谕的九个多月，衣食全都是沈有容供给的。到了明年三月，沈有容得到圣旨护送安南商队归国，考虑到陆行迟缓，特别派了三艘兵船护送他们到了广东，然后交接给广西巡抚送回安南。事后，沈有容认为此事“逾于平生辛苦战功十倍”。但不久，就有人诬告沈有容纳贿，沈有容无奈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正月乞归，一年八请，才得以在次年二月还乡。
    万历四十四年（1616），日本“村山舰队”入侵台湾。由于日本当时并没有实力大举入侵明朝，所以就转向侵略朝鲜、琉球。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但日本却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控制了琉球，并想继续南进，吞并台湾。日本对于台湾年的野心也是由来已久，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丰臣秀吉派遣出使吕宋的使者原田孙七郎在返回途中经过台湾时，就发出“招谕书”，威逼利诱台湾土着民向日本称臣纳贡，但没有成功。又想派钦门墩率船二百艘以武力侵略台湾，由于明官府已有防范，所以没有实行。后来，山田长政与有马晴信分别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十九年（1611）入侵台湾，但都遭到了台湾土着民的坚决抵抗。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是皆日本大树将军意。”但也许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对此未做反应。刚巧此时村山等安因为信奉天主教，所以冈本大八事件好像也波及了他，为了防止像有马晴信一样被赐死，自荐去侵占台湾以立功赎罪。德川家康认为这是打破明朝对日本贸易禁运的好方法，便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经略台湾。
    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飘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倭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着民围攻，被迫全体自杀。明石道友率领另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并于五月进泊东涌岛。当时，“内地不知多寡，大家争奔入省城；城门昼闭，无一敢出侦者”，福建巡抚黄承玄出厚赏募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妆成渔人，但明石道友十分精明，看穿了他，并“持刀诘问”。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汝来侵，已造五百只船以待——我兵船即至矣！”明石道友有些害怕了，他撤退的同时将董伯起扣押，试图将其作为与福建谈判的筹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村山等安的命令是经略台湾，因此其他被打散的倭寇不敢回去，洗劫了福建的料罗、大金卫所。这时，在家告归的董应举看不下去了，上书福建官员“闽海事，非参将沈有容不能了！”虽然董应举因为在京做官，没见过沈有容，但久闻其威名，所以大力推荐。于是黄承玄亲笔写信邀请沈有容，这时浙江也希望沈有容复职，沈有容一时没有决定。后来，黄承玄派太宁道林茂槐亲自到沈有容家聘请他，沈有容认为黄承玄大度，可以任人，所以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重新回到福建，黄承玄当即任命他为水标参军。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一道，停泊在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黄承玄命沈有容出抚，明石道友与董伯起、通事高子美前来。明石道友当时未曾佩刀，沈有容问：“汝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欲死。明石道友呈上表文，沈有容因不合体制而却之，只带着董伯起与其他几名一起送归的人回到福建。后来，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在接待明石道友之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责问，并警告日本“汝若恋住东蕃，则我寸板不许过海，寸丝难过蕃”。明确指出不许日本涉足台湾。
    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打破了浙江的一艘兵船，杀了十几名浙兵；又流窜到福建沿海，掳掠了二十余人。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只好在此地“搭寮楼住”，欲夺船归。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全权交给了沈有容负责。沈有容三路围困，用大炮仰攻，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挥刃装铳，意在拼死突围”。把总何承亮欲要进攻，沈有容说：“困兽难迫，且多礁石，易损舟。彼藏礁石间待我，必大损兵，不如诱而擒之便。”于是派遣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晓谕：“汝辈命在须臾；若未有犯唐罪过，分剖明白，或尚可觊一线生路！”并说明石道友已经受抚。桃烟门颇为意动，但仍在犹豫。次日，有倭寇率大乌船一只、渔船两只前来救援，沈有容“麾率官兵奋力冲攻，戈船飙集、火器雷震”，三船立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有道友书来，即从。”明石道友“亦丑其类”，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但有部分顽固分子选择了自杀。沈有容擒获六十九人，斩了其中两名汉奸，然后分属于诸将报功，此役未伤一名明军。董应举听闻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戚再生，亦当首肯矣。”并在今连江县东莒岛西南隅的山崖旁亲自为沈有容书写了题名碑，原文为“万历强梧，大荒落地，腊后挟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不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
    但此时，那些嫉妒沈有容大功的人又跳了出来，认为计擒倭寇是不对的，容易引起倭人的报复。朝廷竟然认为桃烟门不过是过境商人，并未将他们当作倭寇处理。沈有容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又冒功之嫌，黄承玄竟也因此事而移镇。沈有容于是拂衣而归。后来，这些倭寇又行作乱，沈有容之功才得以大白，但那已是沈有容回乡几个月之后的事了。

9、登州岁月
    沈有容还乡未及一年，福建官府派遣使者十次去请沈有容复任，沈有容坚持不许，而且这次连林茂槐的面子也没卖。但是，福建的崔御史却也给他写了信。原先沈有容在浙江时崔御史曾经在他离任后，私下里举荐过他，沈有容激于知己，于是复任。但没想到，部分将士因为沈有容先前的功勋而嫉恨他，不与他合作。沈有容十分后悔，又动了回乡的念头。这时，福建巡抚王士昌将水军参府的创建工作交给了他。先前，黄承玄创立了“专统水军，弹压要地，随势排荡”的福建水标参军，并让沈有容担任此职。王士昌更是要在原来的定海卫所建设一军署，以便更好的防卫海疆。沈有容想到此衔是黄承玄为自己特别设置的，所以就又留了下来。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月，袁八老（袁进）率其党三千余人流劫福建沿海，后又逃往广东。王士昌将平定海盗的任务交给了沈有容，但此时福建水师已经衰落，战船很少，无法追捕，沈有容只好进行招抚。袁八老“幸听命”，但这时却有人散布围剿的流言，沈有容只好冒险“躬架小舟，抵其船而受降”，招抚才得以顺利进行。
    泰昌元年（1620），辽东后金国进犯加剧，于是明廷设置了山东副总兵，驻登州，统领水师，以为陆上策应。沈有容因为以往功勋，“为当世名公所知”，被任命了此职。天启元年（1621），沈阳、辽阳相继陷落，后金占领了辽东半岛及部分沿海岛屿，对明朝造成了严重威胁。因为辽东半岛就像楔子插入海中，直逼天津于山东登莱，如后金从海上进攻，那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辽东经略熊廷弼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三方布置之策”，第二条就是“以登莱渡海为奇兵”，并推荐陶朗先为登莱巡抚，驻登州；沈有容也被提升为总兵、都督佥事，“登莱遂为重镇”。据称，当时登莱有水陆兵员共五万人，马万余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两千余艘。
    天启元年（1621）七月二十日，辽东巡抚王化贞派毛文龙率兵二百余人，从海上突袭镇江。镇江原中军陈良策等从中策应，生擒了后金游击佟永真及其子佟来年等六十余人，镇江“民皆大悦，羊酒迎劳者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者络绎不绝”，捷音传入京师，“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熹宗立即下令登莱与天津水师开赴镇江策应。沈有容未被此等小胜冲昏头脑，叹道：“率一旅之师，当方张之敌，吾知其不克济也。”熊廷弼也对此举持否定态度。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派皇太极与阿敏率三千兵马赶到镇江，毛文龙不堪后金军围攻，镇江得而复失，所以水师也没有出发。
    天启二年（1622），由于辽东“经抚不和”，致使广宁失陷，辽东的民众纷纷逃入沿海的岛屿，日夜盼望明朝水师的救援。但此时陶朗先却不知出于何等考虑，竟然下令：“敢渡一人者斩”。沈有容立即上书争之，并派数十艘船前往救渡，获济的辽东民众共达三万四千余人。后陶朗先被视为熊廷弼的党羽入狱，绝食而死，明廷以袁可立代之。
    天启三年（1623）二月，后金国驻守在复州的副将刘兴祚（刘爱塔）遣生员金应魁持一封密信交给沈有容，称“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刘兴祚本来是不满明朝的官将的欺压才逃入建州的，但他却因为在任上秉公审断女真人与汉人的纠纷，得罪了一批女真高官，发现自己无法保护汉人的合法权益，于是决心脱离后金。袁可立接受了刘兴祚的要求，并派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出海接应。刘兴祚开始积极准备，决定七月起事。但因为叛徒王丙出卖，刘兴祚遭擒，差一点被斩首。
    因为刘兴祚的反叛，努尔哈赤将辽东半岛的民众迁往内地。这时明廷有人就建议据守辽东半岛的金州，沈有容上言，“金州孤悬海外，登州、皮岛俱远隔大洋，声援不及，不可守。”但毛文龙依然派张盘进驻金州，但不久便被后金军击败。后金为了防止明军再度前来，焚毁了金州城的城垛与角楼。
    孙承宗督辽时，曾下令让沈有容进军广鹿岛，并欲在春防之时亲自前往登莱，商讨水军进攻的方略。但明廷始终认为沿海的水军不过只起到了牵制的作用，不同意这个方案，所以孙承宗没有能前往登莱。不久，沈有容得重病，连起居都“步履颠危”，于是“以年老乞骸骨”，于天启四年（1624）以67岁高龄还乡，三年后，卒于家中。明廷念其功勋，追赠都督同知，并赐祭葬。
    沈有容有八个儿子，有详细记载的有三个：六子沈寿崇袭其职，在崇祯十六年（1643）在北京近郊被李自成部所杀；八子沈寿峣（山字旁应在上）在顺治二年（1645）响应金声号召，组织义军抗清，战死于宣州东南水东稽亭岭；四子沈寿岳因积极支持郑成功与张煌言抗清，在顺治十八年（1661）被斩首。

    沈有容诗云：
           “携尊登眺兴偏浓，景物清恬日色溶。
             波浪千层翻地轴，风云八卦结天冲。
             塔边残垒空芳草，泉上悬崖有老松。
             把剑专从飞将后，壮心直欲扫妖凶。”
“把剑专从飞将后，壮心直欲扫妖凶。”此句正是沈有容的理想与其一生写照。其实，在整个中国，并非只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都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窃感于祖先的伟大与光荣，因此中国在今日更是需要统一。为之努力吧，每一位中华民族的儿女！


主要参考资料：
张廷玉等《明史》
赵尔巽等《清史稿》
李国祥 杨昶 主编《明实录类纂－军事史料卷》
台湾文献丛刊《明实录闽海关系史料》
沈有容《仗剑录》
沈有容 辑《闽海赠言》
董应举《崇相集选录》
张燮《东西洋考》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
范中义《戚继光传》
周远廉《清太祖传》
范中义 仝晰纲《明代倭寇史略》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
徐晓望《福建通史－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