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如玉和黄金屋：揭秘宋朝文人的糜烂生活

禅海一粟

很多人都喜欢宋朝，比如金庸先生。

喜欢宋朝，不仅仅喜欢它的不杀文人，还应该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它是个普通人可以通过科举“高考”，让自己“朝为牧田郎，暮登天子堂”，拥妓纳妾，声色歌舞的朝代。

在它之前，五代乱世之中，武人耀武扬威；更之前的唐朝，重视门第，参政议政须得是门阀贵族。只有到了宋朝，文人的身份地位才得以空前高升。宋朝皇帝打压武士，推崇文人治政，更是舍得在士大夫文人身上花费银子（这一点，文章的后面再谈），让文人一边上朝议政一边拥妓纳妾、声色犬马地过着“幸福的生活”。

或许，在温柔乡里沉浸得太惬意了，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们遂不思进取，忘记了廓清天下、收拾山河的责任。

这一点，罗大经在《鹤林玉露》说：“近时谢处厚诗云：‘谁把杭州曲子讴？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无情物，牵动长江万里愁！’余谓此词虽牵动长江之愁，然卒为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于荷艳桂香，妆点湖山之清丽，使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是则深可恨耳！”

说的是柳三变的《望海潮》。因为柳永在词里描写了富裕繁华的江南，而引起金人完颜亮对宋朝的觊觎。“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

当然，把国家的兴旺归结于一首诗词，这未免也太荒唐了一些。但是，他说的“士夫流连于歌舞嘻游之乐，遂忘中原”，醉生梦死，也却是不争事实。

相传为北宋汪洙所作的《神童诗》，开头几句这样写道：“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衣，皆是读书人。”的确如此，无论从物质还是精神意义上来说，宋朝都堪称文人士大夫如鱼得水的时代。他们多出身于庶族地主阶级寒素之家，全凭个人奋斗才突破逆境，跻身于统治集团成员之列。在这批人之中，固然出现了像王禹偁，范仲淹，王安石，寇准这样的忧国忧民的文人相臣，但更多的是醉生梦死之辈。

以宋庠宋祁兄弟的事迹为例。据说，宋氏兄弟“就学安陆，居贫。冬至，召同人饮，元宪（庠）谓客曰：‘至节无以为具，独有先人剑鞘上裹银得一两粗以办节。’（祁）乃笑曰：‘冬至吃剑鞘，年节当吃剑耳’。（王得臣《尘史》）这是一段把祖传得宝剑剑鞘上的裹银拿去换酒过节的故事。这时候他们的这种贫困不能移的执着和洒脱，着实让人感动。可是，一旦荣登天子堂，有了功名后，他们又如何呢？

来看看钱世昭《钱氏私志》中的记载：“宋庠居政府，上元节至书院内读《周易》，闻其弟学士祁点华灯拥歌妓醉饮达旦。翌日谕所亲令诮让云：‘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宴，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 学士笑曰：‘却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在某处州学吃齑煮饭是为甚底？’”一语道破，原来一俟功成名就，自然首要满足的是口腹声色之欲，而当年的苦读当年的吃齑饭（一种煮的很烂的菜粥），也为的是这个。不过，这话也着实是实在的很。　

“宋子京（祁）……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东轩笔录》）“宋子京晚年知成都，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皆知为尚书修《唐书》，望之如神仙焉。”（同上）

每读到上面的这些小故事，总给人一种荒唐的感觉。这修史写书，竟然要美人簇拥方可。不过这个小宋也算是个怜香惜玉之人，他为了不让十余个“内宠”（婢妾）对自己产生厚此薄彼之感，竟然不穿她们给自己拿来的“半臂”（马甲）而忍受着寒冷。

这种“红袖添香夜读书”却一致得到当时文人们的称赞认同，说明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如此。就是苏轼，不也是纳了几房小妾么。那著名的王朝云，被苏轼从妓院里领回家的时候，也不过是个13岁的小女孩，年龄比他的长子苏迈还小……好在苏轼如现在人们所赞誉的，是个风流不下流的大才子。
   还是宋祁，他曾在那首有名的《玉楼春》的词中这样写道：“东城渐觉风光好，縠皱波纹迎客棹。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 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这种“浮生长恨欢娱少”的末世之叹，并非宋祁一人的心态，而是宋朝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病结。如时任宰相的晏殊在他的词里写道：“萧娘劝我金卮，殷勤更唱新词。暮去朝来即老，人生不饮何为？”“萧娘敛尽双娥翠，回香袂，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惋惜时光，年华飞逝，追求享受现实的现象，其实是与当时宋王朝的国运相对应的。

虽然在宋朝的早期和中期，也曾出现了如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这样关心民生的士子文人，但是整个社会都蔓延着这种来日无多的悲观情绪。而宋朝廷的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自身的统治，又刻意制造出一种安逸奢侈，享乐成风的社会氛围。而文人也不例外，而作为这个社会的精英人物，其行为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社会的榜样。

在《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吕蒙正的一个故事。说吕蒙正未有功名时，一天在洛城东南的伊水边，想买瓜而囊中羞涩，看见有人扔在地上的瓜就拾起食之。后来，他做了宰相，富贵了，便不惜重金在那个地方买地建园起亭，起名“饐瓜”（饐：食物腐败变味）。还有韩玉汝为相后，每食必须极其精致，以至食鸽辨色。士大夫私家蓄养歌儿舞女盛行，“韩持国喜声乐，遇极暑则卧一榻，使婢执板缓歌不绝声，展转徐听。”（叶梦得《避暑录话》）。可谓红袖清歌、醉笑人生。

这种春风沉醉不觉醒，与宋代之前的唐朝是截然不同的，唐时的那种充满野性的豪放不羁，那种略带进攻性质的放肆，那种“少小虽非投笔吏，论功还欲请长缨”的保家卫国豪情，已经被一种日落黄昏，暮色苍茫的哀怨所替代了。王禹偁就曾痛苦地自责：“自念亦何人，偷安得如是？深为苍生蠹，仍尸谏官位。”

这让人想到了当初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时，启发诱导石守信等人“多致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的话来。于是，士大夫们一边嘴里大讲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让女人们遵守“三从四德”，一边自身却声色逸乐，“韩黄门持国，典藩觞客，早辰则凛然谈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饮，尽欢而罢。”（周辉《清波杂志》）在朝廷之上，刚正严谨的大臣，退朝以后便在红袖飘拂之中放浪形骸，两种面目两样姿态，让人诧异。

由于皇帝的提倡，政策的允许（那时，士大夫家里，不仅仅可以蓄养家奴，还可以蓄养歌妓舞妓，更可以多多收编女人来做婢女妻妾），还有自太祖时就有的“不杀文臣”的条训，宋朝的士大夫文人们，便可以有理由沉浸在“重头歌韵响铮琮，入破舞腰红乱旋”之中。所以，现在很多人都特向往宋朝，当代的大才子金庸先生便是一个。

书中自有黄金屋

流传甚广影响后世近千年的《劝学诗》，据说出自宋真宗手笔。此诗全文如下：“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黄金屋和颜如玉都可以向书中索要，这读书为做官，做官为发财，是一条多么吸引人的“光明大道”——现在也如此！

由此看来，在宋代，读书，然后进士及第，再然后做官，好处多多。为了推行崇文抑武的国策，宋朝是财取于万民以施恩于百官。历经后周入宋的翰林学士李昉，就曾以切身经历作过如此比较：“昉顷在翰林，前后出处，凡二十有五载。不逢今日之盛事者有七：新学士谢恩日，赐袭衣，金带，宝鞍，名马，一也；十月朔，改赐新样锦袍，二也；特定草麻例物，三也；改赐内库法酒，四也；月俸并给见钱，五也；特给亲事官随从，六也；新学士谢恩后，就院赐宴设，虽为旧事，而无此时供帐之盛，七也。凡此七事，并前例特出异恩，以见圣君待文臣之优厚也。”
皇帝有意识的将国家收入的一大部分拿出来“赏赐”给每一个士大夫。正是“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见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宋制禄之厚》）。

那么，官员的俸禄是怎样的呢？拿神宗时期的宰相（平章事）来说，月俸禄300千（钱），副相即参知政事200千。春冬服各给绫200匹，绢30匹，冬绵100两，另外还有禄粟每月100石，随身侍从（70人衣粮），茶酒厨料（酒每日5升，料6斗），薪（每月1200束），炭（十月至来年二月各100秤），盐（7石），草料（供马20匹）。可谓名目繁多，加上每临皇帝、太皇太后、太后、皇后等人的生日,还有大量的恩赐，及拨给职田，这实惠实在多多。

宋代文官多，官俸高，赏赐重。不仅如此，还可以荫及家人，差科全免，成为社会上享有特权的“官户”阶层。陈襄在他的《仙居劝学文》里这样写道：“今天子三年一选士，虽山野贫贱之家所生子弟，苟有文学，必赐科名，身享富贵，家门光宠，户无徭役，休荫子弟，岂不为盛事？”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见朱彧《萍洲可谈》）

像这种“榜下捉婿”的目的，就是看中了及第进士们有着良好的发展前途。魏晋至唐的世家望族是可以世袭的，而宋代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推翻，官爵不能世袭。因为不能世袭，加上当时的土地买卖兼并的盛行，实际上官员士大夫这一阶层就成为了一个贫富无定势的阶层，他们这种“官户”常常因为丢掉官职而下降为“乡户”，甚至成为无产者。反过来，也就是说，无产者，或工商户，或乡户地主，或自耕农等等都可以通过参加科举考试改变自己的命运，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如王安石一家，其父王盖登进士第入仕，才列于官宦人家，至王安石死去，家道衰落，成为默默无闻的“乡户”，致使徽宗想寻找他的后代都成为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宋代士大夫们欲通过“因财得仕”与“因仕殖财”的循环，使自己家族成为“耕读世家”和望族。但是，此类世家望族只要连续几代未能进士及第或入仕，就恢复到了庶人的身份。可见，当时的人把参加科举而进士及第看得多么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