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主流思维变化看中国崛起过程

星奇遁甲

六十年来西方从来都是用一只眼看中国，用他们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中国的变化，基本上经历了几个时期的变化，主要归纳为四种基本论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机遇论和中国责任论。四种论调既是不同时期中国实力发展的反映，也是西方舆论对华心态变化的折射。

中国崩溃论来源于美国里根时期，在美国的幕后操纵下，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让西方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中国。因为，苏东剧变后，中国成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崩溃论开始在西方流行，认为中国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了解世界，世界也开始认识中国。但是西方大国仍然对中国进行围堵封锁，力图压垮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可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成功，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中国崩溃论就不攻自破。中国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和封锁，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西方从欢呼中国的崩溃到警惕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论开始蔓延。此后，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等事件都是中国威胁论阴影下的产物。

与中国威胁论相伴随的是中国机遇论，认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带动世界的发展，给各国带来机遇。进入新世纪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又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从小布什第二任期开始的。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首次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论”。此后，“利益攸关论”又被写入了美国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对华新定位。这被认为是“中国责任论”正式浮出水面的代表。在这一形势下，“中国威胁论”日益淡化，“中国责任论”压倒性地构成了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国际舆论环境。

所谓的G2的推出就是最典型的产物。G2概念是华盛顿彼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伯格斯坦在2008年7/8月份的《外交事务》上提出的，他认为美国应寻求同中国发展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以实现对全球经济体系的共同领导，实际上提出了中美共治论。

此外，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尼尔•弗格森还提出了Chinameric­a的概念。在他看来，中美已经走入“共生时代”，作为全球最大消费国的美国与世界最大储蓄国的中国应该相互合作，方式是美国负责消费、中国负责生产。

从动机和出发点看，中国责任论是美国还处于强势阶段，还没有出现金融危机时提出来的，因此，中国责任论的初衷还是美国和西方希望利用自身优势，逼迫中国遵循西方制定的国际标准，加入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用以约束和套住中国的一种策略。

中国影响论则是在美国深陷金融危机漩涡，内外交困背景下提出的，因此，其出发点更多的是希望中国分担风险，是美国已经无法独撑世界，无法独立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和各种全球性问题的一种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