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坦承:因为我害怕皮肉之苦

禅海一粟

十七世纪的欧洲。处于宗教专制的顶峰期，对于非传统的学术观点，或者说对神学构成威胁的论述，通统被视为“异端思想”。在当时，凡违禁者，不是被囚于阁楼抑郁而死，就是被施以火刑处死。1632年，意大利天文学家、物理学家伽利略因出版《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宇宙体系的对话》，而被罗马宗教裁判所传讯。次年五月底，伽利略被羁。在看守所里，伽利略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他决定向当局妥协。这意味着，伽利略要放弃他的地动说，亦即放弃真理。

1633年6月22日下午五点。对于罗马宗教当局，对于渴望真理的人们，形成一个对立的尖峰时刻。换句话说，如果在这一刻，圣·马库斯教堂的大钟被敲响，则意味着伽利略向当局、同时也是向荒谬低了头。随之，宗教法庭将宣读伽利略的悔罪书。教堂的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伽利略的学生安德雷亚。此时此刻，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沉重。我们知道，在安德雷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把他带到了伽利略身边，母亲给伽利略做女佣，他则情随事迁地给伽利略做了一个小学生。因朝夕相处，伽利略与安德雷亚的关系，不仅是师生的，还有形同父子的。对于伽利略的悔罪，安德雷亚自然有着与他人不同的感情因素。

我们注意到，当伽利略置身人生的十字路口时，安德雷亚已长大成人，他对时局有着自己的判断。五点即将来临时，他情绪焦躁地捂住了耳朵。通过这个动作，我们知道。伽利略的荣与辱，已成为安德雷亚的一部分。这种情感，已远远超出单纯的师生关系。时针指向五点零三分，钟声没响。安德雷亚情绪激动，他伸开双臂紧紧拥住伽利略的助手费德尔佐尼，不住地高呼：“他顶住了，他顶住了!这就是说：愚蠢被战胜了!这就是说：人不怕死!”

然而。安德雷亚话音未落，圣·马库斯教堂的大钟便轰然鸣响。众人瞠目结舌，呆若木鸡。安德雷亚的情绪一落千丈。他歇斯底里地叫道：“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安德雷亚并没有察觉，就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老师伽利略已神情沮丧地走近他。血气方刚的安德雷亚丧失理性，乃至怒不可遏：“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伽利略多少有些如释重负，他平心静气地说：“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个国家需要英雄，说明这个国家正处在某种灾难之中。

伽利略的命是保住了，但他并没有获得人身自由。1633～1642，整整八年时间，伽利略作为宗教法庭的囚犯，被软禁在佛罗伦萨城郊的一所农舍里，直至去世。伽利略在被软禁期间，凭借微光所写的关于力学与落体定律的《对话录》，费时六个月抄下其副本，最终由他的学生安德雷亚偷偷带出意大利境内。这也就是一首诗里所说的，“知识越过国境线”。不过。我们这里感兴趣的却是安德雷亚与伽利略的一段狱中对话。见到被软禁中的老师伽利略，安德雷亚仿佛变了一个人，他说：“我们说。您的双手有污点，您说：有污点比双手空空要好些。”伽利略说：“这话听起来很现实。很像我说的话。”安德雷亚接着又说：“您还说过：‘考虑到种种障碍，两点之间最短的线可能是一条曲线。’您赢得了闲暇时间来写只有您才写得出来的科学著作。倘若您在火刑柱烈焰的灵光中了此一生，那人家就是胜利者了。”

不料，伽利略却说：“他们是胜利者。没有什么科学著作是只有某一个人才写得出来的。”这句话令安德雷亚十分费解：“那么当年您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说：“因为我害怕皮肉之苦。”这样的话，不啻为一个惊天霹雳。不要说当时，就是在人类文化史上，负有盛名的科学家以及其他学科的带头人，又有几人敢如此赤裸裸地承认内心的卑琐呢?伽利略的坦诚，并没有损害他在学生面前的形象，因为他的这个学生，历经风雨，已经懂得了很多很多。安德雷亚深情地说：“怕死是人之常情!人的弱点和科学毫无关系。”

伽利略的不同就在于，当学生懂得什么更为重要的时候，当一切暂趋缓和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大师原有的位置上来，并开始自责：“有数年之久，我和当局一样强大。但我却把我的知识拱手交给当权者，听任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决定用或不用或滥用。我背叛了我的职业。一个人做出我做过的这种事情，是不能见容于科学家行列的。”也就是说，伽利略至死并没有原谅自己的懦弱。尽管这是他的权利。一个矛盾的伽利略，一个未经掩饰的伽利略，才是一个真实的伽利略。我们不怕科学家没成就。就怕科学家缺乏说真话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