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要复辟满清的孤臣张勋之死

禅海一粟

在我国近代新旧文化交替激荡的历史时期，张勋这样一个在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曾以复辟、遗逆流播天下的孤臣孽子，其死在当时成为新旧文化激荡中特别具有表达政治倾向的述怀题材。激进派的嘲谑自然散见各报章，为这个民国罪人、满清遗逆魂归西天而喝彩，但来自对立面的评价往往拘于一时一局的胜败荣辱，而不易看到死者在历史长河中的文化象征。如果仔细考究中国历史，我们会豁然发现，尽管政治与文化的关系如此紧密，但经过历史淘汰后的文化积淀，政治上的保守人物的文化遗存应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文化资源。

 

 1923年张勋在天津公馆病逝，他的灵柩经过几番周折运回老家江西奉新安葬，成为当年在江西地方上最为轰动的大事之一。当时政界闻人和文化名流纷纷致电哀挽，祭文、哀诗和挽联不计其数。后来他的家属在门生故吏的帮助下，专门编辑了一本《奉新张忠武公(勋)哀挽录》，可谓同道者的封神榜。当然，其中也不乏民国要人笔墨，读之颇有堂奥。

 

先说复辟中坚刘廷琛和陈毅，他们直接参与张勋复辟的策划，也是主要的谋士，刘还是张勋的“乡愚弟”——都是江西人！复辟失败后，刘不仅为民国千夫所指，也受到保守阵营中的盟友所攻击。林纾在《答郑孝胥书》就骂他“假复辟之名，图一身之富贵”，真是里外不是人！因而他送给辫帅的祭文《序》也不乏惋惜自责之情：“愧佐公之无状，堕大功于垂成；负吾君与吾友，虽万死犹轻。”其挽联于此仍有注解：“哀动九重，愿来世再生申甫；事求一是，嗟孤忠谁嗣我公。”显然，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当事人的悔悟永远是一味苦涩的汤药。陈毅虽然不似刘之尴尬，但毕竟复辟的龙头老大，感同身受，悲自衷来，“哭公兼自涕，报国愧书生”。他以一个史家的腔调在挽联中表达了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慨叹：“秉春秋知罪为心，虽败不朽；堕天下孤孽之泪，非哭其私。”非哭其私，确实，他哭的是他们这一代人。

 

同是遗老人物，郑孝胥一伙因为没有赶上参与复辟机密的头筹，原本就有些微词，因而借张公之死，也不免散发舍我其谁的调子：“使我早识公，救败岂无术；犹当歌正气，坐得桑榆日。”郑孝胥一直自认为怀才不遇，张勋复辟之役在他看来是一个大好时机，只是被刘廷琛之流搅混了局面，坐失了良机。若是由他来牵头主持，兴许时局完全不同。这显然也是郑某人的一厢情愿，后来他为了扶持溥仪复辟，不惜躲到日个人的卵翼下求生存，岂不是与虎谋皮之下策么？但就在对待张勋之死上，郑利用挽联来责人与自诩，实际上成为他后来不惜一切代价进行复辟“救败”之张本。

 

对于那些在清末早有人望的赵尔巽、温肃、吕海寰、绍英等遗老，他们首先已经意识到自己向往的故国不复存在，但对于张公的评价不应该以成败来论英雄。温肃与张勋是有过不少接触的人物，复辟前曾经与张勋的乡贤胡思敬专门到过徐州拜见这位辫帅，寄望甚高。张之死使他深深体会到“公存国与存，公去事可知”的悲切。赵尔巽国变后成为编撰《清史稿》的总裁，按史家笔法写了一副格调平淡却有蕴义的挽联：“英雄成败皆千古，师友交期尽九原。”能够认识到自己所代表的势力阶层正在走向衰亡，不失为史家赵总裁的过人之处。

 

清亡后，吕海寰在津沪当寓公，与张勋也是相知相熟的，在他看来，辫帅“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把张勋比附文天祥，是痛悼辫帅之死的孤鸿悲雁们的共同文化心态，这不仅仅因为张勋与文天祥同是江西人的简单附会，而是他们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具有共同的“挽狂澜于既倒”的孤忠情怀。绍英的悼词也许更能说明这种文化内涵：“宿望重兼圻，峻节不随风会转；孤忠依故国，大星竟陨海天寒。”历史的辩证法往往向人们昭示一个浅显的道理：要学习冯道当数朝元老荣极终身不容易，因为做人的灵活性圆滑得令人猥琐，而立朝为政的原则性差得叫人心寒，为世人所不齿。但当一般随风会转的现实人物并不难，而且这一部分人总是在历史进程中占多数，难就难在要做到“峻节不随风会转”的孤臣孽子，必须经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打击和摧残，远非一般人所能忍受。

 

对于那些从清朝旧官僚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民国权贵，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忌讳与张辫帅挂上钩、沾上边，因为辫帅复辟几乎置民国于覆灭，是民国共和的罪人，谁愿掉进这潭污水，变成辫帅的一丘之貉呢！然而，我们不能漠视这样一个铁的事实：民国虽然以武昌起义为首功，但毕竟最后以和谈解决南北统一，和平过渡到所谓的共和国，其舆情并不乏民主与宽容的氛围，因而我们在当时最激进的报刊上仍然可以看到满清遗老们的酬唱“文苑”栏目，从政治上剥夺旧政权的存在并不必然引申出在文化上限制其应有的怀旧表达。

 

 因此，就张勋之死，也有不少民国权要表达了他们非常复杂的感情。先说陆宗舆，在清末已跻身于外交的职业官僚，后来在“五四”运动中成为爱国学生痛斥的汉奸，他对辫帅不乏好感：“公如信国后身，当为乾坤留浩气；我亦贞元朝士，敢将成败论英雄。”民国官僚自诩“贞元朝士”，可谓身在曹营心在汉。当过民国总理的钱能训，赞美辫帅“千载凛然见生死，九庙于今有死臣”。“九庙”自然不是民国的故事，说的是张勋刷新了清朝忠臣的典故，也是别有一番深意。同是民国总理，熊希龄也是来自满清旧官僚阵营中的人物，他对张辫帅又有更多的谅解：“国无论君民，惟以忠心为大本；人何分新旧，不移宗旨是英雄。”他看到社会变迁中人性共同追求的不变的“大本”和“宗旨”，而这正是历史评价人的最残酷的也是最永恒的道德标准。

 

就旁观者来看，辫帅之死，显然使人们极为容易联想到民国与清王朝的对比。由北洋军阀统治的动荡时局，挂的是共和的羊头，卖的军阀独裁的狗肉，草菅人命的丑恶比比皆是。想想有一个皇帝撑着天下的好处，至少也可享受一份生活安定的浩荡“皇恩”，在共和制度下的公民兴许对王权时代的臣民又多了一份眷恋与怀旧。王雨辰的挽联在一定意义上就刻画了这样一种社会转型期存在于民众中间的矛盾心理：“江西只有两个人：不幸李烈钧败亡！更不幸这位大帅死亡矣！这怎么得了呵；在下要问一椿事：是从清朝好呢？到还是活在民国好呢？咦，恐怕难说吧？”当然，任何一个人在历史的车轮下都不过是一个个小块垒而已，承载着有限的贡献，要想阻挡前进的步伐，也是螳臂挡车，高估了个人的能量。

 

作为一个江西人，张勋之死也结束了江西旧官僚们许多不切实际的梦想。张勋复辟队伍中有一部分江西骨干分子，如刘廷琛、万绳栻、叶椿泰、魏元旷、李其光等。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曾经抱怨江西人在陈孚恩(肃顺死党、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之后，再也没有出现重要的政治人物，因而极力鼓吹张勋复辟，并且再三向辫帅推荐刘廷琛、魏元旷等参与机密。胡与刘廷琛不仅在晚清同为京官的乡谊旧好，而且还是儿女亲家，他在辫帅死前一年先去世，辫帅送了一幅挽联给这位乡邑旧交：“忆见交在徐兖之间，伤哉十年真长别；虽一去为朝野所惜，自足千秋有立言。”假如胡思敬死在辫帅之后，他的悼亡诗又会抒发什么样的悲哀呢？

 

李其光致信辫帅重复胡在《国闻备乘》中的观点，认为“清待赣人薄，赣人报独厚”，张勋不以为然，反而回信责其“山林载笔宜慎”，并“以复辟之役，力薄任重，引咎自责”。杨增荦也是晚清一位京官下僚，清亡后回到老家江西新建赋闲，张勋之死，他送的挽诗也表达了江西遗老们的内心共鸣：“吾赣节义邦，所传多文士。直到有明季，觥觥说刘李。如公任綦重，又非二君比”。从北京宣武门外江西会馆发起的复辟，并没有给江西官僚系统创造一个惊奇运数，遗老们最后一线希望也因此而破灭。刘、叶客死他乡，万“参谋长”一直追随溥仪复辟逆流到东北建立“满洲帝国”，更多遗老的则是蛰伏山林，忧忧以终。

 

张勋之死，使不同身份的人们体会到自己不同的人生境况，顾影自怜，难免要借题发挥一通，形成一股与当时社会主流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识。说它是复辟逆流，显然有棒呵之嫌，“擎天柱”辫帅之死已将遗老遗少们内心仅存的一线希望都彻底破灭，只有郑孝胥那一小撮没有赶上丁巳复辟头筹的遗老，还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更多的人们也许从愚忠愚孝的辫帅身上看到了一种文化传统的终结。属于新锐派人物的刘景山、马寅初给辫帅送了一幅短短的挽联：“天不遗一老，名目足千秋。”什么“名目”能够千秋永恒？就是为人处世坚贞不二的原则立场，这是立身之根本。早在辛亥起义时，阎锡山为殉清的山西巡抚陆钟奇父子厚葬，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确以为事是事，人是人，革命是历史，忠贞是人格。陆抚之坚贞，谭协统(镇德)之忠勇，亮臣公子之勇毅，均足为我们敬佩。吾人不能以革命的事业，抹杀他们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