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变法和克己复礼

禅海一粟

战国时代，经过多年兼并战争，中原和南方地域只剩下齐、楚、魏、赵、韩、燕、秦等国，史称战国七雄。公元前361年（距今2366年），远在中原西边的秦国（属地在甘肃省天水县一带、陕西省一部分地方、山西省一小部分地区和当时称作瓜州的敦煌县）的国都附近的农田上走来一群衣冠绰绰的人，他们簇拥着一位目光智睿的人，他就是秦国新就任的国君秦孝公，看着眼前滚滚的金色麦浪，秦孝公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因为自从晋地的新兴国家魏国于30多年前掠去秦国河西五座城以后（河西，在陕西省华阴、白水、澄城一带，因地处黄河西边，故名为河西），秦国上下都被一种屈辱感压抑着，秦孝公更是感到郁闷不已，不过，他所思考的不仅限于一洗魏国带给秦国的耻辱，他想得更深，更远，想着东方中原和南方土地上的六个富饶之国，盘算着用一种最彻底的方法让土地比六国贫瘠、国家比六国贫弱的秦国超越它们，重夺霸主地位（公元前624年时，当时秦国国君秦穆公因打败当时的中原霸主晋国而被周襄王赏12支铜锣并被封为西方霸主称号，那时秦孝公还没有夺周朝天下而统一中国的念头）。  

那个时代，土地具有的价值效用就像现代的资本一样。我们知道，现代的家用电器、移动电话、电脑、宇宙飞船和工厂都是用工业化这块“土地”耕种、用资本之水浇灌出来的，在那个不知工业和工业化为何物的时代，土地就是可以让国家和国民得到强盛富裕的唯一价值符号，土地的拥有量、土地的肥沃程度以及附生的产出比，是当时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好与坏、强与弱的唯一尺度。那时，秦国虽然在两百多年前作过霸主，东方几个诸侯国还是将秦国视为戎族不和其往来，不就因为秦国地偏贫瘠嘛！比如 136年前（公元前497年）春秋时期的孔子见到封建制开始被各诸侯国青睐，领主制岌岌可危的时候，认定封建制“名不正言不顺”是违反周礼的无道之举，必将使“天下无道”“礼崩乐坏”而大乱，便不顾年老体衰于55岁开始周游列国劝诫各国国君“克己复礼”（恢复周王朝的礼治），结果被冷落。可是他不辞辛劳游列国却将秦国排除在外，满怀踌躇之志的孔子也嫌秦国穷哪！可见当时秦国被人瞧不起的程度。秦孝公想到这里，又想到现在各国对秦国冷不冷、热不热的态度，一种愤慨和憋闷的情绪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可是这种沉重感并没有使他心中早已孕育的强国志气有丝毫松动，没有使他的思考视野完全被东方六个富裕国家的经验所遮蔽，他的目光穿透了土地，就好比现代一个较贫穷国家的政府首脑和官员的目光穿透了资本主义一样，秦孝公以锐利的目光看透了隐在土地价值背后的更重要的价值，这就是社会成员“积极性价值”，而这个价值目前正被现行不合理的制度束缚着，因为土地归领主贵族所有的私有制，难免养成领主贵族的惰性，又使社会其他成员心生不满而消极怠工。  

我们今天说，这种束缚来自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来自和这种制度要求相适应而建立起来的严格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级制度，来自国家为保证这种制度得以推行所建立的强制性的国家律法和国家专政机器。在这种制度下，整个社会权力框架上下严重脱节，结构比例严重不对称，一方面，在集人类物质要求本性、人格尊严要求本性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力框架方面看，领主贵族体制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金字塔形，而是失却中间塔腰的、塔尖与塔基直接相对的畸形结构，塔尖充其量不过是个极小的塔尖状，由天子、诸侯、士大夫等贵族阶级构成，周礼讲得很明确：最高等级者是天子，第二等级者是诸侯（诸侯又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第三等级为士大夫，塔尖之下的塔基却是失去一切权力的大多数农民。天子、诸侯、士大夫贵族构成的小型塔尖体控制了全部社会的政治经济资源，他们既是大片土地的所有者和土地派生的一切财富的享有者，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绝对主导者，而塔基部分的广大农民不过是隶属于领主贵族阶级的会说话的“牲畜”，是被剥夺任何发言权的劳动工具；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社会，由领主贵族和农民构成的这种绝对的有权和绝对的无权结构显然无法使社会得到有效运转，为了弥补这种严重失缺，自然而然需要一个替代物出来，中国农耕社会用和政治经济利益不相关的宗族血缘关系来替代，周礼规定君、臣、父、子各有名分，臣对君、子对父要绝对服从，贵贱、上下、尊卑、亲疏都有严格区别。说这种礼制和政治经济利益不相关，是说在国家政治事务方面作为社会基础的广大农民阶级并没有任何发言权，经济权利自不待说。那么，这种礼制对于农民来说就是去政治化经济化的一种制度安排。这当然是和当时社会情况相适应的、也是和农业社会性质相适应的、在实现领主贵族利益绝对化的前提下保障社会稳定的一种制度选择。  

在这种制度制约下，失去政治经济权利的农民就成了劳动并得到活命口粮的一个广大的社会群体，可以想象，潜藏在他们内心的劳动激情和随时可以对劳动对象（土地和生产工具）施与优化改造和创造发明的潜能和热情，不可能自然而然喷发出来。我们说优化改造和创造发明的热情虽然是无物质形态，却可以极大改变物质形态，使劳动工具和土地转化出贵族土地制下不可能产生的最大效能和最大价值。  

秦孝公不可能看到我们说的全部，可是，他起码看清了贵族土地制度对整个社会活力的极大阻碍性。那次视察之后，秦孝公便下定决心用商鞅对这一制度实施彻底变法：一，实行保甲制度。每五家人家编为“一伍”，十家编为“一什”。一五一十互相监督。一家有罪，其余九家有连带责任。二，奖励杀敌立功。官职大小和爵位高低按功升迁，杀一个敌人记功一份，升一级，功劳大地位就高。没有军事功劳的人，有钱也不准铺张。贵族也得以军功定爵位。三，奖励农业生产。生产粮食和布匹多的人家免除官差；新法令办法后，秦国上下发生了几大变化。首先没有军功的贵族失去了特权，他们即使有钱，但在政治上不可能得到以前那样的高地位。  

这一次变法迈出了从制度上进行解放生产力革命的第一步，也必然得到秦国绝大多数人的欢迎，使秦国的农业生产提高了，军事力量也逐步增强。秦孝公看到变法初步成功，便决定进行更大规模的变法，最重要的有三项：一，开辟阡陌封疆。阡陌是供兵车行驶的田间大路。春秋时打仗多用兵车，时值战国时代兵车已被步兵骑兵取代，因此，东方国家早已陆续将阡陌辟成了田地，可秦国的改造更彻底，是将田间留下必要走到以外，把阡陌也一律铲平种上了庄稼。“封疆”是贵族天地间的土堆、荒地、树林、沟渠都靠其出来作为购地，谁开辟谁享用。天地可以自由买卖。二，建立县一级的统治机构。三，牵都咸阳。这两次变法遭到了贵族阶级的反对，秦孝公对此毫不妥协地进行了反击。据史书记载一天之内就镇压了七百多名反对者。变法十几年之后，一举改变了国家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土地和农民的生命权被极少数贵族全部占有的政治制度，激活了全国臣民几代君王和全国臣民励精图治，秦国迅速富强起来。为此后年轻的赢王政金戈铁马荡平东方六个诸侯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总结这次变法经验，联系中西方历史变迁，我们不难看到：1.人类历史的过程，是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由极少数受益向多数人受益转变的一个过程，此可以归结为正义的历史变革。反之，就是不正义的。2.这种转变一般不是由富强国家开始，往往是从贫穷落后和受欺最深国家开始的，这说明国家也存在着历史惰性，唯有贫穷落后的国家受气至深时才会起而进行向多数人受益的制度革命，这说明这些贫穷国家主张变革的人是具有历史正义感的人。3.历史随处可见暴力，因为暴力每时每刻伴随着人类，指责历史正义过程的暴力，往往是为非正义历史的暴力喝彩鼓掌的人。4.历史的正义和非正义虽然表现为人之间的斗争，可是从整个历史的角度看，进行正义和非正义斗争的人们，不过是历史的物质象征符号，试如奔腾不息的江水，地球引力和地势决定了江水须奔腾的绝对条件，可是江水的波浪却是由向前水流的力量和逆流的力量簇拥而起。由此说，斗争是绝对的，不斗争是相对的，反对斗争更是可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