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大的明朝宗藩寄生集团

禅海一粟

一。世系表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人民的统治，有力地监督地方官吏效忠于朝廷，同时防止发生争权夺位的争斗，维系并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朱元璋推行分封制，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 朱元璋从洪武三年至洪武十八年（公元1370—1385年），先后分封诸子为王，分镇各地，使皇权不陷于孤立。朱元璋有子女42人，其中皇子26人，除长子朱标被立为皇太子、皇二十六子朱楠出生刚满月就殇亡外，其余24人均封为亲王（一字王）。其中皇八子朱梓，洪武三年封潭王。十八年就藩长沙。朱梓“英敏好学”，善作文章。在长沙时，他常召集王府儒臣饮酒赋诗，亲自评品其高下。他温文儒雅，“有恩于民”。其时，朱元璋大兴党狱，法网森严。，谭王妃的父亲都督於显，哥哥宁夏指挥於琥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坐胡惟庸案被杀，朱梓惶恐不安。朱元璋派了使者安慰，并召他进宫，朱梓非常害怕，就和王妃於氏一道自fen而死，没有儿子，撤消了封地。朱元璋的儿子们大多数不是野心勃勃便是残暴荒淫，好不容易有这麽一个温文儒雅，安分守己的，却不得其死。很多后人都为他抱屈，如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元老名臣夏元吉，公安派的创始人袁家三兄弟中的老三袁中道都写有悼念的诗篇。皇九子朱杞，洪武三年受封赵王，第二年去世，年仅三岁。 　　朱元璋考虑随着子孙繁衍，可能会名字重复，于是亲自为子孙们制定了取名命字的原则和方法。他为有后代的23个儿子，从孙子辈算起各拟定了20个字的后代世系，每个字为一世。几子孙初生，由宗人府依据世次顺序取双名，双名中的前一个字即太祖所取，后个字则必须是一个以五行做偏旁的字，五行则以“火、土、金、水、木”为顺序，“火”为朱元璋孙子辈命名所用偏旁，以下依此类推。在朱元璋为23房子孙所取派语分别是： 　　太子房：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秦王房：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惇。　　 　　晋王房：济美锺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　　 　　燕王房：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周王房：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　　 　　楚王房：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　　 　　齐王房：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　　 　　鲁王房：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　　 　　蜀王房：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　　 　　湘王房：久镇开方岳，扬威谨礼仪，刚毅循超卓，权衡素自持。　　 　　代王房：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　　 　　肃王房：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辽王房：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云仍祺保合，操翰丽龙舆。　　 　　庆王房：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衎，骘眷发需毗。　　 　　宁王房：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岷王房：徽音膺彦誉，定幹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　　 　　谷王房：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　　 　　韩王房：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　　 　　沈王房：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　　 　　安王房：斐序斌廷赏，凝覃浚祉襄，恢严颛辑矩，缜密廓程纲。　　 　　唐王房：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　　 　　郢王房：伟闻参望奭，箴诲洎皋夔，麒麟馀积兆，奎颖晔璇玑。　　 　　伊王房：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　　 　　朱元璋长兄朱兴隆的儿子朱文正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立有大功。后来因为居功自傲，并且有谋叛的嫌疑，被朱元璋贬废，郁郁而终，留下一个年仅四岁的儿子朱守谦。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九个年龄较大的儿子位亲王时，同时封十岁的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二字王是郡王，比亲王低一级，但靖江王比较特殊，位置介于亲王和一般郡王之间，朱元璋也为朱守谦的子孙取了派语 ：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 　　根据这个世系表，容易查得某个明朝的皇族属于哪一房，是第几代。清初曾经据此追杀过大量明朝的皇族，特别是最后几个皇帝的后代（近支子孙）。雍正年间进行大赦，朱元璋的后裔才安定下来。现在甚至还可以依据这个世系表验证某一朱姓人是否朱元璋的后代。清初四大画僧中有两个是明朝的宗室皇族。其中八大山人朱耷，又号雪个，明宗室，谱名统(上林下金)。从他的名字第一个字为统字，第二个子带金字旁查世系表可以知道他是第一代宁王的八世孙即朱元璋的九世孙。石涛，又号大涤子，名若极，小名阿长。查世系表正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的十一世孙，他的父亲是亨字辈的末代靖江王朱亨嘉。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後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以怀念他的十世祖第二代靖江王朱赞仪。因为赞仪恭慎好学，永乐元年才能恢复朱守谦因触犯《祖训录》，亲近小人，毒害百姓等先后两次被废的郡王爵位，并得以之国桂林，从此家族在桂林定居下来。

三．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 　　 　　
朱棣夺取皇位之后，为了防止以后其他藩王效尤，不仅剥夺亲王的军事指挥权，找借口减少亲王们的护卫，进一步限制藩王在王府之外的行动。对于违法的藩王予以申饬，严重违法又不听话的就废去王爵的位号，禁锢高墙，即软禁在位于凤阳的皇家禁闭所内。例如封在大同的代王朱桂，性情残暴，多行不法，在建文帝的时候就以罪废为庶人，直到朱棣永乐元年正月恢复爵位回到原来的封地。但是他恶习不改，朱棣在十一月赐玺书，训斥他说：“听说弟弟，纵容手下杀人取财，封地的老百姓甚苦，已经有好几个人告发上诉了，你怎麽不吸取建文时的教训呢？”接着命令有关部门，从现在起王府不得擅自役军民、敛财物，在听到有不法行为就严加处置。不久又有人告发朱桂，朱棣就公告列出他的三十二条罪状，召入朝，不至。再召，至中途，革去其三护卫以及缩减其官属。从此亲王们逐渐失去他们在朱元璋时代的权势，由屏藩王室的实力型贵族转化成为了寄生型贵族。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起兵夺位失败后，这种局面被进一步确立下来。 　　整个明王朝一代，朱元璋的子孙们封为亲王的83人，除了年幼殇亡未能确定封地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五十个亲王府。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则多得不可胜数。有明一代，在这五十个藩王府系中，除去无子除封，因罪夺爵者外，均延续至明朝灭亡。两百多年间，共册封亲王289位、靖江王11位。其中8位未就藩即薨逝，10位因罪被废，24位至明亡时的末王或被起义军所害、或不知所终，未能按明代亲王规制修建陵寝。还有一位兴献王，因为儿子朱厚熜入继大统，陵寝升格为皇陵。其余246位亲王、10位靖江王均建有各自的陵寝。现在只有位于桂林的靖江王墓10座保存比较完好。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又不能参政带兵，整日无所事事，明朝的皇子王孙们，往往广娶妃嫔妻妾，繁育出众多的龙子龙孙。整个明朝时期，皇族宗室人口的再生产，表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如太祖朱元璋生育了26个儿子，其中23个儿子有后，仁宗朱高炽生了10个儿子，英宗朱祁镇有9个儿子，宪宗朱见深有14个儿子，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也各有8个儿子。晋王朱?的庶四子庆成王朱济炫一支，更为天下之最。朱济炫嫡孙第三代庆成王钟镒妃妾24人，共生44个儿子，加上女儿多达100多人。朱钟镒的孙子多达163个，其中，仅长子也即第四代庆成王朱奇浈所生，便多达70个嘉靖初年兵部尚书王琼还特地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并被记入明史。朱钟镒的曾孙，更多达510个，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繁衍最快的家族。据当时著名文人，后七子的首领之一王世贞（1526-1590）《皇明盛事》记载，还有一位庆成王生的儿子更多达100人，除长子世袭封王外，其余99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家族聚会，同父兄弟之间竟不能尽识。 如此高的出生率，使得明朝宗室的人口成几何级数不断增加、膨胀。 　　据史籍记载，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宗室人口才58人。到了永乐年间（1403--1424年），30年左右增加1倍，达到127人。而在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中所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100年间增加6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增加约1.5倍，达17661人。嘉靖年间，仅河南地区便有亲王5人，郡王80人，将军、中尉、郡主、县主、县君等共1890人，为天下之最。仅过16年隆庆三年（1569年）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人，这还不包括皇族中的女性公主、郡主、县主等等。再过26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157000余人。估计再过半个世纪后明亡的时候，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20万人，正如王世贞的《皇明盛事》中所说的是“千古所未有也”。 　　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光是按照前面说的标准发放禄米就使国家财政难以负担。比如这个朱奇浈，自己的郡王年俸是2000石，七十个儿子都拿镇国将军的年俸1000石，女儿县主和孙子辅国将军的年俸800石，国家每年支付给这一家子的禄米就超过十万石。，明王朝的皇族宗室成员，成为一种特权阶层和寄生阶层。这些龙子皇孙们，大都不劳而获，过着纵情声色犬马的生活。除个别优秀者对国家民族和世界文化的进步作出过特殊贡献外（下面将专门介绍），大都是一些只吃喝玩乐和没有出息的人。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对于当时社会所构成的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见的，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内部，也必然会出现分化，同样都是太祖的子孙，景况却大不相同了。势力较大的亲王、郡王享受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支系较远的宗室则不得不过着平民般的生活。尤其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破落宗室所能够保持的政治地位，已成一纸空文，他们如果无法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便只能像平民一样去谋求生路。于是宗室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危机。 　　庞大的宗室，耗费了不知多少国家财富、民脂民膏，特别是明中后期，巨额的宗禄开支使人人的赋役负担日益繁重，也造成明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供养皇室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王府多的地方负担更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万历十九年（1591年），山西临汾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税粮的48.5％和税银的39.2％），其次才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因此，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和负担，明王朝始终没能很好解决，供养皇室成员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这是明朝中晚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为分封制度，是朱元璋定下来的万世不易的祖训，谁也不敢去动它。可以说，朱元璋当初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相反，宗室问题变成了导致明王朝朱氏天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良好的愿望往往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性质可能不同，或者完全不同。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诸国理想的福利社会，近年来由于入不敷出遭遇很大困难，虽然这并不是像明朝那样的结构性问题，经过政策调整应当可以走出困境。 　　没有控制宗室人口，使得社会负担过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对于现今的人类，同样面临着把人口控制在自然资源能够负担的限制之内，这需要人类全体都有此共识才行。若某些族群不认可，将会导致严重后果。我国在世界上执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在还上世纪五十年代鼓励生育的旧账，有识之士呼吁十年之内要逐渐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以避免劳动力不继之忧，可是只要看看媒体报道的困难家庭很多是多子女（两个以上，在下见到最多的是七个）家庭，使人不能不感到沮丧。美国某些族裔，充分‘利用’美国的福利政策，工作不如生育，人口繁衍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不仅对政治产生影响，更要命的是严重威胁全国的社会保险体系。某些宗教鼓励一夫多妻多子女，近年来迅速在世界各地扩张势力，使人感到严重的不安.

四．还有更严重的问题
（一） 　　 　　元末天下大乱，人口急剧减少，大量土地抛荒，于是明朝初年就有了大量的官田，即把土地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每年国家收取税粮。甚至还有一部分土地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明初天下初定，朱元璋赏赐勋臣、公侯、丞相大量庄田，多者有一百顷，宗室赐田更多，按照洪武间的定制，郡王诸子也有定额赐田：“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因为洪武年间宗室最多只到郡王这一代，所以定额赐田也只规定到郡王诸子为止。而赐给亲王的庄田可达一千顷之多。不过在明英宗之前庄田问题还不很突出，一来宗室人口还不多，二来总人口也不很多，土地资源较富裕，三来朱元璋大杀功臣，赐出的庄田又被没收为官田。明英宗之后问题开始严重起来了，甚至连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庄田制度的弊病越来越明显。除去赐田外，诸王勋戚们还通过奏讨、侵夺和投充等形式，取得更多的官民田地，连有权势的太监也抢夺老百姓的产业，占为庄田。 　　后来，皇帝也把官田变为私产。天顺三年（1461年）司礼监曹吉祥和养子曹钦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后，没收了他的庄田，作为官田。宪宗即位就用这些土地建立皇庄。当时给事中齐庄就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朱见深对这种正确意见不予理睬。到弘治二年，根据户部尚书李敏所奏，京畿皇庄有五处，一万二千八百顷，贤明如孝宗也没有想去解决这问题。皇庄之制的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武宗朱厚照即位刚满月就在京畿增建了七处皇庄，后来更是各地建皇庄，总数达到三百多处，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上行下效，诸王勋戚也乘机扩大自己的庄田，侵占了大量民田。因为土地资源的枯竭，犯罪而被没收的勋戚大臣的庄田有限，朱厚照即位以后，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这种做法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 　　直到武宗去世，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大统，在从湖北到北京路途的三十七天中，首辅杨廷和利用这个权力真空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消了皇庄，改为官田，所收租米纳入国家财政，并退还许多土地给百姓。朱厚熜即位后被杨廷和说服，认可了这些措施，取消了朱厚照增设的皇庄，在京畿之内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皇庄的规模回到正德朝以前的情况。他的儿子朱载垕对诸王勋戚的庄田实行了类似汉武帝的推恩制，每继承一次就减少一些庄田，减到二百顷为止，并且要受赐者向国家财政缴农业税，不缴税则没收庄田，这样问题才稍微得以缓解。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就藩，要求多给庄田。在明朝初年，亲王初年俸外，酌量给一些草场牧地，其中有以荒地河滩请求多给的，最多不到一千顷，而且户部（财政部）大臣有权上奏驳回，不完全听从其请求。就在百余年前，朱见深始建皇庄的时候，还有言官出来反对。到了这个时候，亲王占有大量土地作为庄田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再加上景王的封地德安（现属江西九江），当时‘楚地旷，多闲田’，所以户部讨论后就同意景王的请求，皇帝也批准了，开了很坏的先例。不仅如此，荆州的沙市不在景王的申请范围之内，景府派了太监去收租，知府徐学谟坚决不给，又在汉阳的刘家塥收取柴火税，推官吴宗周坚持反对，徐，吴二人都受到处分。当地其他土田湖陂被侵夺了数万顷，朱载圳飞扬跋扈可见一斑。四年以后朱载圳死了，朱厚熜对首辅徐阶说：“这个儿子一直图谋夺取太子的地位，现在总算死了。”（朱厚熜虽然没有立太子，按照长幼的次序应该是哥哥裕王朱载垕继位）。朱载圳没有儿子，死后妃妾都回到北京的府邸居住，封地被撤除，庄田重新收回为官田。 　　穆宗朱载垕的第四子朱翊镠是神宗朱翊钧的同母弟弟，四岁就被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年）就藩河南卫辉。开始朱翊镠因为是皇帝的同母弟弟就住在北京的府邸，他的王店、王庄遍布畿内。就藩以后，统统还给官方，财迷的万历派了太监接管，于是就变成了皇店、皇庄。皇族不仅占有庄田，并且开始把手伸到商业领域。朱翊镠就藩，认为经济损失太大，要求当皇帝的哥哥弥补。先是要多给赡田（赡养家口的庄田），他看中了从前景王的庄田共计四万顷，反正这本来就是亲王的庄田，户部就同意了，皇帝当然批准。朱翊镠觉得还是亏了，再要求把国家专营的食盐分给他一些，由他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取利。明朝的盐法是这样的：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 “引”有两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 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一“引”为四百斤。盐的收买方法是：各盐场定出每年生产的数目，由公家收买，称为“正盐”，支给工本。正盐每引四百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后，改米给钞，两淮两浙每引两千五百文钱，其余各处两千。官盐的运销，招商承办，以引为单位，每引纳米若干，收米入仓后，发给盐引，注明数量、取盐地点、运销区域。贩卖完毕，五日内应将盐引缴销，以防一引两用。在正盐中又分“官盐”与“客盐”两种：运至官仓，以供政府正用的，称为官盐；由引商凭引支取，合法运销的，称为客盐。此外便都是私盐。客商贩盐，盐不离引；否则亦作私盐论，处罚甚重，贩卖者处绞刑，买私盐食用的，罪减一等，也要充军。明初定制，以盐课收入充当边境军饷及水旱饥馑救灾之用，因此潞王这一项请求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国计民生和边防军饷的影响，后果极其严重。迫于太后和皇帝的压力，户部不得不同意。明史上还说对于潞王的要求‘无不应者’
五．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二） 　　 　　由景王始作俑，到潞王成惯例，从万历朝开始亲王们求请索取胃口越来越大，朱翊钧更是亲自带头，把朝廷的财政搞得一塌糊涂，最典型的就是朱翊钧的宠儿福王朱常洵。福王的封地在洛阳，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是常规的十倍。廷臣请王就藩，而神宗和郑贵妃一直把爱子留在身边不放。到了万历四十年（1613年），福王已二十七岁，首辅叶向高上疏力争，神宗总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到时候却又失信了，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礼部奏请东宫开讲、福王就国，神宗不报。四月间兵部尚书王象乾复行奏请，神宗的答复是：“亲王就藩按祖制是在春天，今年已经过期了。等明年春天再举行吧。”这算是比较充分的理由，但也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于是福王提出要求，也是条件，请拨巨额庄田。福王引景王和潞王为例，要四万顷庄田。这时候和二十多年前潞王就藩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国家没有多余的官田了。叶向高据理力争，说：“各省的田地，大的郡府才有四万亩，少的郡府只有一二万亩。从太祖开始以来，封国不少，如果每个亲王都割一大郡的田地，天下田土已经割完了，非但老百姓没有田，连朝廷也没有田了。”又说：“如果田亩够了才能成行，则要等到那一天就藩?圣旨说明年春天就藩，也是必须做到的！福王奏称祖制，祖训中有吗?会典中有吗?历朝的功令中有吗?.....自古亲王开国承家，必须循理安分才能够长久。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爱小儿子太叔段，为他请求大的食邑；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也爱小儿子梁孝王，要景帝封以大国，结果都还未传给下一代就败亡了。”引用郑庄公、汉景帝时代的故事，所说的话非常深切，很有警示的意思。 　　叶向高这些言论使郑贵妃很不高兴，据《表忠记》载，她派太监去看叶向高说：“先生全力为东宫太子着想，请分一些恩惠照顾福王吧。”叶向高正色答道：“这正是老臣全心全意为福王考虑。趁现在皇帝宠爱眷恋的时候启行，宫中如山之积的珠宝财物，随心所欲地要求资赠，所得可以比正常的多好几倍。倘若时势改变，只能得到常规的东西，额外丝毫难得。况且历年来因为福王迟迟没有就藩，大臣言官对此有很多意见，人言可畏啊！福王一旦就藩，所有误解都得以冰释，福王更能够得贤明的声誉。老臣怎麽没有为福王周到细致地考虑呢?”这番话软中有硬，实际上是提出警告，要福王知趣，皇帝已经五十多岁，年纪不小了，万一宫中“出大事”， 皇太子即位，那时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就很难说了。太监回到宫里，据实回报郑贵妃。郑贵妃深感叶向高说的是老实话，决定遣爱子就国，但仍旧提出很苛刻的条件：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府。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项，以最后一项影响最为严重。福王所得的盐引，自然照官盐算，每引四百斤，合计便有五十二万斤。事实上远不止此数，《明史》中就说“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除这一对国家财政的直接影响外，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开中法”。边境军粮，如由内地运去，费用甚巨，明朝官营食盐有一个“开中法”，叫贩盐的商人在边境粮仓缴粮，给予盐引，赴指定地区运销，则公私两便，所以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明朝产盐的主要地区有六，运销的地区有明确的规定，洛阳一带行销河东即山西的解盐 。而福王的盐是两淮的盐，因为淮盐品质最好，盐价较贵。福王把淮盐运了来，在洛阳开盐店，为了让老百姓只买他的盐，奏准洛阳改食淮盐，而淮盐只有“福记”的盐店才有。这一来解盐就少了个大市场。既无销路，自然没有人愿意到只给解盐盐引的边境粮仓缴粮，边饷随之支绌。于是户部和兵部奏请将福王府的盐改由河东支给，希望打开解盐滞销的局面，同时请求福王府不可与民争利。所得到的结果只有两个字：“不报”即不予理睬。 　　第一项条件也非常扰民。因为河南的良田不足两万顷，要在山东、湖北另外再找田补充，这下又给那两省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福王府的“伴读”、“承奉”等官，驿骑四出，所至骚动。照会典所载，王府的赐田仍由原来的佃户耕种，每亩征银三分，作为租税，这原是古代封建“衣租公税”之制，历代奉行不改。但是福王却要自己管业，自己派出人去清丈、划界，借故断人家田地的水道、挖人家的坟墓，借以敲诈勒索，地方官纷纷奏陈，一概得不到解决。这样闹了有半年才大致定局，湖广的田不足，又减一千顷，福王实得庄田一万九千顷。正史及野史记载了福王就藩前后神宗和郑贵妃对爱子的难舍难分的情形。郑贵妃还想留福王不遣，找到一个理由，说留他过了太后万寿再走。李太后不领她的情说：“你要留福王为我拜生日，我的小儿子潞王是不是也可以叫他入朝呢?”郑贵妃无话可说。根据朱元璋立下的规矩，福王只能三年一朝，父母惜别爱子，彼此又为此后的会少离多不知哭了多少场。直到崇祯朝，白头宫女为思宗及田妃话万历旧事，说福王已经出宫，神宗及郑贵妃难以割舍，三次召还，每次都要留好几天才让他回洛阳去。朱翊钧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怠工皇帝，亲政三十八年有二十几年不上朝，不要说一般大臣，就是首辅要见他一面汇报工作，也很困难。而福王留京的王府官员，特准持有通行证通过中左门出入宫廷，如果有所陈述要见皇帝，早上报上去，晚上就可批准。 因为有这样的特权，在万历朝走福王的门路是最靠得住的。 　　为了使皇帝和郑贵妃放心，也为了让福王安心，叶向高动足了脑筋。亲王就藩向太子辞行，照规矩，太子坐受四拜；而福王就藩，太子常洛特别客气，起立辞谢，受了两拜，又执手送至宫门，殷殷话别。太子这样做法是受了叶向高的教导，目的是要争取郑贵妃的好感，使太子能够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果然，太子这番友爱，神宗和郑贵妃都非常高兴，而且也颇感意外，想不到太子居然丝毫不念旧恶。 　　福王在洛阳的生活极其奢华，整天在府中饮酒作乐，他还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陕西高迎祥、李自成揭竿起义的时候，河南遭遇大旱和蝗灾，达到人吃人的地步，大量福王庄田的佃户饿死在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尽天下财力养肥了福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有金银百万，却叫我们受饥挨饿，死在农民军的手中。”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当时正在洛阳家中居住，听到以后非常害怕，以其中利害关系告诉福王，要他注意这情况，行为收敛一点，朱常洵却毫不在意，依然故我。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河南，洛阳城内的守军响应农民军，李自成的军队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王子朱由崧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1643年崇祯皇帝让朱由崧袭福王爵。这位第二代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在生活上荒淫无耻，在政治上是个白痴，被后来史家称为“愔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而且弘光政权这麽快就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是由于他的愔弱。也许一开始就由桂王朱由榔来当南明朝廷的皇帝，后来的情况会好一些，毕竟朱由榔在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十六年的抗清复明活动。但是朱由榔的父亲朱常瀛是朱常洵的弟弟，按长幼的顺序只能朱由崧在先，历史就是这样爱作弄人。 　　瑞王朱常浩是神宗第五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太子，同一天封福、瑞、惠、桂四王。朱常浩年纪到二十五岁还没有选婚。群臣纷纷上奏章建议皇帝快点儿完成王子的婚事，朱翊钧都不予理睬，同时几乎每天都向户部索取国库中的钱为婚费，拿了十八万两银子藏在宫中，还说这点钱连准备冠服都不够。天启七年瑞王就藩汉中，赐庄田三万顷。福王就藩，内廷积蓄都用空了，太监藉口诸王要行成人礼和结婚，向户部索取国库中的钱以充实宫中，所需动辄数十万两银子，还要相应的珠宝，一直弄到国库空虚，户部没办法给为止。惠王朱常润和弟弟桂王朱常瀛年龄二十了，都没有选婚。到后来兵荒马乱，才马马虎虎成礼。朱翊钧这些做法使明朝经济加速崩溃，所以说明亡于万历，一点也不错。 　　明朝后期的皇帝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和豪绅手中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不算皇庄，仅属于皇室诸王等宗室田庄的土地就达到7268691亩（接近484580顷）。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在农业社会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而诸王无止境地扩充庄田，是农民失地的重要原因。虽然在明朝的中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些农民成为矿工或织工，但是大多数沦为无业流民，失地的农民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由此可见，上述明朝宗室的作为是导致明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是到了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中国社会，农民的失地也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耕者有其地’一直是被近代中国政治家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毛ze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实行土地改革。虽然一个是采用强行剥夺的暴力方式，一个是采用政府赎买的和平方式，但都是要达到耕者有其地的目的。即使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远远不是农业社会，中央政府仍然很重视这个问题，要求各地一定要妥善安排由于经济建设需要而失地的农民的生活，但有些地方还是出现了矛盾激化的情况，其原因就是当地干部漠视失地农民的生计

小学生

燕王房：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终于搞明白了明朝皇帝的辈份。

弥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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