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尸谏”之后

禅海一粟

王鼎是清嘉庆、道光两朝的陕籍重臣，一生清廉耿直、政绩卓著。其在中英鸦片战争中力主禁烟抗战的爱国精神，更是人所共知。但作为一位名垂青史的人物，在历史上留下闪光一笔的，还是他悲壮激烈的“尸谏”之举。

    林则徐虎门销烟后，又多次打败英军武装挑衅，英军遂改犯闽、浙，直逼天津，引起清廷恐慌。以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反诬林则徐禁烟不当，引来英军入侵。道光皇帝命直隶总督琦善往广州查办，将林则徐革职遣戍新疆，尽撤守备，与英军讲和。是时正值祥符（今河南开封）黄河决口，朝廷命王鼎治理河工，王鼎即“力荐林公之贤”，保举林则徐同往治理黄河水患。但治河竣工后，朝廷仍令林则徐充军伊犁，王鼎闻知，“愤甚，还朝争之力”，当着道光皇帝的面对穆彰阿“厉声诟骂”，“盛气诘责之，斥为秦桧、严嵩”。直至不顾皇帝震怒，拉着皇帝的龙袍苦苦诤谏，“然终不获伸其说”。王鼎眼看苦谏无效，决意效仿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尸谏”之义，“越数日，自草遗疏，劾大学士穆彰阿误国，闭户自缢，冀以尸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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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王鼎“尸谏”之后，他的凝聚着满腔悲愤的绝笔之作——遗疏，却并未被道光帝见到，而是被人似“狸猫换太子”一般施了“掉包计”，最终不了了之。这个过程，在史、志和其他一些著述中多扑朔迷离，语焉不详。《清史稿·王鼎传》载：“军机章京陈孚恩，穆彰阿党也，灭其疏，别具以闻。上疑其卒暴，命取原稿不得……”。清光绪《蒲城县新志》记曰：“上劳公（指王鼎），语及和议，公争之甚力，退与诸大臣语，不胜愤恨。戊申晦，草遗疏，通诋当事者误国。贻他日无穷患。既毕，置夹衣中，缢于圆明园寓邸。年七十有五，盖欲效古人‘尸谏’也。后其疏为猃人所易，竟未上”。民国《续修陕西省通志稿》记述与此大略相同。这些文字虽大致记述了王鼎“尸谏”之后的情况，但其中细节远未得到披露。而新编《蒲城县志》对此却完全没有提及。笔者亦曾疑惑：陈孚恩当时仅为小小的军机章京（机要秘书），到底通过什么手段竟能藏匿了位居一品军机大臣的王鼎的遗疏，并另行伪造，“别具以闻”呢？这似乎是一个谜。

    近读清薛福成（1838～1894）《庸庵笔记》，终于解开了这个疑团。在该书“史料”卷中有《蒲城王文恪公尸谏》一目，较为详尽地记述了王鼎“尸谏”之后的一些实际情况，实为一般史、志著述所未能尽言者。特将有关记述照录如下：
    “是时，新城陈孚恩为军机章京，性机警，最为穆相所宠任。方早朝，军机大臣唯蒲城（指王鼎，王系陕西蒲城人）不到，孚恩心知其故，乃驾而出，急诣蒲城之宅。其家方抢攘无措，尸犹未解下。盖凡大臣自缢，例必奏闻验视，然后敢解也。孚恩至，命其家人急解之，检衣带中得其遗疏，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荐林公也。孚恩谓公子编修某（指王鼎之子王沆，时任翰林院编修）曰：‘上方怒甚，不愿再闻此言。若奏之，则尊公恤典必不可得，而子亦终身废弃。子而犹欲仕于朝也，不如屏此疏勿奏，且可为尊公邀优旨，于其图之’。会张文毅公（芾）亦至，文毅故穆相最亲厚之门生，而亦蒲城同乡且门生也，相与共劝编修，编修从之。孚恩代为改草遗疏，以暴疾闻。上震悼，命成郡王奠茶酒，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孙三人皆俟及岁时带领引见，饰终之礼隆焉。孚恩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枢垣，呈穆相。穆相大喜，于是推毂孚恩，不十年，至兵部尚书、军机大臣，而张公亦于数年间由翰林跻卿贰。唯编修以不能成父志，为蒲城诸门生及陕甘同乡所鄙弃，亦自愧恨，遂终身不复出。     这一段文字，把王鼎“尸谏”之后的情况，说得比较清楚了。

    王鼎刚强正直，忧国忧民，不惜拼死一谏，以图使道光皇帝亲贤远佞，御侮强国，但最终死得不明不白，连付之以生命的遗疏也被人藏匿、伪造，上演了一幕悲剧中的悲剧。这真是王鼎的千古遗恨，死难瞑目。也使后人每念及此，常唏嘘不已。

    看来在此过程中，有三个人不能推卸其责。
    一个是陈孚恩，此人“性机警”，最为穆彰阿宠信，早朝时见王鼎未到，即“心知其故”，他很明白王鼎“尸谏”的分量，深知此事真相若被道光帝知晓并对其有所触动，必使穆彰阿陷于被动境地。因此“急诣蒲城之宅”，竟违反朝廷定例，擅自命家人将王鼎遗体解下，即在其身搜寻，得其遗疏。见其“大旨皆劾穆相而荐林公”，遂对王鼎之子王沆威胁利诱，迫其就范，并“代为改草遗疏，以暴疾闻”，完全掩盖了事实真相。随后“袖蒲城原疏以去，返至枢垣，呈穆相”，使穆彰阿“大喜”。真可谓胆大妄为，诡计多端，不负穆彰阿之“宠任”了。
    另一个是张芾，此人字小浦，陕西泾阳人，是王鼎的“同乡且门生”。事出后，与陈孚恩“共劝编修”（王沆），实可视为陈孚恩之共谋。
    再一个就是王沆，此人患得患失，懦弱无主见，在大是大非面前太不清醒，竟至放弃原则，违背父愿，为陈、张所左右，最终遭人鄙弃，落得个饮恨终生的结局。王鼎“尸谏”无果，王沆实不能辞其咎。

    这里应该特别说一下这个事件中的关键人物陈孚恩。此人字子鹤，江西新城人，任军机章京时仅为六品小京官，但在王鼎“尸谏”一事中有功于穆彰阿，深得其欢心，遂一路顺风，青云直上，历官太仆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太仆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兼署顺天府尹、工部侍郎、仓场侍郎等。道光二十七年，任兵部侍郎、军机大臣。还任过山东巡抚、刑部侍郎、刑部尚书等。这个曾犯有“欺君”之行的人物，在署山东巡抚任时，“回京面陈在署任不受公费”，得到道光皇帝嘉奖，“特加头品顶带、紫禁城骑马，赐匾额曰‘清正良臣’”，可谓荣耀至极了。

    道光帝死后，咸丰帝即位。咸丰在即位前就对穆彰阿“深恶之”，即位后不久，即下诏历数穆罪责，将其“革职，永不叙用”。作为“穆党”的陈孚恩，自然不免牵连，又因与咸丰重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不睦，并“争论于上前”，被咸丰帝斥为“乖谬，降三级留任”。陈即以母老乞养为由返回江西老家。咸丰三年，太平军攻打南昌，陈因协助时任江西巡抚的张芾守城有功，赐花翎。后又慢慢东山再起。咸丰八年以后，先后任过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刑部、户部尚书和吏部尚书等要职。

    陈孚恩的再受重用，与其见风使舵，巴结、依附当朝权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不无关系。《清史稿·陈孚恩传》称：“初，孚恩以议礼忤载垣、端华、肃顺等，及再起，乃暱附诸人冀固位”。《庸庵笔记》中也说：“前刑部尚书陈孚恩终养复起，候补年余，上意不甚向用。孚恩窘，乃自昵于肃顺，得补兵部尚书，遇事每迎合其意”。尤其在咸丰八年参与审理“戊午科场案”中，一意秉承肃顺等人意图，必欲致与肃顺等人不和的顺天府乡试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柏葰于死地。竟不惜诱骗亲密好友、时任顺天府乡试主考之一的左副都御史程庭桂，哄得实情，继而翻脸严刑逼供，罗织罪名，终使柏葰等人及完全无辜的程庭桂之长子程炳采遭残杀。程庭桂被革职下狱，发往军台效力。程炳采临刑时大哭：“吾为陈孚恩所绐，代弟到案以至于此。陈孚恩谄媚权奸，吾在冥间当观其结局也”。《清史稿》说陈孚恩“鄙夫患失，反复靡常”，实非虚语。

    陈孚恩多行不义，换来血染顶戴。然而好景不长，咸丰十一年，清文宗病死热河，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杀载垣、端华、肃顺，清洗其一党时，“论形迹最著莫如孚恩”，被认为“足证为载垣等心腹”。遂再次被牵连，“革职，永不叙用”。又在查抄肃顺家宅时，得到了陈孚恩写给肃顺的“效忠信”，“有暗昧不明语，乃逮孚恩下狱，籍其家，追缴宣宗（道光帝）赐额，遣戍新疆”，被发配到了伊犁。同治五年，陈孚恩一家死于伊犁战乱。

    这个先是效忠穆彰阿，后又投靠载垣、端华、肃顺，在一生宦海中沉沉浮浮，缺乏独立人格，靠依附权贵发迹，又因此而败落的陈孚恩，当初机关算尽，匿改王鼎遗疏，力图阻止朝廷重新起用林则徐，最终自己却死在林则徐曾经遣戍充军的边城伊犁，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寻味的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