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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年，宋与西夏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三川口之战，此战宋军伤亡惨重，颜面尽失，宋仁宗撤换了驻边统帅，改由夏竦任主帅，韩琦作为副手，后来大名鼎鼎的范仲淹也成为副手，并负责今天陕北一带的防务。然而，这位范帅的军事才能确实让人“刮目相看”，作者李寻在《仁者误国》文中结合相关史料详尽地分析了范仲淹在处理边务的种种“昏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范帅”形象。
关于范仲淹被任命为边帅的原因，作者李寻通过史实分析指出：范仲淹是韩琦推荐任边关副帅的。其时，范仲淹已是名满天下，尽管那时，他还没写出为后人包含有广为传诵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岳阳楼记》，但因为纵论朝政，言人所不敢言，加之品德操守均是一流境界，所以已经成朝廷中所谓“君子一党”的精神领袖。韩琦素来敬重范公的为人，尽管两人政见经常分歧，但彼此仰慕欣赏之情从未中断，是那种不折不扣的诤友。所以，韩琦推荐当时已任陕西都转运使的范仲淹担任经略安抚副使，使范仲淹由一名主管后勤的官员变为前线带兵的主官，夏竦当然也同意这个任命，他也想借与范仲淹的合作来减弱朝内“君子”一党对他的压力。
纸上空谈误国蒙羞
宋军统帅部可谓是“群英荟萃”，夏竦、韩琦、范仲淹三人都是有宋一代有名的文章高手，但是在军事上，三人却是“三个诸葛亮赛不过一个臭皮匠”。对于前线防务，三人很快出现分歧，作者李寻在文中写道：夏竦、韩琦、范仲淹大概都是在1040年（宋康定元年）五月前到任的，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争论不是发生在范仲淹代表的“君子”一党与夏竦这个“奸人”之间，而是发生在韩琦和范仲淹这两个“君子”之间。韩琦来边关之前，就以力主对西夏采取军事攻势而著称，他认为皇上派他来前线就是要进攻的，所以，必须进攻。他说西夏的军队总共只有四、五万人，而我们虽然在边境上陈列了二十多万大军，耗费军资无数，但分散布防，每一处兵力都处于弱势地位。二十万重兵经年累月坐守界壕，不敢主动接触敌人，实在令人痛心。不如将各处防守兵马集中到一起，沿一个方向，攻入西夏，方可破敌。范仲淹则认为，以宋军现在的战术素养和将领的指挥水平，远不如太宗朝，太宗曾以精兵强将发起过对西夏李继迁部的五路进攻，无功而返，何况我们这些不如太宗时期的兵将，我们部队不了解西夏内部的地形，不适应其气候条件，深入敌境纵深作战，没有胜算。而且，现在我们的防御兵力百分之八十布署在沿边境一线，陕西腹部关中地区没有多少防御力量，各州城甚至没有防御工事，一旦我进敌也进，元昊的主力兵团避开我军，直击关中，卡住四川北上的粮道，那整个陕西就会失守，天下震动。所以，现实可行的政策仍是加强边境各寨堡的防御力量，虚张声势，宣称沿边五路同时向敌人进攻，让敌人摸不清我们的意图，然后沿边诸将寻找一个薄弱环节，相机进攻敌人边境城塞，不深入敌境太远，浅攻即止，得手便回。同时加强陕西境内纵深各城堡的建设，这样先和敌人耗上两三年，以观察形势的变化。两人争执不下，作为一把手的夏竦，他本来的主张也是持防守战略的，理由和范仲淹的差不多，但这时他揣测到皇帝可能会支持韩琦的进攻战略，所以，他不再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也不表态支持韩、范任何一方，只是把双方的观点如实上奏朝廷，请皇上裁决。推责任、耍滑头，这是夏竦一贯的为人风格，要不，别人怎么说他是奸邪之人呢！果如夏竦所推测的那样，皇上表态支持韩琦的进攻战略，要求他们拿出具体的进攻方案来。夏竦提出的方案是各路同时进攻，如一路为主攻方向其余各路为疑兵，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使之分散兵力，由主攻兵团完成任务。范仲淹以他一贯的迂直继续固执已见，坚持说自己不出兵，夏竦派范仲淹的挚友伊洙北上延安，亲自给范仲淹做工作，就是做不通（尹洙在范仲淹被贬的时候，曾主动提出和他同贬，是很仗义之人，范仲淹与他的私交很好）。范仲淹甚至说，你们其余各路进攻吧，留下我这一路，万一将来失败了，要谈判，我这里可做为回旋的理由。尹洙无功而返，韩琦负气地说，就他这一路，也要进攻。这时，夏竦的聪明之处表现出来，他说，只一路进攻就不能进攻，于是，又上奏朝廷，皇帝下诏，命范仲淹鄜延路和韩琦的泾源路同时进攻。面对圣旨，范仲淹不能抗拒，他不能再提说不进攻的话，但又找了另外一个理由，说现在已进入冬季，天寒地冻，我方军士不适应西夏境内寒冷的气候，还是等到开春以后天暖和些，西夏的马也瘦了，再进攻吧。
这场争论中，韩、范这两位文章高手，各抒己见，引古论今，双方的奏章更像是学者战略思路的论文，而不像军人提出的恶实际作战计划。双方各说各的理，几乎没有对对方提出的任何理由给予正面的回应，而且双方的理由还有不少重合之处，以至于后人很难弄清楚：两人争得那么热闹，实际的分歧点究竟在何处。
仔细分析两个人的奏章，会发现范仲淹的思路还是比较明晰的，他的方案是一个彻底的全面防御的方案，不仅边境一线加修寨堡、甚至在关中腹部纵深也要修建城防工事，在本质上，和范雍奉行的防御主义战略如出一辙，只是范围更宽，措施更细而已。
最终在宋军统帅部吵吵嚷嚷之际，元昊发兵了。元昊发兵前，先派人向韩琦和范仲淹处给送了请和信，但很其拒绝了，范帅竟然以为是个“纳降”的机会，很认真地写了回信，并等待元昊来投降，结果传来了好水川宋军战败的消息：好水川战败过了后一个月，范仲淹才收到了元昊对他上封书信的答复，长达26页，极尽侮辱谩骂之能事，范仲淹气得将原件焚毁，仅选录了6页还可入目的文字上报朝廷。参知政事宋庠上奏皇帝，说范仲淹违反国家制度私自派官员出使西夏并送文书，按律当斩，宰相吕夷简等一批官员为范仲淹说好话，说他一贯忠于国家，只是想招降元昊，不应重责。仁宗皇帝听从了这个建议，没有严处范仲淹。
范帅竟是绥靖政策的始作俑者
以夏竦、韩琦、范仲淹为例。夏竦聪明，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但自私，不敢坚持原则；韩琦坦荡磊落，在朝廷内部的权力角逐中，秉公守正，坚持原则，确是一位良相之才（详见韩琦小传），但心肠软，受不了战场上血腥的打击，而且缺乏真正的军事韬略，其军事建议是自己都执行不下去的夸夸其谈。范仲淹个人道德素质优秀，体恤民众，在和平年间，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地方官，可是，见解卑陋，议论迂腐，他与仁宗之间的相知，完全在于共同拥有一个“仁”字的心理相通。他深知仁宗的心理，所以提出了被奉为国策的防守战略，当仁宗与西夏媾和时，他是欢欣鼓舞的。其实，早在1042年（宋庆历二年）五月，定川寨战役之前，宋夏两国边境拉锯战正酣的时候，他就向仁宗皇帝提出与西夏议和的建议，说：“兵马精劲”是西夏的优势，“金帛丰富”是大宋的优势；西夏人依仗其优势，是不会听从我们的仁义教诲的，而我们又不想大动干戈，与敌人打仗。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用金钱买和平，多给西夏人“金帛”，以换得休战。他还举自己当越州知州时的财政收入为例，说仅越州一地一年的税收就值绢三十万匹，足以够支付对西夏一年的“赏赐”了。
初读到这种建议，让我们瞠目结舌，这就是那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千古名臣为天下“忧”出的道理吗？这是什么道理？人家来打咱们，咱们不还手打人家，还要给人家“钱帛”，换得人家不再打咱们！不在于钱多钱少，而是凭什么给敌人这么多的钱？
范先生自有他的道理，他说，这样虽然使越州人民受了些苦，可是天下不打仗了，可以少死多少人呐！
我无言，这也是由其天赋的生命本质所造就的意见，不可沟通，不可更改。我只是在努力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或许是某些孩子被绑架了的父母，害怕绑匪“撕票”，不敢报案，想拿钱给绑匪“私了”的心态？
这种人是不能镇边打仗的！
除了韩琦之外，夏竦和范仲淹两人其实都不愿意在外镇边，夏竦削尖脑袋走后门想调回京城，范仲淹也屡次上表以身体原因辞掉边帅之职。他们的文才都没得说，十分优秀。范仲淹镇边期间，留下过一首著名的词《渔家傲》，其中的下半阙是“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言辞精到，意境悲凉。但确不是他的职务及所处的地位该发出的声音，作为镇边统帅，应该高歌“马蹀於氏血，旗枭可汗头。”怎么能发出如此悲凉颓废的韵调！主帅如此，全军的士气可想而知。
原文摘自《休闲读品·天下》2010年第一辑，《仁者误国——宋仁宗与西夏立国之战》，原文作者：李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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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6 11: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