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万三因富致祸

禅海一粟

素有“中国第一水乡”之称的周庄，“镇为泽国，四面环水”，河流从镇中穿过，“咫尺往来，皆须舟楫”，充满着诗情画意。水乡小桥旁边，一位中年妇女呵斥掉下饭粒的孩子：“家里阿有个沈万三？”这句话很有意思，即家里可没有沈万三这样的巨富，要懂得勤俭节约，不要大手大脚。在长江三角洲不少地方，谈及沈万三，普通老百姓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随着周庄成为旅游胜地，沈万三故居——沈厅（据说是清朝乾隆年间整修过的）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镇上小店里卖的“万三蹄子”、“万三饼”，也使游客们在大饱眼福之馀增添了口福。沈万三的故事更是不胫而走，流传各地。 　　传说中的江南首富沈万三，他富得让朱元璋都垂涎，以至于招来杀身之祸，家破人亡。真是这样的吗？沈家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呢？真是因为太富有了吗？ 　　沈万三确实值得我们去探究。从明代起，沈万三几乎就成了富翁的代名词。嘉靖年间严嵩掌权，浙江嘉兴县一位丙辰进士花了两万三千两银子买得吏部考功司主事，惹得当时人称之为“沈万三官”。万历年间刊行的《金瓶梅词话》里，潘金莲一再嚷嚷的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南京的沈万三，北京的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此话的意思是说，任何事情都是客观存在的，正像南京沈万三有名气，北京枯柳树有影子，想要掩盖也掩盖不了。沈万三真可说是名播大江南北，妇孺皆知。 　　在周庄，沈万三已成为代代敬仰的财神；南京的中华门也留有沈万三的记忆，古老的城墙里承载着沈万三有一个聚宝盆的故事；甚至在遥远的云南，也留有沈万三活动的足迹。有关这位江南首富的种种传闻，扑朔迷离，让人琢磨至今。 　　沈万三的确是一个“富可敌国”的人物，究竟“富”到什么程度？据《明史》记载，说沈万三奖励他的私塾教师：“每文成，酬白金以镒计。”白金即白银，一“镒”即二十两，仅一篇文章就付如此高的报酬，沈万三的家底可见一斑。朱元璋实施筑城计划时，单造砖单位便涉及一部（工部）、三卫（驻军卫所）、五省、二十八府、一百一十八个县，另有三个镇。而沈万三一人便负责从洪武门到水西门十馀公里长的城墙，工程量占整个工程的三分之一。明代孔迩的《云焦馆纪谈》说，沈氏“有田数十顷，凿渠引水以供酒需”，意思是沈家酿酒引水，都需用田数十顷，如此家产令人咋舌。明人田艺蘅也在《留青日札》里写道：朱元璋准备犒赏三军，沈万三说要代其出犒银。朱元璋有意刁难：朕有军百万，汝能遍及之乎？哪知沈万三豪爽应答：愿每军犒金一两！据此，今人或许能够明白，沈万三为何能号称“江南首富”了。 　　沈万三究竟是如何致富的，一直是个谜。最具传奇色彩、也是流传最广泛的说法，当属“聚宝盆”一说。说是沈万三贫时，见一农夫携蛙百馀，他便好心买来放生。哪知第二天，他看见众蛙聚在一个瓦盆内没有散去，于是将瓦盆带回家，用来洗手。一次，他妻子洗手时不慎将一支银钗掉在盆中，不料银钗一变二、二变四，不一会儿已是满满一盆，沈万三由是富甲天下，传说南京中华门的古称聚宝门的名称也源出于此。也有称沈万三会“点金术”，能够点物成金，因此黄金源源不断。另外还有分财说，元代吴江一带有一个名叫陆德源的富家，沈万三为他管账治财。后来陆看破红尘，离家出游，将万贯家财拱手送给沈万三，沈万三由此一跃成为“江南富族”。此外，还有沈万三由渔翁而得乌鸦石或马蹄金等传说，都非常神奇。 　　祸从天降 　　据说，沈万三富起来后，把苏州作为重要的经商地，他曾支持过平江（苏州）张士诚的大周政权，张士诚也曾为沈万三树碑立传。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沈万三因筑城墙有功，他的两个儿子被朱元璋封了官。但不久，沈万三却被朱元璋发配充军，在云南度过了他的馀生。 　　1979年修订本《辞源》记载：“沈万三，明吴兴人，字仲荣。后移居苏州。巨富，称江南第一家。朱元璋建都南京，召见，令岁献白金千锭，黄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其后以罪发戍云南（一说辽阳），子孙仍为富户。万三豪富事，民间传说甚盛，但诸书记载互有出入，已难详定。” 　　民间普遍流传的说法是，朱元璋开始并没有找到沈万三什么罪证，沈万三的致富似乎并 　　没有什么违法行为。沈万三大概也明白树大招风的道理，所以想主动报效以保平安。明洪武六年（1373）前后，当他得知京师（今南京）要筑城墙，就主动承担三分之一的费用，修筑洪武门至水西门一带城墙，还向朱元璋进贡了龙角，并献有白金二千锭，黄金二百斤，甲士十人，甲马十匹，同时在南京建造了廊庑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楼四座。此外，沈万三甚至还表示愿意捐资犒赏军士。谁知朱元璋大发雷霆，要将沈万三处死：一个平民百姓竟敢劳军，这不是要造反吗？幸亏马皇后劝阻：我听说法律只杀违法的，不杀不吉祥的。沈万三一介平民却富可敌国，是他自己不吉祥，这种人老天爷会降下灾祸，何必由陛下去杀呢？朱元璋这才免他一死，发配云南。沈家的财产自然全部被查抄，据说光田地就有数千顷。 　　这次打击不仅使沈家失去了沈万三这个当家人，而且财富也减去了大半。现在看来，即使沈万三不主动捐款劳军，他也逃脱不了被处罚的命运。在朱元璋眼中，沈万三富可敌国就是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总之要将他的财产全部归“公”。沈万三在明初因富致祸的事迹流传非常广，言之凿凿，似乎不容置疑。 　　明史专家顾诚先生曾作专文《沈万三及其家族事迹考》详细考证了沈万三的身世，否定了他是明初人的说法，认为他生在元代也死在元代，史籍中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一切“事迹”均是讹传。 　　沈富（沈万三）的确切生卒年虽然难以考知，但他在明朝建立以前即已去世是可以确定的。《吴江县志》说：“张士诚据吴时万三已死，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张士 　　诚的军队攻占平江路（苏州）是在元至正十六年（1356）二月，这就是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时候，沈万三已死去十二年以上。既然他已经在元朝末年去世，当然不可能遭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打击。 　　《吴江县志》的记载是否可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察：一是就沈万三子孙的生活年代来推算；二是从同沈氏家族有密切关系的人士的记叙中来论证；三是从可信文献中看沈万三个人的活动年代。据元末明初人王行所撰的《沈荣甫墓志铭》、《沈茂卿墓志铭》来看，明洪武元年（1368）时，沈万三（沈富）的儿子沈荣已经六十二岁，孙子沈森三十九岁，上距沈万三的出生至少在八十年以上。在元明易代之际，沈万三的儿子已进入暮年，他个人尚在人世的可能性是极小的。我们虽不能断定沈万三绝对活不到八十多岁，亲眼看到大明帝国的建立，但是，明军在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率领下，进兵云南是洪武十四年（1381）开始的，至十五年（1382）平定该地，即便沈万三还活着，而且在平定云南之年立即把他充军该地，沈万三也当在百岁上下。他能够如此长寿吗？如此看来，明代野史笔记和《明史》关于沈万三的记载，有的很可能是把民间传说记录下来，有的是不了解真相，误把沈万三子孙的事情附会成了沈万三个人。 　　沈万三在元朝已很富有，至于聚宝盘、点金术等说法，在今天看来过于荒诞，不足为信。那么他真正致富的原因是什么呢？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万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迁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到他父亲沈祐时迁至湖州南浔镇。元至正二年（1342）南浔一带大水，贫民纷纷逃往他乡，沈祐也在此时迁往周庄。 　　沈万三应当是由躬耕起家，再通过经商致富的。明中期苏州人黄省曾《吴风录》记：“自沈万三秀好广辟田宅，富累金玉，沿至于今，竟以求富为务。”沈万三（富）的父亲从湖州南浔镇迁居到长洲县东蔡村以后，辛勤耕作，充分开发了当地大片抛荒的肥沃田土。 　　由于经营得法，占田日广，沈家转为招集佃户、出租田地、雇佣长短工和发放高利贷的大地主，到沈万三兄弟主持家业时就已经拥有地跨数县的良田。传至沈达卿一辈时，沈家“产益广、赀益饶”，有史籍称其田产多达数千顷。明人孔迩还记载沈万三很注重兴修水利，“万三有田近湖者，沿湖筑成石岸以障田”。另外，秀南村的沈氏墓地，建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墓主为沈庄，是沈万三的孙儿，当地百姓都称之为“安山坟”。其墓志铭中记载，“其先世以躬稼起家，大父富（沈万三），尝身帅其子弟力穑事”，等等。这是沈万三最先由“躬耕起家”的一大铁证。 　　沈万三积累了一定资财后，从事贸易，才一跃而成为巨富的。元朝时海运发达，外贸畅通，来中国贸易的外国人不少。另一方面，江南经济发达，在宋元之际未受到什么破坏，到元朝后期已为全国之冠。苏州和杭嘉湖地区历来是闻名全国的“粮仓”，素有“苏湖熟、天下足”之说。沈万三拥有田产数千顷，自然有大量的稻米作为商品出售。而当时的北方，包括元大都（北京）在内所需食粮，主要靠南方供给，沈万三一定也是“售粮大户”。由此，沈万三积累了大量资本。富起来的沈万三转而“通番”，将当地产的纺织品、瓷器等输往亚非各国，而回船进口大量的珍宝、香料和药材，一去一回从中赚取巨额差价。凭借这些有利条件，加上外贸能获得丰厚的利润，沈万三迅速致富并不奇怪。孔迩在《云焦馆纪谈》中写道，沈万三成为海商，来往于徽州、池州（今贵池）、太平府（今当涂）、常州之间，辗转贸易，获金数百万，所以显富。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先生也说：“苏州沈万三之所以发财，是由于作海外贸易。”这也可以与《吴江县志》相印证，“沈万三有宅在吴江二十九都周庄，富甲天下，相传由通番而得”。明史研究专家南京大学教授潘群认为，沈万三的财富积累在元代便已完成，他的财富起于“农”，而繁于“商”，是一个地道的大地主兼商人。 　　既然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已经去世，他个人当然不可能遭到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打击。噩运降临在沈万三的后裔身上，是在洪武二十六年蓝玉“谋反案”发生以后。此前，沈家也曾牵连了一些祸事，洪武十九年沈万三子沈旺的两个儿子沈至、沈庄曾经一度下狱，不久释放。大约在同年，沈万三的女婿，任苏州府吴江县粮长的陆仲和却在劫难逃，被扣上“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从总体来看，“蓝党”案发以前作为江南首富的沈家还没有受到皇权和官府的沉重打击，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没充军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而且直 　　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着。这可以从下列事实证明。 　　一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根据朝廷命令，苏州府荐举人才到京师做官，沈贵的孙子沈玠授户部员外郎，沈富的姻亲莫礼亦任户部员外郎，王公达任主事，张瑾、杨德彝任工部员外郎，徐衍任主事，龚达可任兵部员外郎，潘贤任主事，金伯中任礼部员外郎，李鼎任主事。这十人同一天辞受俸禄，洪武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华盖殿早朝时，沈玠等奏：“臣等田地家财都是皇上保全的，现在又蒙赐俸，实在难以消受，请求辞去。”圣旨道：如果要辞，就从你。继而有旨：愿受者听。沈玠辞说：“臣玠诚不敢以富饶故妨诸户家，念臣一门屡蒙恩宥，保有妻孥田庐，已逾素望，又居尊官，荣逮父祖，敢更受禄哉！”叩谢至再。由此可见，这时沈家仍受到朱元璋的“保全”，富饶如故。 　　洪武青花缠枝纹玉壶春瓶另一件事是洪武二十三年（1390）已升任户部左侍郎的莫礼请假回乡省亲，曾到周庄沈家拜访。当时沈家所用器皿皆金银，以刻丝作铺筵，摆了紫定器十二桌，每桌设羊脂玉二枚，长尺馀，阔寸许，中有沟道，用来放置筷子，以免筷子弄脏了刻丝。行酒用白玛瑙盘，有斑纹及紫葡萄一枝，五猿抢采，称作五猿争果，都是至宝。入赘的女婿顾学文摆了宣和定器十二桌，每汤一套则酒七行，每一行易一宝杯。连两家僮仆都穿的是绫罗绸缎，其他珍异佳肴就不用说了。莫礼感叹：“呜呼，一钗七十万钱，前辈以为妖物，与祸相随。今观沈氏之富，岂止一钗七十万而已哉！其受祸宜也！” 　　莫礼返乡探亲的洪武二十三年，正是朱元璋重新大抓“胡党”的高潮，三月，潭王朱梓因岳父于琥陷入党祸，竟和王妃于氏吓得自焚而死。闰四月，功比萧何的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下狱，不久同一批功臣被处死，全家籍没。莫礼正是在这样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政治环境下请假回乡作短期逗留的。他写下《归吴江省亲》诗说：“不才窃禄意拳拳，暂得承恩下日边。报国惭无经济策，思亲正是别离年。千金难买身长健，五福无如寿最先。一笑归来茅屋底，喜看人月共团圆。”用词谨慎，只是隐约地表达了不遭刑戮便是福的心情。很明显，莫氏回乡时内心里充满了忐忑不安，而沈家姻亲大肆铺张地款待在京师任高官的贵戚，肯定是不了解步步迫近的危机。然而，莫旦记载下的这年莫礼在沈家受到盛情款待的情形，却正好同《沈伯熙墓志铭》相印证，沈家虽然在洪武十九年吃了点苦头，但还没有遭到甚至没有料到来自皇权的毁灭性打击。明初翰林学士刘三吾洪武二十四年为沈汉杰作的墓志铭内仍赞扬沈家富而好礼，得到老天爷的善报。这些都完全可以证明不仅洪武十五年马皇后去世以前沈家被籍没充军的说法纯属子虚乌有，而且直到洪武二十四年沈家的巨富地位仍然保持着。 　　沈家的一败涂地是从洪武二十六年“蓝党”事件开始的。洪武二十五年懿文太子朱标病死，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成了合法的帝位继承人，朱元璋唯恐孙子太年轻，威望和经验都不足以驾驭天下，万一有“英雄”突起，他创建的大明帝国就可能落入他人之手，于是横下一条心，重开杀戒，把一切可能危及朱家王朝的潜在势力通通铲除。正是在这一政治背景下，以大将军凉国公蓝玉为首的“谋反”案应运而生。蓝玉谋反案是否确有其事下面的章节会有讨论，不过，蓝玉案发后两个多月朱元璋亲自作序由翰林馆臣编辑的《逆臣录》却是破绽百出。且不说屈打成招的因素，即以供出的言词而论，绝大多数也是捕风捉影，难以令人置信。朱元璋既已撒开弥天大网，“胡党”之后仍有相当实力的武功集团和江浙富户就插翅难逃。将沈氏家族首先罗入“蓝党”有个最好的借口，就是抓住王行同蓝家与沈家都有密切关系大做文章。 　　王行，字止仲，号半轩、楮园。幼年家境贫寒，父亲王懋在苏州阊门徐氏所开药店中卖药。王行聪明异常，十岁时就成为父亲的得力帮手。主人发现他天赋异常，遂让他尽情阅读家中收藏的“经史百子”诸书。王行十七八岁就开始同当地文人雅士交往，并在苏州城北齐门设立私塾。元末明初的著名文人高启和后来为燕王朱棣起兵靖难出谋划策的释道衍（姚广孝）等人都是他的好友。张士诚据守平江（今苏州）一带时，分守浙右的参政饶介曾向元朝廷上疏推荐王行，王行因天下多事不出仕。明朝建立以后，苏州知府魏观、王观都曾以人才 　　向朱元璋推荐，但他除了在苏州府学一度担任过训导以外，一直没有当过官。王行一生基本上都是以执教为业，他曾两次在沈家任门馆先生，又曾两次在蓝玉家任家庭教师。他第一次在沈万三之子沈达卿家任教是在元末。洪武十二年（1379）他在南京应都督蓝玉之聘，在蓝家坐馆，颇得蓝玉的欣赏，曾经陪同蓝玉去左丞相胡惟庸家拜访。次年因胡惟庸党案发生，他惟恐牵连，辞去馆职返回苏州故里。这以后他又到沈达卿家坐馆，教授达卿的孙子沈巽、 沈程、沈衡等人。洪武二十四年（1391）他家不知什么原因被编为“织挽匠户”，起赴应天府上元县十八坊住坐。友人鉴于朱元璋“法度厉害”，竭力劝他不要去南京。王行当时已年近六十，本来可以让儿子去服役，他却坚持自己前往，答称：“老虎穴中好游戏。”径自深入虎穴——南京。这时蓝玉已是凉国公（洪武二十一年十二月由永昌侯进封），蓝玉的长子蓝碧瑛听说王行到京，立即请来府中教他的儿子蓝庆孙等。这些材料说明，王行同沈家至少有三十年的交情，同蓝家也有十几年的交情，而且这种交情非同一般，都是坐馆任西宾夫子。在朱元璋决心铲除以蓝玉为首的武功集团以前，蓝玉贵为公爵，几次出任大将军，名震朝野。沈家误把冰山作靠山，就像洪武初年进献大批财物给朱元璋一样，又想借王行作中介，同蓝大将军攀上关系。在他们看来蓝玉不仅手握军权，炙手可热，而且他姐姐（常遇春妻）的女儿是懿文太子的正妃，同皇储拉上关系不失为“明智”之举。有王行从中说项，关系自然一说便通，命运的作弄也随之而来。 　　实际上，洪武年间掀起的胡党、蓝党两案，朱元璋正是看准了左丞相胡惟庸、大将军蓝玉因职务所在，工作上联系的人多，趋炎附势者亦复不少，借此滥入人罪，诛杀潜在的异己势力。在这种预谋下，一是稍涉牵连即予逮捕，二是鼓励告讦，落网之后，严刑逼供。不仅被捕者屈打成招，而且辗转牵连，动辄万人。《逆臣录》中许多人就是在党案兴起时，惟恐被捕者招供涉及自己的名字，暗中托人向承审人员行贿“抹去名字”，不料事与愿违，反而成了参与谋反的“铁证”。 　　王行在蓝玉家任教书先生，蓝玉曾数次向朱元璋推荐，王行因此得到朱元璋的召见。蓝党案发后，不要说王行脱不了身，经由他而搭上蓝家的人都被一网打尽。 　　朱元璋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初一日颁布《逆臣录》，当时挂名“蓝党”者人数已近千，而这还只是开始，莫礼等人尚不在其中。到同年九月初十日，朱元璋发布《赦蓝党胡党诏》，称：“迩者朝臣其无忠义者李善长等，阴与构祸，事觉，人各伏诛。今年蓝贼为乱，谋泄擒拿，族诛已万五千人矣。馀未尽者，已榜赦之。犹虑奸顽无知，尚生疑惑，日不自宁。今特大诰天下，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已犯未拿及未犯者，亦不分蓝党、胡党，一概赦宥之。”从四月到九月，卷入蓝党“族诛”者就由一千人急剧增加到一万五千人，牵连之广，可见一斑。我们无从知道在这项赦免诏书颁布之后，朱元璋是否真正停止了搜捕，因为诏书中明说蓝党一案族诛者已达一万五千，接着又声称“除已犯已拿在官者不赦”外，其他一概宽宥，但是直到洪武三十一年二月仍在处决“胡蓝党”。洪武三十一年（1398），“学朱元璋像文坐胡蓝党祸，连万三曾孙德全六人，并顾氏一门同日凌迟”，这次沈万三女婿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近八十馀人全都被杀，没收田地，可谓是满门抄斩了。沈万三苦心经营的巨大家业，急剧地衰落了。号称江南第一豪富的周庄沈氏，由兴盛走向了衰落。 　　得注意的是，朱元璋就是在这年闰五月去世的，在二月间他病体缠身时仍作出“凌迟”在押成丁“胡蓝党人”和断没田口家财的决定，可谓至死方休。从洪武二十六年春到三十一年春，整整经过了五年，其间刑追逼供隐匿田产丁口的工作必定做得非常彻底，最后实在没有油水了，沈万三的曾孙沈德全等人也就被处以凌迟极刑。即便在朱元璋死后，洪武朝为数极多的冤案还是长期处于禁忌之列，曾经名驰四方的江南首富沈氏家族的真实故事逐渐被淡忘。除了个别史籍记载了建文帝即位以后赦免党人，到成化、弘治年间沈万三的六世孙沈 　　洪以书法著称当时以外，广泛流传的只是一些神话色彩颇浓的沈万三传奇。 　　沈万三的祖籍在浙江湖州，祖上迁居长洲（今江苏苏州）东蔡村，到他父亲沈祐时迁至湖州南浔镇。沈祐至少应该有四个儿子，但见于记载的只有他的老三沈富和老四沈贵，分别被称为万三秀（秀是当时对男子的美称）和万四秀。沈万三，名富，字仲荣。万三者，万户之中三秀，所以又称三秀，作为巨富的别号。清人高士奇说：“洪武初每县分人为哥、畸、郎、官、秀五等。家给户由一纸，哥最下，秀最上。每等中又各有等。巨富者谓之万户。三秀，如沈万三秀，乃秀之三才。”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沈富因此被后人称为沈万三，真名反 　　而鲜为人知了，连《明史》提到他时也称为“沈秀”。 　　沈万三虽然是元朝人，却未见元人关于他的记载。至于入明以后，有关沈万三的传说越来越多，却没有一条是出自同沈万三个人有直接接触的人之手，现存洪武年间官方或半官方的文献也从未提及沈富个人。洪武十二年（1379年）卢熊纂刊的《苏州府志》多达五十卷（首图一卷），其中竟然也没有涉及沈万三及其家族。 　　究其原因其实并不难理解，元明之际，元人著述散佚毁弃的相当多，生活于元代的沈富不过是个“多田翁”，既未出仕无政绩可言，又算不上文人雅士，不足以跻身“儒林”，默默无闻自在情理之中。到明朝建立前后，沈家子孙不仅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而且不少人因家境富裕自幼受到良好教育，一方面在朱元璋推行的粮长制度和命地方官推荐各类人材的措施下出头露面，甚至担任朝廷官职；另一方面同当地的文人有较广泛的交往，沈家的名气也就越来越大。因此尽管沈万三早已去世，沈氏在洪武年间已分成四家，但是人们提到江南首富沈家时还是习惯于用沈万三来概括。 　　明中期以后的人士，除了大学士朱国祯撰写的《皇明史概》下笔慎重，以刘三吾所撰沈汉杰墓志铭为基本依据，对“俗传”沈万三事持怀疑态度；其他著书立说者多不免捕风捉影、人云亦云。就连嘉靖至万历初享有盛名的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在沈万三事迹上记载也有失误。王世贞把沈文度写成了沈万三的儿子，而且把洪武末年已一败涂地的沈家描写得在永乐时期仍然富裕非常。这件事情与他极力追求写一部“国朝”信史的愿望未免相距太远了。由于王世贞的名气大，钦定《明史》的编纂者未察其讹，又把这段情节采入《佞臣·纪纲传》。光绪《周庄镇志》也沿袭其说，还在开头加上“沈旺，字文度，万三之子”，真是越搞越乱。 　　沈万三一生的活动应集中于元朝，沈万三与朱元璋之间的种种传说并非真实，有关沈万三在明初的众多“事迹”均是讹传。 　　可是时至今日，在周庄还流传着沈万三因富致祸的传说。为什么会有这种传说？并且这种传说会如此逼真，以至于流传至今？ 　　众多关于沈万三的传说文本都涉及到以下几个主题，因出资建城或犒军而遭流放、家产被籍没、连带江南被课以重赋等等，这些都与明太祖朱元璋有着不解之缘。既然沈万三为元末人，自然无法承担修筑南京城的任务，更不可能与明太祖对半而筑。但在明都城修城时，确实有许多江浙富民参与其中。 　　早在朱元璋称吴王时，就曾徙苏州的富民充实濠州。明朝初建时，定鼎南京，为充实都城，又下令迁徙江浙一带富民四万多户充实京师（南京）。他们的到来，无疑对南京城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富民们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都承担了大部分修建任务，这其中也就有无数个类似“沈万三”的富民。 　　沈万三的传说中包含着人们对于明太祖查抄、打击江南富民的记忆和对于江南重赋的不满情绪。洪武十六年，明军平定云南后，朱元璋诏令颍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班师，留西平侯沐英率领数万民众，镇守滇中。后来因建卫所屯田，又多次调内地军队入滇屯戍，此后不断移民实边，云南地区也成为明初流放囚犯的重要地点，众多的江浙居民到了云南。至今云南的昆明、大理、丽江等许多地方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元宵节，朱元璋和马皇后在南京赏灯，看见柳树湾有人做了一盏灯，是一个大脚女人骑在马上，很是威风。后来有人说这是在讽刺马皇后大脚，出身低贱。于是朱元璋一生气将柳树湾的人全都发配云南边陲。时至今日，丽江等地还有许多沈姓人氏坚持认为自己的先祖是从应天府柳树湾充军来到云南的。明初大量江南移民背井离乡，迁徙到云南，这种对迁徙的共同记忆既包含了对家乡故土的怀念，被迫流亡的无奈，也是作为凝聚客民的重要文化资源。为什么人们相信沈万三被充军到云南？也许沈家的后人可能真的遭受此种命运，但更可能只是一种附会，是对明初大量人口，尤其是许多江南富民因罪谪戍云南边境的折射。在有关沈万三传说的多种文本中，都有沈万三被抄家或课以重税的情节，沈万三的命运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朱元璋对江南富室大族的打击。江南富室宁愿拥护张士诚而不愿站在朱元璋这一边，引起朱元璋的异常反感。一直到明初，江南士绅对明政权和太祖朱元璋还深怀芥蒂，而太祖在占据江南后，因怒张士诚久据江南，对当地士绅也采取了严厉的打击。并且出于消除隐患、巩固政权等多方面的考虑，朱元璋对江南富民采取了严苛的政策。除多次强制迁徙，课以重赋之外，还利用“胡党”、“蓝党”、“空印案”、“郭桓案”，藉“通党” 　　为名，大力打击江南地主势力（包括相当多的江南官吏）。太祖对打击有碍自己统治的富豪势力不遗馀力，这种残酷与专断恐怕堪称空前绝后。沈家的遭遇正是元末明初江南地主豪富的缩影，当时有一些家资富饶的大族即招来杀身灭族之祸，这些人当中固然有结党营私或者为种种不法事而罪有应得者，但也有许多人是无辜的。传说中沈万三因富致祸的情节，流露出人们对太祖朱元璋残害无辜的不满以及对受害者的无限同情。 　　沈万三或沈秀不是沈富特有的称谓，沈氏家族的其他子弟也极有可能继承“万户三秀”的名号。人们将沈万三后人的某些事迹也附会到他的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又逐步将明初移民、太祖打击江南地主大族、江南多官田重赋以及胡蓝之狱等都附着到沈万三身上，沈万三也就成了江南富民在明初受打击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