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公务员房奴

禅海一粟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
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意即我已准备辞职，同你一起畅游在五老峰前。灵澈一笑：他怎舍得辞官？当下也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诗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这个官一直做到五十八岁卒于任上，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而“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则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宋代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请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两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林下何曾见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从韦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时隔约三百六七十年，其间以这样那样形式主动辞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这两则轶事足可说明官场上自动抽身出局的历来少见。论其原因，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务员”的许多特权和待遇都与“在职”密切关联，一旦“辞事”便“荣禄兼谢”。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仕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陈蕃卸任皇宫警备司令（光禄勋，位居九卿）后率宾客门生还乡，经过临颍巨陵，当地警长（巨陵亭长）要对他们作例行盘查。前任司令的随从大概一向狗仗人势神气惯了，动手打了警员（亭卒），结果这些人全遭拘押，饱尝皮肉之苦。巨陵警长还要收审陈蕃，陈蕃抗议说：“我没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牵连。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办，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请示，你怎么可以随意收审我呢？”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时辰，恰好临颍县政府的警署巡视员（行亭掾）巡察到此，这才使陈蕃摆脱困境。
顺便提一下，这一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的古代“公务员”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打碎了饭碗。
单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扬州监察干事（从事史）何子平的母亲住在会稽，户籍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该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州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顾恺之说：“你母亲的实际年龄不到八十岁，亲友故旧都了解。在州里当差，好歹还有微薄的俸禄，一辞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吧。”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户籍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山阴县令褚，“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

公车不能带走，看病自己买单
唐朝规定，异地做官，连最后一次坐公车返回故乡也不行。唐德宗时，太子宾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为表示关怀，特命公车送回，那就是大家羡慕的荣誉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年）四月，有个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乡浙东养老，向皇帝申请说：家贫路远，请求皇上特批一纸能从长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车的驿券。从此，凡“家贫路远”的京官退休，特许参照此例给予照顾。

宋代也实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车的制度，所以杨万里在临安当官时，早早就攒齐了能使全家人从临安返回故乡吉州的盘缠，锁进箱子，藏在卧室内。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许在外面购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时行李超重成为累赘。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阳，常穿着家居衣服，骑驴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检前呼后拥地出行，巡检是从八品小官，富弼虽已离职，但从二品官员的身份还在，自然不必特意从驴子上下来站在一边给巡检让道。为巡检开道的前卒大怒，厉声呵斥，急得他举鞭趋驴快走。假设富老坐在宰相级别的名牌车上，对方就不会当他是乡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员在职患病可享受公费医疗，一旦离职，诊疗服药都要花自己的钱。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后因贫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当时有些寺庙向社会募捐钱物后举办慈善医疗，免费或廉价给病人施医舍药，韦应物因病从栎阳（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辞职后，就住进长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疗养。对于这种“有身份的人”，寺庙方自然还要格外看待。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因患病辞去新都县尉一职，住在太白山草屋中养病。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
王安石因为退居江宁半山后，常骑驴出游，周边居民都认识他，尊称“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远远望见地方官的车队迎面而来，忙避入路边民家。这户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疟疾，恰巧王安石带有治疟疾的药，便让随从取出来。老婆婆坚持要回报一缕麻线，说是“相公可带回去给相婆派用场”，王安石笑而受之。看来老婆婆亦知退休后的相公买药要自掏腰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