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在亚洲的天主教传教士

禅海一粟

14—15世纪游历亚洲的欧洲旅行家

　　人们知道，在13~14世纪交接时期，有一些天主教传教士前往南亚和东亚地区，提供了许多地理资料，这些地理资料在某些方面补充了马可·波罗的书中的不足。

　　1289年左右，意大利圣方济教士约万尼·蒙迪科维诺被教皇派往大不里士。两年以后，

他从霍尔木兹启程经海路到达印度斯坦的科罗曼德尔海岸，并在当地的基督教徒(福米斯教派)中居住了一年多。蒙迪科维诺在他的书信报告中详细地描述了南印度地区；那里土著人的生活方式、商业贸易和在季风季节里出海航行等情况。1293年，他由南印度出发沿海路航行到中国。他主要在中国北方居住35年之久。他从中国发出的信件多数所涉及的是他的传教士活动，从地理学观点来看，这些信件索然无味，不如他从南印度发出的信件。
　　波代诺内的圣方济教团神甫鄂多立克原系弗里马利人(居住在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少数民族)。他在亚洲游历12年之久(1318~1330年)。他的12年亚洲行记是一部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光怪陆离的作品。他从霍尔木兹渡海到达印度的塔纳城(该城位于塔纳河河口，后来在这个地区又建起了孟买城)。他游历了南印度的东西两个海岸地区，并到过锡兰。他驾船航行到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访问了越南南部地区和南中国(西江河口)，抵达杭州。从杭州出发，最后到达汗八里。他在汗八里居住了三年鄂多立克是报道中国人爱喝茶和妇女缠脚的第一个欧洲人

　　鄂多立克返回的路线是穿越整个亚洲向西行走。他从汗八里和黄河中游地区出发，来到长江流域的红土带，然后进入西藏。他记述了西藏首府拉萨城的情况，他自称在拉萨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许多历史学家对此当然持怀疑态度)，他的游记，到此中断了。人们知道的是，鄂多立克于1330年回到了祖国，回国后第二年就逝世了，没有完成他的《鄂多立克游记》一书的写作。这是一部杂乱无章的故事书，书里谈到了亚洲各国和城镇，它的民族和各种奇异的事。

　　1339年，一位来自法国南部阿维尼翁城名叫约万尼·玛里尼奥里的传教士(又称马黎诺里)被教皇派往中国见大汗。1340~1342年期间他向东行进，穿过整个亚洲地区。玛里尼奥里在北京大约住了四年之久，然后向南行进，到达刺桐(泉州)。他渡海到达印度和霍尔木兹。1353年，他穿过地中海回到了阿维尼翁城。

　　15世纪西欧贵族旅行家的亚洲之行

　　14世纪中期，中国爆发了大规模反抗蒙古人的起义，这次起义于1368年结束，结果蒙古人被全部赶了出去。奇怪的是，直到16世纪第一个25年之前的一个半世纪里，在葡萄牙人的航船第一次抵达中国海岸以前，欧洲人对于这个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却一无所知。直到14~15世纪交接时期，欧洲才开始获悉，前亚和北印度全部穆斯林国家已被中亚的蒙古统治者达梅尔兰所征服(欧洲人把铁木耳-林格，即铁木耳-克罗梅茨的名字歪曲了)。欧洲人把这个统治者视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所以欧洲各国的国王都梦想把他作为盟友，唆使他参加反抗欧洲和北非穆斯林的斗争。卡斯蒂利亚国王(恩利克三世)对这场斗争甚为关注，这就是他要在15世纪初派出两个使团出使铁木耳王国和铁木耳的首都撒马尔罕的始因。第一个使团是以路易·冈萨雷斯·克拉维霍为首的。他在历经三年的旅行中(1403~1406年)记下了详细的日记，回国后又对这些日记手稿进行了整理和加工。整理的手稿于1582年问世，名叫《伟大的达梅尔兰历史》。这部著作是研究15世纪初期近东和中亚地区的第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克拉维霍的《伟大的达梅尔兰历史》一书所提供的地理资料是对马可·波罗所述关于中亚和伊朗北部邻近地区重要情况的补充。这个西班牙人所提供的情况是他亲身经历的事实，所以从总体来说这些报道是真实可靠的。他还记述了一些道听途说的消息，特别是他报道说，阿姆河“注入巴库海”即里海。

 

15世纪上半期威尼斯的旅行家、商人尼哥罗·康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流浪者”(H·C·列斯科夫语)。他从1419年起居住于大马士革(叙利亚)，并在那里学习过阿拉伯语，大约他在那时已经信奉伊斯兰教了。从1424年起他开始了自己的亚洲游历，(以经商为目的)。康梯从大马士革出发来到霍尔木兹，然后渡海到达西印度的坎贝港。他在这个地区访问了几座城市后，乘船沿印度斯坦的西海岸向南航行，来到锡兰岛，然后在海上又向东北航行，沿印度斯坦的东海岸航抵恒河河口。离开孟加拉后，他经陆路向东进发，翻过了把印度和印度支那 .

西北地区隔开的荒无人烟的高山峻岭，来到一片广阔的平原地区，一直走到达瓦大河边(伊洛瓦底江)。康梯沿伊洛瓦底江向下游走去，穿过阿瓦和佩古两个国家。然后，他由海上返回印度，又从坎贝港向西航行，在索科特拉岛、亚丁、埃塞俄比亚的一个港口(可能是在索马里半岛上)和阿拉伯半岛西部海湾的吉达(麦加的港口)逗留过，此后，经过埃及和利比亚的黎波里港，于1444年回到了意大利。欧根四世教皇对康梯的漫游甚感兴趣，甚至饶恕了他背叛教义的严重罪孽，并吩咐教皇的文书——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波庄·布拉乔林尼用拉丁文笔录了康梯的游历故事(《命运变迁的四部书》)。

　　阿凡那西·尼基丁的《三海行记》

　　1466年，位于黑海西岸地区的希尔凡国的沙赫(穆斯林国王的称号)派出了一些使者去拜见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当希尔凡的使者启程返回时，一些俄国和布哈拉的商人与他们结伴同行，在这些俄国商人中有一个名叫阿凡那西·尼基丁的特维尔商人。尼基丁装备了两只船，加入这个商船队，沿伏尔加河顺水而下。船队行至伏尔加河的河口时，遭到了阿斯特拉罕鞑靼人的袭击和抢掠。在这次事件中船只被毁坏了，尼基丁的全部财物几乎丧失净尽。只有两条船幸运脱逃：一条是布哈拉的商船，阿凡那西转移到这条船上，另一条是俄国的商船。尼基丁乘坐的那条布哈拉商船顺利地航抵杰尔宾特。然而，那条俄国商船遇到了风暴袭击，被推到里海的西北部海岸。这条船上的所有乘客被希尔凡沙赫统治下的开塔人生擒，开塔人把他们送到舍马哈，这时，尼基丁也来到这里。所有的俄国人请求把他们护送回国，但是希尔凡沙赫借口俄国人人数很多，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尼基丁在《三海行记》里写道：“我们满面泪水分手告别，各去一方。谁在俄国有钱财，他可以返回俄国；谁要是在那里负债累累，那就往眼睛能望见的地方行进……”

　　尼基丁是个“负债累累”的人，这就是说，他的货物是欠账运出的，在俄国等待他的是投入监狱甚至长期监禁，于是他决定前往异国经商致富。从巴库出发——“那里有不灭的火”这里指的是巴库地区的石油矿。——译注，尼基丁航至里海南部的伊朗马赞德兰省，并在该省停留了八个月时问，然后翻过厄尔布尔士山脉，从南面穿过伊朗。尼基丁旅行的速度很缓慢，他不慌不忙，有时在某个城市停留一个月之久。他在伊朗的一个城市听说，良种马在印度卖价昂贵，并且在那里能够以贱价买到俄国需要的货物，于是他决定亲自去印度一趟。他启程前往波斯湾的忽里模子——霍尔木兹(然而，他并不是走直线来到这里的，途中几经周折)。尼基丁买了一匹公马之后，便乘一艘装载着马群的印度航船经过马斯喀特(阿曼)，第乌岛和大商港坎贝(印度斯坦的西北地区)到达达布霍尔港：这里是当时最大的马匹买卖市场，云集着阿拉伯、伊朗、中亚和埃塞俄比亚各国的马贩子。

　　不论是在达布霍尔还是在北部的恰乌尔港，尼基丁都没有以较好的价钱卖掉他那匹公马。于是他穿过西高止山脉向这个国家的内地走去，走到离海岸约200俄里的地方，来到德茹纳尔城。他在此城住了两个月时间，然后牵着马再向前行走了400俄里的路程，来到比德尔——这是当时穆斯林印度斯坦的首府，“此城颇大，人口众多”。尼基丁记述了当地苏丹富丽堂皇的马车出游、雄伟宏大的苏丹宫殿和有七个城门的城池。外来的人一律不准进入此地。尼基丁听别人说，这里苏丹的宫殿“非常美丽，到处是金雕品，即使在最后一块石头上都雕着花纹，并用黄金装饰着”。但是尼基丁并没有被这些豪华富贵的色彩弄得眼花缭乱，他看到周围是一片赤贫。与此同时，中世纪的欧洲旅行家却对这种赤贫熟视无睹。“……农夫们异常贫穷，然而贵族们却十分富有和奢侈，他们坐的轿子是银制的……”尼基丁指出，印度人和穆斯林大不相同(“前者与后者不在一起吃饭和喝酒”)。印度人以姓氏划分等级(“印度有84种信仰”)。一些姓氏的人们在生活方式和贫贱程度上有所差别。尼基丁在比德尔逗留了一年时间后，又来到维查雅瓦达(这是当时南印度一个强大国家的首府)，此城位于栋格泊德拉河的右部支流克里希纳河岸上。他访问了位于克里希纳河右岸的圣城帕尔瓦特，他还去过离该城不远的一个名叫赖久尔的钻石矿场。

 

尼基丁对这次旅行的结果大失所望：“我被念着经文的穆斯林欺骗了，他们说有各种各样的货物，但是没有一种适合于我们祖国的……辣椒和颜料倒很便宜。一些人从海上把货物运走了，另一些人不交纳关税，然而我们不交关税就不准运走货物。这里的关税很高，同时海上的强盗也很多。”阿凡那西在印度逗留了两年多时间，他到过西印度的许多沿海城镇，还在德干高原的许多城镇里停留过。他在自己的笔记中记述了他到过的港口情况，尽管他的记述很简短，但基本真实可靠。他知道锡兰岛，这是一个盛产宝石、香料和大象的国家；他 了解西印度支那的一个“不大的码头”——勃固(伊洛瓦底江江口)，那里居住着“印度的俗人”(佛教和尚)，他们从事宝石贸易；他还了解到“清或满清”(中国)的瓷器。

　　尼基丁由于在印度已经厌倦了，于1472年初踏上返回祖国的道路。对此他记述得十分简短。在达布霍尔他登上了一条船，只付了两个金币就可以把他送到霍尔木兹。“我乘塔维船(一种原始结构的船只)在海上航行了一个月，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航行到第二个月时，我看见埃塞俄比亚的山脉……在那片埃塞俄比亚的陆地上我停留了五天。上帝保佑，没有发生什么不幸的灾祸。我们把许多大米、辣椒和面包分发给埃塞俄比亚人，所以他们才未抢掠我们的船。从此地出发航行了12天后，我们到达马斯喀特……”一些尼基丁评论家所作的推测使人很难同意，他们认为“埃塞俄比亚山脉”就意味着“埃塞俄比亚的山岳海岸”(阿比西尼亚)，就是说，这是索马里半岛的北部高耸的海岸。航船很难在顶风逆流的情况下用12天的时间就行完2000公里左右的路程，到达马斯喀特，因为在同样的条件下需要用9天的时间(像尼基丁继续讲的)才能从马斯喀特到达霍尔木兹，而这段距离只是前者的五分之一。比较合理的设想是，航船到达的地方是库里亚木里亚湾(南阿拉伯)高耸的海岸，这里离马斯喀特的路程不到1000公里。

　　尼基丁在霍尔木兹登岸后，向西北前进，经过伊朗的山地来到大不里士。他去过离大不里士不远的土库曼白羊王朝游牧部落首府，那时这个土库曼部族正与奥斯曼的土耳其人交战。此后，尼基丁穿过亚美尼亚高原，在1472年10月1日从特拉布泉港进入斯坦布尔海(黑海)。他付了一个金币渡过了黑海，前往热那亚的卡法(现今的费奥多西亚)。但是由于“强风恶浪”，航船到达卡法的时间是11月5日。再往下，阿凡那西·尼基丁已经没有记述了。在里沃夫编年史(1475年)里有关他的《行记》的简短前言中，人们可以看到，“他未到斯摩棱斯克之前就逝世了。他的笔记和手稿被一些商人带到莫斯科……”

　　《三海行记》在16~17世纪里反复转抄，传至今日至少有六种手抄本。我们不知道，17世纪以前俄国与印度是否有过新的直接商业贸易来往，可是，读过《三海行记》的俄国人受到了尼基丁真言的启迪，产生了前往印度旅行的愿望，因为“那里有俄国土地上不曾有的货物”。从经济观点来看，尼基丁的旅行是得不偿失的，然而尼基丁十分真实而具体地记述了中世纪印度一些有价值的情况，在这方面他是欧洲人之冠。在他的笔下，印度是个朴实的、现实的和真实的国家，丝毫没有夸张之辞。他所建树的功勋雄辩地证明了，在15世纪后半期，即在葡萄牙人发现印度30年以前，一个贫穷而又朝气蓬勃的人，不顾难以克服的艰难险阻，只身一人能够从欧洲启程完成前往印度不平凡的旅行。尼基丁没有得到任何贵族官员的资助，就如同在他之后不久的葡萄牙人科维利扬的旅行一样。他身后没有强大的宗教政权支持，他更不像他的前辈传教士旅行家——蒙迪科维诺、波代诺内的鄂多立克、玛里尼奥里。他像威尼斯的康梯一样，对自己充满信心。在清一色的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中间，尼基丁是唯一的一个东正教的基督教徒。他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帮助，也没有得到基督教教友们的热情接待，不论是阿拉伯商人还是旅行者都没有给予他任何支持。

阿凡那西·尼基丁完全是只身一人，他非常怀念自己的祖国，但是他知道他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人”，等待这些身不由己的负债人将是什么命运。尽管这样，他仍然设法返回俄罗斯祖国。“愿上帝保护俄罗斯土地……尽管贵族们并不珍惜俄国土地，但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与它相比拟。俄国的土地一定会振兴起来，并且在这片土地将会出现正义。”(《三海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