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国太子：位尊却如履薄冰

禅海一粟

中国古代的帝王父子（尤其与太子），有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如果太子监国，那么这种微妙往往演化成一种暗斗或者明争。太子监国，即太子代理皇帝主持朝政。作为一项政治制度，太子监国始于唐武德九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李渊在无法控制局势的情形下，不得已立李世民为太子，同时下令其监国，也算对当时的朝政做了一个体面的交代。作为制度意义上的太子监国，必然要求中央权力运行机制有相应的变更、调整，从而导致以东宫为核心的行政中枢体系，皇帝权力遭到极大的消解。所以，后世帝王一般都忌讳太子监国制度，只是偶尔象征性地让他的成年储君得到短暂的实习机会，监国太子一般诚惶诚恐、如履薄冰，大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他们深谙个中玄机——太子监国，注定了要忍气吞声，否则难保从太子到帝王的顺利过渡。

    明代有一位很不幸的皇储，后来当皇帝不到1年，在20余年的太子生涯中监国16年之久，他就是明成祖朱棣的继任者明仁宗——这位自幼熟读儒家经典、敦厚稳重，深受祖父朱元璋宠爱，被明太祖册封为燕王世子的朱高炽，成功而有效地与朱棣分工合作，开启了大明王朝的全盛局面。朱棣与朱高炽既是父子，又是君臣，在强势、英武的朱棣的不断打压中，作为监国太子的朱高炽胆战心惊地度过了自己精力最旺盛的时期。

    朱高炽得以凭太子身份监国，无外乎两个原因：其一，朱元璋用铁腕削弱相权加强皇权，在相应行政制度完全建立之前，相权必然暂时由皇帝亲自行使；其二，永乐七年以后，朱棣因北征蒙古、营建北京等事，长期不在首都南京。故成年太子朱高炽监国，负责处理大明帝国的日常政务，也就顺理成章了。朱棣长于军事活动和开创性活动，朱高炽则长于行政工作（东宫监国，朝无废事），在永乐中后期的政治活动中，父子二人之间基本上是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的。朱棣主持进行的北征蒙古、南击交阯、迁都北京、远航西洋等重大活动，无疑得到了太子朱高炽很好的支持与配合；朱高炽监国时期处理日常政务，诸如中下级官吏的升调任免，对普通案件的审理和裁决，对营建、漕运、水利工程等进行协调和管理，都得到了朱棣的充分肯定与支持。

    但这种默契的分工合作并没有让监国太子感觉丝毫轻松，也无法消除朱棣的不断猜忌和持续打压。朱棣离京，监国太子手中握有处理日常政务的实权，周围又有一大批实权人物的辅佐，因而很快便形成了一股不断上升的政治势力。这样一来，权力的重心便发生了转移，有时会出现南京和北京同时存在两个权力中心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无形之中就对朱棣造成了一种威胁，肯定会使权欲极强的朱棣产生一种失落感和危机感。作为对策，他一方面对太子朱高炽采取限制和防范的措施，并用关杀东宫官属的方式来不断地打击和削弱太子的势力；另一方面则有意纵容和厚待次子朱高煦，以此来平衡朱高炽与朱高煦的势力，保护和维持朱棣自己的集权统治，同时也就不断地减少和削除自己的失落感和危机感，保持了心理上的平衡。因此，打击和惩治太子朱高炽及其东宫官属，与其说是朱高煦等人的谗害，勿宁说是朱棣的本意。与此同时，朱棣这样做或许还有另一层用意，即为防备太子朱高炽在其东宫属的帮助下发动政变夺他的权，因此才以这种方式来警告这些人不可有非份之想，不可在朱棣生前拥立太子为帝。尽管太子朱高炽的势力不断地受到打击和削弱，但只要他监国的权力不被剥夺，他的政治势力便会不断地有所发展和壮大，给朱棣造成一种无形的威胁。因此，尽管永乐十五年后朱高煦由于夺位活动过分露骨而被遣送乐安，但朱棣对太子朱高炽打击削弱、限制防范的政策并未因此而改变，反而有所加强，于永乐十六年和二十年又连续两次对太子的官属大兴问罪之师，原因就在于此。太子朱高炽长期生活在老皇帝朱棣的阴影之下，他与朱棣合作的同时也受到朱棣的打击和压抑，二人的父子关系也由于政治上的权力斗争而变得很不正常，几乎完全服从于专制王朝的君臣关系。

    皇帝和监国太子之间的权力冲突，完全是由政治角色的权力位置，以及平衡这种角色位置所依赖的政治结构造成的。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监国权力只是皇权的一部分，是皇帝给予太子的，这种权力与皇权没有明确的法定界限，其行使范围和伸缩性完全由皇帝来把握。朱棣既可以确定监国的权限为处理日常政务，也可以干涉、包揽太子的监国政务，甚至可以限制和随时收回这种权力。当监国太子在政治上逐渐成熟，治国方略开始形成并逐渐行之有效的时候，皇帝就会有危机感和失落感，就开始加剧对监国太子的猜忌，加大对监国太子的打压力度。

    朱棣虽然纵容和厚待过次子朱高煦，但并不是培养朱高煦作为皇太子的候选人来代替朱高炽，他对太子朱高炽及其官属所采取的行动，目的不过是想削弱和限制其势力，使其不能不断地巩固和壮大而对自己造成威胁。这是朱棣对太子的长期斗争方略，因此太子虽连遭打击和限制，其地位仍然较为稳定，两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在此则统一起来。同时，朱棣对太子的斗争并未扩大化，而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之内，关押和杀戮的人只限于太子周围的一些人，这样既维护了自己的地位，对永乐政局也未产生过大的影响。实际上只要朱棣的地位不受实质性的威胁，朱高炽的太子地位就是稳定的。因此，朱棣虽然运用权势迫使太子完全受其监控，但始终未废太子，并及时制止了朱高煦武力夺位的过份行动，暂时避免了冲突的升级，从而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尽管朱棣专断雄猜、冷酷无情，但就他对太子的斗争方式及其结果来讲，朱棣仍不失为一个高明的专制帝王。

    朱棣与高炽的矛盾和冲突中，朱棣是主动的一方，高炽则是被动的一方，但朱高炽并非完全被动应付，而是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其成熟的才具照比两位兄弟实在是略高一筹。自从督责刘观受到朱棣的训斥后，高炽再未触动朱棣的宠臣；高煦兄弟谗言倾陷，他从未辩解和反击，甚至为二人求情；官属遭到关押杀戮，他未出一言相救，但内心充满了痛苦与忧愤。处理日常政务时，凡是朱棣所定之事，几乎一律呈请朱棣亲自处理，从而极力避免与朱棣发生权力冲突；日常生活中，更是极少表露出对权力和政治的追求与兴趣，几乎整日与文人学者杨士奇、王汝玉、徐善述等人谈论诗文。他体态臃肿，又身着特制的宽松肥大的衣服，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清心寡欲、热心学问的胖书呆子。这一切都有助于改变朱棣对他的恶感和偏见。但朱棣长期的打击，使他感到极为压抑，身心都受到了相当的磨难和摧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逆反心理，极力渴望挣脱和改变这种处境。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病死于北征途中，洪熙帝朱高炽在群臣的辅助下，从各个方面调整和改变了永乐时期的政策，甚至否定了朱棣从前的许多做法，开创并实施了具有深远影响的“仁宣之治”。朱高炽在即位不足一年的时间内，大刀阔斧地调整和改变了永乐时期继续开创的政策，巩固和稳定了当时的社会局势，其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短，都是少有的。朱高炽的许多做法明显地带有否定永乐政治以及与朱棣私人积怨的色彩，甚至近乎偏激，未免有些矫枉过正。朱高炽的这种思想意识是在他监国时期产生和形成的，而不是在他继位之后。监国太子期间得到的历练、受到的委屈，无不能从他继承皇位后表露出来。

    到了清代，中央集权达到了极至。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真正成为执政的最高国家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皇帝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出没于宫廷，皇帝行动所到的地方，军机大巨也无不随从在侧，军机处完全置于皇帝的直接掌握之下——乾隆皇帝虽然也曾命太子嘉庆亲王监国，但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即使乾隆后来当了太上皇，军机处仍然掌控在自己手中，嘉庆皇帝不过也是摆设。

    如果说李世民因为政变开始了太子监国的制度先例，那么整个唐代这一制度不过是一种政治惯例，没有在后来得到更好的制度化，而是被逐渐弱化。到了后世王朝，太子监国不过是皇帝考验太子忠诚、检验太子能力的一种非常规手段——即使是偶尔为之，皇帝也会为太子监国做许多谨慎的安排；每次监国，太子都会受不少窝囊气，闹不好连太子位子都无法保全。朱高炽确实是位名副其实的监国太子，也是最可怜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