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的真面目

禅海一粟

满清所谓的统一的特征是以部落制奴隶制的残余毒化以天下观大一统的理念统合在一起各族人民创造的中华文明，使中华文明停滞,从世界范围看是倒退，不但引进了战乱与杀戮,还引进了民族矛盾、压迫、种族隔离和对人权生命的轻蔑，这些东西对中华文明的破坏是巨大的，也是中国走向衰败的原因之一,美国人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写了《中国：发明和发现的国度》一书，里面列举中国一百个世界第一，清朝没有占有一项
　　
　　所谓康熙灭南明,平三藩,收复台湾是一片腥风血雨.彻底奉行的是民族屠杀,民族隔离,侮辱奴化中华民族文明政策
　　
　　“遇抵抗，必屠城”,崑山——约四万；泾县——约五万；舟山——第一次约万余，第二次全部沉海溺杀，数字不可考；苏州——因为投降的早，仅屠半城，约十余万；嘉兴——约十余万；金华——约五万；赣州府——合计约四十万；南昌府——合计约四十万；南雄——约两万；广州——八万余；潮州——约两万；湘潭——仅存百余，被屠者约四到五万；大同——兵民全部被屠绝，仅存五人；汾州、太谷、泌州、泽州——全部屠绝，合计超过四十万；沅江——约十余万；福建省——合计过百万；四川省——到湖广填四川的时候，全省有丁一万八千人……
　　
　　而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只为了“留发不留头“,只为了侮辱,奴化光荣的中华文明
　　
　　这遍及中华大地的大屠杀重要操刀者正是康熙大狄.康熙大狄正应为四川和东南的屠杀负责.
　　
　　所谓康熙经史子集、天文、算术无不通晓,没有留任何著作,没有看到他哪怕在儿孙亲近之间留下什么推进推广他们学习的行为.
　　
　　而这些史料更戳破这个华丽的画皮:
　　
　　康熙的道德：
　　
　　这位君主，要想成为一切人的品德上的楷范，还有待于更好地信仰基督教，别无他法，可惜，他有耽溺享乐的倾向。
　　——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鞑靼旅行记》
　　
　　康熙的文章：
　　
　　下列诸书是以玄烨的名义刊行的，但有些肯定是朝臣们写的：………。玄烨被说成是一位书法家，但最近看到的被确认为是他的真迹的复制品并不说明的他的书法非常高明。
　　
　　———恒慕义（A.W.Hummel）《清代名人传》
　　
　　康熙的科学知识：
　　
　　这位皇帝认为他自己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又是卓越的数学家，但是，尽管总的说来他对科学以及其它知识怀有兴趣，他对音乐一无所知，也几乎不懂最基础的数学知识。
　　
　　——马国贤（Matteo Ripa）《马国贤神父回忆录》
　　
　　
　　再看看祖上做过康熙汉文老师的金庸大吹特吹的“永不加赋”.
　　
　　金庸胡扯的康熙从顺治那得遗命造福天下“永不加赋”的真面目:
　　
　　
　　1712年4月4日康熙五十一年清廷下诏的“永不加赋”是在经历近百年的屠杀、投充、圈地等野蛮政策后的所谓仁政。
　　
　　康熙一朝征收税款的基础是按人头收税，人口愈多，则地方上缴的税愈多。这种设计造成的后果，是地方官吏不愿意（同时统计技术上也有限制）据实上报人口，因为报得愈多，税就得缴得愈多。康熙永不加赋的政策就是把各地方按耕地面积上缴固定的税金，与人口数无关，借以鼓励地方据实上报人口──因为人丁兴旺是所谓太平盛世的表征。
　　
　　以这种方式来彰显盛世不过是满鞑稳定民族奴役的手段。造成的是土地赋税不均，富者勾结营私，虽坐拥千亩田产而不需缴税，贫者无立锥之地，却有劳动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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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掩耳盗铃的“永不加赋”
　　　
　　　镝非
　　　
　　　所谓“清朝的赋税”是历代最轻的，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自清初以来便有“永不加赋”之说，而且表面看来赋额较明朝为轻，但实际这仅是一种“掩耳盗铃。
　　　
　　　第一，众所周知，清代汉民族百姓必须养活史上最庞大之白吃群体----旗人。
　　　
　　　第二，“减赋”实为掩耳盗铃。从康熙到乾隆，满清政府一再宣扬减赋，而雍正以后实行摊丁入亩，按理说假如田地数目不变，那么田赋数目应该较之康熙初年有减无增才对，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以占全国税赋七分之一的苏南地区为例，乾隆31年和康熙26年相比，田地减少了15000余顷，赋银也减收了42万余两，但征粮却增加了200万石之多，如果按银价折合，即使按照最低的银价计算，也增加了150万两，这就是说，从康熙26年到乾隆31年，清政府数次宣称“减赋”，赋银也的确减少了一些，但实际上苏南的税赋却净增110万两白银，而这还是最低估算----因为大体上看，有清一代的银价一直在上涨，金田起义前某些地方的银价已经上涨为康熙中叶的三倍，如果我们取折中即1.5倍银价计算，那么仅苏南税赋就净增250万两，而这还是在田地减少15000余顷的情况下征收的！清王朝的“减赋”“永不加赋”，纯属掩耳盗铃，愚弄百姓！

第三 4浮收折勒严重
　　　
　　　江南诸省每年从田粮中抽出若干漕运京师，漕粮转运数干里，运费皆出自纳粮户，这就是所谓“浮收”。所有额征田粮，几乎无不浮收。又每年征收赋粮，往往折钱交纳，谓之“折色”。但无论漕粮折色或地丁银折钱交纳，折合之时，莫不高出当时当地银价很多，这就是所谓“勒折”。由于“折勒”自康熙年间便屡禁不能，百姓仅仅因此一项，实际交纳的赋额就可达正额的二~四倍。而在雍正推行“火耗归公”之前情况更糟。
　　　
　　　第四 阶级压迫极为残酷。
　　　
　　　按照“摊丁入亩”的规定，应该是田多者多纳，田少者少纳，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交赋数额是根据势力大小决定的，往往是拥有田地越多的人越不用交赋或只交很少的赋税，而税赋全由小户和贫民承担。所谓“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数十百千者，不均孰甚焉。……各县绅衿，有连阡果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这是极为普遍的现象，从记载看，大地主和一般农民每亩所交的赋额往往可以相差数倍，甚至拥有几千顷乃至上万顷田地的地主竟可不交赋税，全部转嫁到小户，自耕农乃至根本没有土地的贫农身上。
　　　
　　　赋税又有“长价”与“短价”之分，大户人家减价交纳，小户则必须数倍加价，以弥补大户的亏欠，具记载，有些地方，大户只交原额的千分之三，余额全由小户补齐，小户所交赋额，竟可高达大户的20倍以上！
　　　
　　　此外，很多富豪人家利用这一点引诱小户将田地挂在他们名下，借此达到兼并土地之目的，造成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些基本上是鸦片战争爆发前的情况，至于鸦片战争后由于不平等条约和鸦片倾销造成白银大两外流，银价飞涨，以铜钱为日常生活花费单位的老百姓在交纳钱折银时所承担的负担自然也飞涨，这是不必详谈的了。太平天国起义时期辖区内实行“照旧完粮纳税”，赋额通常减为原来的一半，但由于剔除了清朝赋税制度中的以上弊端，中小户的实际负担仅为原先数分之一，而且1860年以前没有明确保护过地主的收租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其经济政策能在皖赣鄂苏浙等地区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
　　　
　　　本文并没有系统统计有清以来各代税赋的演化，因此无法给出一个定量的结论，以上定量统计仅为参考。而本文指出这种种现象，目的也不在于定量讨论，只在从各个方面指出“清朝税赋较轻”为何是种“假象”，除了很多地区因为爆发了抗租抗赋起义，官府被迫对赋制中的弊端稍加遏止，减轻了一些人民负担外，有清以来老百姓的负担实际一直都在“永不加赋”的幌子下不断加重，加重，再加重。
　　　
　　　
　　　清朝是唯一这样还被说成是“盛世”的朝代，“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可不是这样的。所谓“赋税重”的明朝，在其相应阶段百姓实际负担也不必清朝相应阶段更重多少。我并非认为唯清朝如此，只想指出所谓“永不见赋”“太平盛世”“百姓负担比历代大大减轻”纯属扯谈而已。清朝时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汉族百姓的经济权力不过尔尔，却还要多受一层民族压迫，哪里谈得上什么“历史上生活最好的朝代”！
　　
　　 无耻的《尼布楚条约》
　　
　　 根据《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的《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记载，《尼布楚东约》把属于中国的广大领土割让给了俄国，这一点，稍研究过《尼布楚条约》的人都一致公认的。清朝在中国历史上最丧权辱国的一个朝代，就是从康熙签订《尼布楚条约》开始丧权辱国的，通过签订《条约》，虽然把东边的雅克萨城收回来了，又把西边的尼布楚城割给了俄国。此外，还把额尔古讷河以西的广大领土(包括茂明安、昊喇忒两个牧地)全割给俄国了。《尼布楚条约》完全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当时，签订《条约》以前，清军两千多人包围了雅克萨城很久，侵占雅克萨城的俄军，战死，饿死的就有六、七百人，只剩下60多人了，康熙还下令清军不准夺取城池，也不切断俄军后勤供应。这都充分说明，康熙不想抵抗侵略，只想求和了。康熙为了求和，不惜割让中国广大领土，就是犯下了滔天罪行，不论用什么借口搪塞，都难逃罪责。再看，所谓《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之说，也有问题。兹把《尼布楚条约》拉丁文、满文、俄文三种文本的第一条汉译如下：?
　　　
　　　(1)拉丁文：“以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两国之界。格尔毕奇河发源处为石大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为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弟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划分，今尚未决，或遗使、或文牍，始能定之”。?
　　　
　　　(2)满文：将由此流入黑龙江之淖尔纳河，即乌鲁木河附近之格尔毕奇河为界，沿此河源之石大兴安岭至海；凡岭阳流入黑龙江之河溪尽属中国，其岭阴溪河属俄罗斯。唯乌弟河以南，兴安岭以北中间所有地方河溪暂行存放，俟各自回国查明后，或谴使，或行文，再行议定。?

(3)俄文：“将在淖尔纳河附近之向下流入石勒河左岸之格尔毕奇河定为两国边界。经河源之石头山起，顺该山之岭脊至于海，凡山南流入阿尔穆纳河(黑龙江)为之大小河流，均属大清国。山北所有河流，均属俄罗斯。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间一切土地……应暂行存放，俟两国使臣，归国后，两国皇帝愿意划分之时，或谴使，或行文书，再行划定”。?
　　　
　　　按上述三种文本的第一条内容来看，所用名词虽有些不同，但其内容基本一致，前面都说以石头山(即大兴安岭)为界，岭南属中国，岭北属俄国。但是，后面又都说“俄国所属乌弟河和大清国所属靠近阿尔穆纳河(即黑龙江)之山岭之间所有入海河流及其土地，应暂行存放”。也基本一致。这样，就把本来属于中国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都变成未定界了。还有，《条约》中说的兴安岭至于海的具体位置在何处?也未说明，其位置到底在何处?至今还是个迹。这些都说明，中俄东段边界并没有完全确定。据历史记载，签订未定界的要求是俄国使臣提出来的，明明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康熙都同意了。因此，《尼布楚条约》不仅没有遏止沙俄侵略，而且，未定边界的规定，为沙俄大举侵占中国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鸦片战争后，沙俄进军东北占领了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广大领土60万平方公里。由于康熙开创了对于侵略者不坚决抵，却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出卖中国领土来保皇帝宝座的例子，雍正也学康熙，不坚持抵抗侵略，1728年，也签订了不平等的《恰克国条约》，到清朝晚期与侵略国家签订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等等，都是清朝皇帝们不抵抗侵略，以割地赔款来保全皇帝宝座为心安理得的铁证。在康熙等清朝皇帝们看来，外国侵略的目的主要占领一些土地，并不推翻其皇帝宝座，而国内的各民族起义军就严重地威胁其皇帝宝座了。所以，康熙等清朝皇帝坚决镇压国内起义军，自己力量不够时，就出卖中国领土达到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起义者的目的。清朝宫廷内部有句名言“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就说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