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君杨坚、朱元璋何曾节俭过

禅海一粟

在中国古代数百个皇帝中，确有少数人崇尚节俭，如汉文帝刘恒，与皇后亲事农桑，并诏告天下，拒受贡献，在位二十四年不增宫室、车马、舆服，死前遗诏命丧事从简，其陵墓皆瓦器，不用金银铜锡为饰；南北朝宋武帝刘裕，内宫无私藏，并保存在丹阳躬耕时使用的农具，以教育子女；五代后周太祖郭威，平生好俭约，病重时屡戒后来继承皇位的侄子柴荣，他死后当穿纸衣，以瓦棺敛之，不修地宫，不置守陵人，不于墓前立石像……但有些皇帝所谓的节俭，只是表面上的，他们大规模营造宫室，耗费惊人，给百姓带来巨大的灾难。

隋文帝杨坚是以节俭著称于史的皇帝之一。史籍有关于他奉行节俭的记载：乘舆与日用之物，破损后修补再用，轻易不换新的；后宫妃嫔穿的衣服都已洗过多次；一次拉肚子，太医为他配止泻药，需胡椒粉一两，遍寻宫内而不得；以自己为榜样教育子女节俭，把自己穿过的几件旧衣服送给太子杨勇，令他“时复观之以自警戒”；即位之初，下诏犬马器玩美食不得献上；相州刺史豆卢通拍马屁献绫文布，他命堆在朝堂前烧掉，以训诫百官……但杨坚大兴土木，建造新都、行宫，却不大被人提起。

杨坚是靠阴谋诡计，矫诏掌握兵权，然后逼八岁的北周静帝宇文阐禅位于他的，坐上龙椅之后，他即将宇文阐害死，并尽诛北周皇室成员。十分迷信的他住在北周皇帝的旧宫中，不免心里发虚，认为那些冤鬼要找他算账，一有风吹草动，他便认为是闹鬼了，于是即位第二年，便以旧宫城规模太小为由，下诏在旧城西北另建新都。因他最早的封爵为大兴公，便将新都城命名为“大兴城”（今陕西省西安市），城中宫殿，也以“大兴”名之。

开皇十三年（593）二月，杨坚在大兴城住腻了，下诏在岐州（今陕西省凤翔县南）营建仁寿宫，由将作大将宇文恺设计，宰相杨素督建，征调民夫数十万平山填谷，建造宫殿。新宫两年建成，楼宇台阁，宛转相连，蔚为壮观。杨素等人为了邀功，对施工的役夫督催甚急，因劳累而死者上万人。一些累倒在工地上的民夫还未死去，就被监工的军卒推到坑坎里，填上土石活埋。《资治通鉴·隋纪》对杨素等人的残暴行径有如下记载：“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屯颠仆，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可见，供杨坚享受的一座座宫殿，是建在民夫的尸骨上的。 

当年十二月，杨坚又下诏在京城至仁寿宫之间建行宫十二所，以便在往返途中驻跸行乐。

明太祖朱元璋与隋文帝杨坚一样，也是以节俭著称于史的皇帝。他崇尚节俭的故事听起来也比较动人：称吴王时，将领献陈友谅镂金床，命毁之，以示厌恶奢侈；称帝后，一日三餐多食蔬菜，车舆装饰一律改金银为铜；老妻马氏虽为皇后，但常穿洗过的衣服，穿到褪色也舍不得丢弃；内监穿新靴在雨中行走，被杖责；见一朝官衣着鲜丽，费钱五百贯，斥责道：“五百贯是农夫数口之家一年的开销，而你竟费于一衣，骄奢如此，岂非暴殄！”命其以后不可如此……

然而，朱元璋为建造规模庞大的中都城而耗费人力资财无穷，最后又罢建中都，使这巨大的耗费付诸东流，却鲜有人提起。

当年项羽率兵攻克秦王朝的首都咸阳，烧杀抢掠一番之后叹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率大军东归，定都于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项羽的言行，其实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普遍的心理反映。一个人倘在外地干出名堂来了，周围同事、朋友知道还不行，一定要“衣锦还乡”，好让乡邻知道当初的穷小子如今混出个人样来了，否则就等于黑夜里穿着锦绣衣服走路，没人看到。朱元璋出身赤贫，起于草莽，虽然黄袍加身，也难于免除这种心理，于是即位之后，不顾第一谋臣刘基的劝阻，决定在家乡凤阳建都，并命已经退休的丞相李善长总其事，组成庞大的筹建班子，勘测地形，规划设计，征调工匠，广采建材，于洪武三年（1370）隆重开工。 朱元璋将这座明王朝未来的都城定名为“中都”，其外城周长六十余里，往内是禁垣，墙高两丈，周长十五余里，再往内为皇城，城墙周长七里余，墙高约四丈，顶宽约两丈。中都城的设计规划，吸取历代都城之精华，突出了专制皇权的威严，皇城内有奉天、华盖、谨身、文华、武英诸殿，并建供皇帝、皇后、妃嫔、太子、诸皇子以及太皇、太后等人居住的后宫五区；午门外建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台省两侧建祭祖宗的太庙与祭土神的太社坛、祭谷神的太稷坛；都城内外又建开国功臣庙、历代帝王庙、中都城隍庙、国子监、百万仓、圜丘、方丘、朝日坛、夕月坛、山川坛、观星台、苑囿、鼓楼、钟楼等。都城所有机构设施一应俱全。

朱元璋为营建中都城，征调工匠、民夫、罪囚、移民、军队共一百五十余万人，所需石材从当地开采，砖瓦木材从各地征集。为了便于检查各地所供城砖的质量，砖上均留有供地、提调官员、工匠、烧制时间等文字代号，考古工作者已经从这些字号发现有南京、江西、湖广等地二十二府六十八县和两个巡检司的供砖，这当然不是供砖府县的全部。

所需名贵木材也从各地征集，朱元璋甚至派出使者到当时尚未纳入明朝版图的四川采购楠木。木材的采伐和运输极为艰难。这些用作栋梁支柱的巨木皆伐自深山老林，通水路之地，经长江、运河至淮河，运至临濠十里城码头，再经濠河入中都城之东湖，最后运至中都城。不通水路之地，需经陆路运输，其过程尤为艰难。考古学家王剑英所著《明中都》一书中有如下描述：

据文献记载，当时运输营建中都的木料，有的因为十分巨大，所以陆运时要装在特制的三十二轮大车上，二百人才能拉得动。由于大木太重，木轮一压就碎，于是再在轮上兜一个铁圈。带铁圈的大车轮滚过石头的时候，摩擦得火星直冒，走不了一里地，铁圈就散了，就得停下来给换铁圈。因此一辆拉大木的车，除用二百人拉曳外，还要有二百人肩扛着铁圈跟着走，不时停下来换圈修车，所以一天才能走十里地。一根大木从产地运到凤阳，水陆转运共要花一万个工。这么多的大木从全国各地运到凤阳来，要用多少劳力，实在难以计算。

运一木如此之艰，可以想见，营建庞大的都城，仅木材一项，耗费的资财人力是如何巨大！

由于督官催逼甚急，劳动繁重，役夫、军士累病而死甚众，朱元璋自己也对都督府臣说：“近营中都，闻军士多以疫死，盖盛暑重劳，饮食失节，董其役者又督之太急，使病无所养，死无所归，朕甚痛之。”（《明太祖实录》卷七十五）军士如此，那些罪囚的命运就更加悲惨，山西平遥县儒学训导叶伯巨，在他那篇惹下大祸的奏书中也说：“今之为士者……以屯田工役为必获之罪，以鞭笞捶楚为寻常之辱……言动一跌于法，苟免诛戮，则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今凤阳，皇陵所在，龙兴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声充斥园邑。”（《明史·叶伯巨传》）从役者的命运如何悲惨，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洪武八年（1375）四月，当工程已进行六年，都城已粗具规模时，朱元璋却下诏罢建中都，理由是“役重伤人”、“有司叠生奸顽”。《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决定建都和下诏罢建的原因，只以一句话概括：“初，上欲如周、汉之制营建两京，至是以劳费罢之。”其真实的原因却是，他亲临新都城视察，想起了第一谋臣兼风水大师刘基的谏言，觉得凤阳的确是风水不佳，无险可凭。他曾下诏令公侯在中都建造第宅，哪知这些人自恃功高，又大多是皇帝的老乡，纷纷超标准建造豪华府第，居然“数百里间，王侯之家，甲第相望，冠盖如云”（光绪《凤阳县志》卷十）。这些家伙如果聚众造反，将是一呼百应，立成气候，对自己的龙椅构成严重的威胁。刘基退休之前又对他说：“凤阳虽帝乡，然非天子所都之地，虽已置中都，不宜居。”此老真是高瞻远瞩，这句临别赠言，说到了朱元璋的心里，成为他决心罢建中都的原因之一。 

营建中都城究竟耗费了多少资财，史无记载。但专家根据明代永乐、正德、万历年间建造宫殿所需的人工、资财推算，其费用大约相当于当时全国六年税收的总和。如此巨大的工程，兴建，只是缘于皇帝“衣锦还乡”的心理作祟；罢建，也是疑神疑鬼，怕臣下造反，也即为了皇权的稳固，总之只在皇帝老爷一念之间。至于投入了多少人力，耗费了多少资财，给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在朱元璋眼里根本不算个啥。

当然，朱元璋是不愿承担大兴土木、耗资无穷的大罪的，他在《中都告祭天地祝文》中说：“遂议群臣，人皆曰‘古钟离可’。”一句话，把罪责推给了群臣。为了掩盖罪责，让这座都城消失，朱元璋又于洪武十六年（1383），下令拆除皇城部分宫殿，以其材修建龙兴寺，此头一开，以后便不断有人扒拆，直到扒得只剩下四面城墙。由于朱元璋的极力掩盖，除凤阳方志外，各类史书在提到这座消失的都城时，都是一笔带过。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考古学家王剑英从北京下放到安徽凤阳“五七”干校劳动时，发现了这座曾经辉煌宏伟的废都，撰写专著出版，才令史学界震惊。

由于中国历史上奢侈荒淫的帝王太多，因此杨坚、朱元璋穿穿旧衣，坐坐旧车，或是烧一堆绫罗绸缎，便成了黑暗中耀眼的亮点。而经史学家不厌其烦地大书特书，一再吹捧，这一亮点便无穷放大，把杨坚、朱元璋大兴土木的史实掩盖住了。如果把穿洗过的衣服、坐修补过的旧车与耗费巨资、累死成千上万的百姓建起的宫殿相比，不啻一粒金沙之于金山，杨坚、朱元璋就这样省下一粒金沙博得千古美名，而挥霍掉一座金山却不被人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