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制造的“四大冤案”

禅海一粟

唐太宗李世民之所以被称作“千古一帝”，除了他抵抗外来侵略、拓展中华版图、促进民族融合、开创盛世局面的丰功伟绩外，还在于他实行了“慎刑宽法”的清明政治。李世民在位期间，朝廷每处决一名重囚犯，他都要求“三覆五奏”，并把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假错案；他还一再告诫大臣们说：“死者不可复生，用法务在宽简。”从贞观六年，他让近四百名死囚犯回家过年的创举，就可以领略到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对人文的关怀。

 

      对犯人如此，对开国功臣和社稷重臣更应当珍惜呵护，但李世民却多次制造冤假错案，让一些有功之臣蒙受不白之冤，不少贤能之士遭受无妄之灾。盛彦师的无辜被戮，李君羡的因谗而死，张亮的受赚殒命，刘洎的失言遭殃，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这四起人命关天的案件中，李世民既没有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更没有遵循“三覆五奏”的程序，就草草地下达了死刑命令。这不仅成为唐太宗光彩人生中多了一大污点，也让后人感到莫可名状的疑惑。

 

      盛彦师是员武将，从剿灭李密、平定王世充的两次漂亮战役中，可以看得出他在军事指挥方面是位奇才。但如果让他当劝降的说客，可就是门外汉了。徐圆朗叛乱时，李世民有意选派盛彦师为安抚大使，目的是想借助他的威名让徐圆朗束手就擒，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想效果。不料，盛彦师话还没说上两句，就被徐圆朗活捉。据《旧唐书·盛彦师传》记载：盛彦师被俘后，面对徐圆朗的威逼利诱，始终大义凛然，表现出了对李世民的耿耿忠心。然而，“贼平，彦师竟以罪赐死。”盛彦师落入敌手，有辱使命，罪过不小；但李世民策略失准，用人不当，其罪更甚。李世民赐死盛彦师，如果说是为了发泄对盛彦师的不满，倒不如说是为了推脱自身责任，掩盖自身失误。

 

      如果说盛彦师被赐死，有其自身过错的因素，那么李君羡的死就更不可思议了。一句疑神疑鬼的谶语，一道无中生有的谗言，就轻松的让久经沙场、赫赫战功的李君羡断送了性命。据《旧唐书·李君羡传》记载：贞观初年，一句“唐三世之后，则女主武王代有天下”的谶语，引起了李世民的高度警惕和对大臣们的猜疑。当他得知李君羡小名叫“五娘子”，其“武连郡公、左武卫将军、玄武门守将”等一系列封号官职中皆带有“武”字，正好与“女主武王”暗合时，李君羡的霉运便接踵而至。先是被皇帝“深恶之”，接着被调出京城，不久就被御史弹劾“与妖道密谋勾结，欲行不轨”，最后李世民连审都不审，就下诏“君羡坐诛，籍没其家。”厄运来的如此迅速，如此连贯，恐怕李君羡至死也弄不清楚自己怎么得罪了李世民。

 

      刑部尚书张亮被杀的罪名是“谋反”。因为老家郑州荥阳被人传言是“形胜之地，不出数年有王者起”，因为有人发现了“有弓长之君当别都”的图谶，因为私下里与几个江湖术士谈论了这些敏感话题，因为老婆喜欢巫术进而干预政事对他的负面影响，使这位农民出身的凌烟阁功臣成员，很快就被推上了被诬告的风口浪尖。谋反，是皇帝最不愿意听到的字眼，不管是真是假，无论是空穴来风还是风吹草动，除之而后快。正当李世民因为找不到过硬的证据而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又听到张亮私下里畜养五百壮士为义子的事儿，这是让李世民极其愤恨的，虽然其“反形未具”，但总算是一个现成的把柄。于是，李世民就来了个主观推断，对侍臣曰：“亮有义儿五百，畜养此辈，将何为也？正欲反耳。”（《旧唐书·张亮传》）于是，这位当年为了辅佐李世民争夺帝位的死党，这位刚刚从高丽战场返回长安的沧海道行军大总管，这位临死前还在苦苦哀求宽大处理的刑部尚书，被“下诏处斩，籍没其家”。

 

      能够得到李世民高度评价的人不多，除了“镜子”魏征，就应该是“性最坚贞”的刘洎了。刘洎因为忠于职守，敢于直谏，有能力，有忠心，所以李世民在远征高丽时，才把辅佐太子监国的重任放心地交给他。贞观十九年，远征高丽归来的太宗，听信了褚遂良谗言，在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情况上，草率地把刘洎给杀了。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出征高丽时得了“痈疽”，刘洎听到消息后，忧心忡忡，曾和同僚们说了八个字：“疾势如此，圣躬可忧！”这本是一句忧国忧君的肺腑之言，但被进馋者传到唐太宗的耳朵里，却完全变了味：“刘洎言国家事不足忧，但当辅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异志者诛之，自定矣。”宫廷中最敏感的字眼除了“谋反”，就是“传位”了。在太子人选上，太宗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立了废，废了立，摇摆不定。进谗者十分了解李世民的“心病”，在接班人问题上大肆进馋，皇帝因此才会失去理智，龙颜震怒，二话不说，即刻下诏：“刘洎与人窃议，窥窬万一，谋执朝衡，自处伊、霍，猜忌大臣，皆欲夷戮，宜赐自尽。”对于这桩冤案，司马光在记述时也用了一个“谮”字，以表明史家的看法。

 

      唐太宗李世民一面倡导“宽大安抚”，实行开明统治，体现人文关怀；一方面本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疑忌心理，对大臣动辄问罪，轻则贬黜，重则杀戮，甚至连尉迟敬德、房玄龄这样一些佐命功臣，也未能幸免。李世民是一位贤明的皇帝，更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看来，没有什么能比政局稳定更为重要。平庸之才犯了错误，他可以不予追究，一笑而过，但位高权重的臣属尤其是功臣，哪怕有一点点扑风捉影的风吹草动，只要有可能威胁到自身利益和皇家利益，他都会兴师动众，杀气腾腾。尤其是到了贞观中后期，随着“隋亡为戒”历史教的训逐渐淡忘，随着骄傲自满情绪的不断滋长，封建帝王的专制本能越来越多的在李世民身上体现出来。皇帝高深莫测，臣子如履薄冰，在君臣的政治游戏中，皇帝始终是赢家。难怪岑文本被唐太宗任命为中书令后，不仅高兴不起来，反而面露忧色。母亲问他为什么，他说：“非勋非旧，滥荷宠荣，位高责重，所以忧惧。”亲朋好友前来道贺，他正色道：“今受吊，不受贺也。”寥寥数语道出了他对“伴君如伴虎”这句至理名言的深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