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曾赴日"疯狂"收购古书

禅海一粟

100多年前，中日交流曾出现过一些有趣的文化事件，其中较著名的就是中国驻日外交官在日本搜求中国古籍。这些官员在公务之余，频繁出没于日本各大书肆和私人藏邸，想方设法将在国内早已看不到的古籍弄到手，实在让人感慨。

    中国古籍论斤贱卖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据统计，从公元630年到公元895年，日本共向中国派遣学习的使节达十余次之多。每次少则两百人，多则四五百人。这些人除了学习唐朝文明之外，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将中国古籍带回日本。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中国古籍十分重视，来华使节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买书。像第二次遣唐使大使吉士长丹在回国后，因“多得文书宝物”而获得封户、晋位、赐姓。在唐朝的日本留学生和学问僧，也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的古籍带回日本。著名的僧人空海在长安青龙寺学法期间，干脆雇用20多个学生，替他抄录《金刚经》等经书。

    此外，唐代政府和寺庙也曾将书大量赠送给日本。空海曾经学法的礼泉寺，在他回国时，就送了600多卷佛家经典。

    从宋代到明代，中国图书典籍继续传入日本。当时日本上层人士以习中文、写书法、读古籍为时尚。流传到日本的书籍受到很好的重视。

    然而，到了100多年前，在日的中国古籍遭遇尴尬，公私所藏纷纷将中国古籍下架，转而摆上西洋典籍。那些昔日难得一见的中国古籍辗转流落民间。在书肆中，原来身价高昂的中国典籍也一落千丈。

    之所以发生这一切，不得不说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文》，开始追求近代化的维新改革。在改革过程中，日本社会全面学习西方。在多数日个人眼中，西方的文化和技术是日本强大的灵丹妙药，进而要求“脱亚入欧”。至于那些从中国带回来的文化古籍，已全然过时，变成了废物。在明治维新西化最激烈的时候，来自中国的种种古籍几乎与废纸无异，夸张些说，已经到了论斤叫卖的地步。

    中国外交官“疯狂”搜书

    到日本搜集古籍的念头，在中国文人学者中，早已有之。著名的思想家龚自珍就明言自己想去日本搜书。后来的文化名人王韬在寓居日本时，也曾搜求古籍。但广泛搜书且收获巨大的，却是那些在明治初年赴日的清朝外交官员，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杨守敬。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中日之间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外交关系，清朝派驻日本的公使多数是学者出身，尤其是何如璋、黎庶昌、杨守敬等人，都是文化功底深厚的好古之士。他们到日本后，在公事之余开始关注流落在日本的中国古书。

    杨守敬是湖北宜都人，很小的时候就酷爱读书，可惜在科举考试中一直不顺，在中了举人后，迟迟不能迈入进士的门槛，先后7次考试都失败了。尽管如此，长期的积累，特别是经常出没于北京的书肆，使杨守敬具备了深厚的目录版本学基础。光绪六年，杨守敬受到新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邀请，以使馆随员的身份赴日。

    到了日本后，何如璋和杨守敬来到东京的书肆，发现那些在中国难得一见的宋元善本书籍竟然俯拾皆是。在震惊之余，何如璋、杨守敬百感交集，杨守敬决意尽最大努力让这些中国古籍回归中国。何如璋干脆让杨守敬不干“正事”，专门搜书，并在资金上给予支持。于是，在5年的时间里，杨守敬对流落在日的中国古书进行了疯狂的“扫荡”。  

    在东京，杨守敬每日必到书肆。后来他得到了一本寻书“秘籍”。当时杨守敬认识了一位爱好藏书的日本医生，名叫森立之。杨守敬在他家中看见宋元佳本的摹写本，十分羡慕。看到杨守敬酷爱古籍，森立之不仅慷慨地将图书相赠，而且还送给杨守敬一本名叫《经籍访古志》的书，该书详细介绍了日本公私所藏图书的情况。有了这本书目，杨守敬开始按图索骥，在日本大肆搜求自己心仪的古书。

    杨守敬曾与日本友人开玩笑说，自己对于日本所藏，强夺不成就要巧取。这固然是玩笑话，事实上，杨守敬的搜书经历中有着更多的中日文化交流的雅趣。除了花钱购买外，有些珍贵的藏书，原有主人不愿意出卖，杨守敬只好与其换书。杨守敬是书法名家，赴日之前，他从中国带去了很多中国书法的精拓本，这些书帖在日本成为奇货。一般藏书家大都喜爱中国书法，这些人对于杨守敬的金钱攻势往往不以为意，却常常在他带去的书法字帖面前低下头来。

    此外，在购买和交换都不成功的情况下，杨守敬采取最后一招，就是抄书。当时他雇有一批专门的“抄手”，遇到珍贵图书难以收购时，便借来抄录。比如唐代抄本《春秋左传集解》在“日本惊人秘籍”中位居第一，十分珍贵，杨守敬连借书都要走关系，更别说购买了。但就在借来的10天里，杨守敬雇人日夜赶工将全书抄录一份。杨守敬爱书可以说到了入魔的程度。在他回国之际，当船抵达神户港时，他突然匆匆上岸。原来，他心里还惦记着流落神户的海内孤本——宋版《尚书注》。经过一番努力，杨守敬终于携书而归，且终日翻阅不止，同船的人都笑他为书痴。

    经过几年的努力，杨守敬等人搜集的古籍达3万余册，其中很多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珍本。光绪十年(1884)，黎庶昌卸任，杨守敬随其回国。他将全部古籍带回国内。杨守敬死后，其后人以3.5万元将其藏书卖给政府。其图书后一分为二：一部分先存松坡图书馆，后转入北京图书馆，一部分存入北京故宫博物院。1949年后，藏书被国民党带往台湾，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日本重新搜求中国古籍

    对杨守敬的行为，日本政府起初以为他是暗中刺探日本国情，所以对他进行监视。后来看到杨守敬纯粹是搜书，也就没有在意，因为这些东西在日个人眼中几乎就是“破烂货”。

    西化风气过后，日个人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古籍的文化价值，经过反思，他们对所藏古籍的流失追悔莫及。痛定思痛之后，受杨守敬等人访书刺激的日本官方和民间，开始利用各种手段从中国搜求古籍。

    对于日个人在中国访书的行动，中国学界有所抵制。当日本学者长泽规矩来中国搜书时，北京图书馆特意派赵万里在其之前抢先收购古籍。但这种事情毕竟太少了，由于国家的内乱、财力的匮乏，使得中国许多古籍重又大量流入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