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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义
章太炎(1869—1936)是近代非常著名的人物,研究他的老师与他的学生对待中医的态度,可以见证中医的历史地位。
章太炎,原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炳麟,因为仰慕顾炎武(顾炎武名绛)而改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其曾祖父章均,余杭巨富,曾创建召南书院、章氏义庄等。他的祖父章鉴(1802-1863),“少习举业(指准备参加科学考试),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后来成了一名为乡人治病的专业医生,曾被太平军指定为乡官。他的父亲章溶(1825-1890),曾任河南按察使,并任杭州诂经精舍监院多年,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其兄章篯还曾得到为慈禧太后疗病的钱塘名医仲昂庭先生的亲炙,章太炎先生问学于兄长及仲昂庭,而且能“常得传”。所以章太炎家庭“三世业医”,有从事医学“行医济世”的优良传统。尤其是他的伯父章筏,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多方面的指点。
章太炎先生回忆说:“我的祖父晓湖先生,家有章氏义庄一千多亩,不喜做官,自设春风草庐,讽咏教读为业。并搜集了宋元明旧刊的线装书,约有五千卷之多。中岁之后,喜欢研究医术。因家境还富裕,诊病不收诊金,时常为贫苦农民免费赠药。他的药方,往往只用五六味药,可是任何重症的病人服了他的药,不到几天就豁然痊愈了。天平天国时,家道已中落,我的父亲香先生只挟了一部《章氏家谱》逃难[1]。”
章太炎从幼时,跟随外祖父朱有虔、父兄治经学和文字、音韵之学,并接受了外祖父不满清朝统治,崇尚明末爱国人士义举的思想影响。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大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并问学与黄以周、谭献、孙怡让等经学大家,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1895年,章太炎参加了康有为的上海强学会,1897年任《时务报》撰述和《经世报》编辑,因参加维新运动被通缉,1898年避往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2年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号召推翻满清政府。旋回国与蔡元培等共组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学社。1903年在《苏报》上发表革命排满文章,为邹容《革命军》作序而被捕入狱,在租界做洋牢三年。1906年出狱后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后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任会长。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宣传“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认为满清朝廷已经被推翻,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民国,就应该功成身退了。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民国”的国家名称,是章太炎在日本最先提出来的。1913年宋教仁被刺后,参与反袁斗争,被袁世凯禁闭起来,他进行绝食斗争。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他被认为是反袁的英雄。1917年7月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1922年在上海组织联省自治促进会,1924年脱离孙中山改组的国民党,1934年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1936年病逝于苏州。
读了上面关于章太炎的简介,现在的年轻人很难建立具体的印象,还是让我们截取其中的历史片断,更加细致地看看章太炎对于当时中国青年的影响吧。
他1906年东渡日本时,曾在留学生界及同盟会的欢迎席上说了这样的怪话:“大凡非常的议论,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亦不敢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人,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形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这就是章太炎的性格,他此前到日本的时候,户籍警察要他填表办户口,他在“出身”之后填的是“私生子”;在“年龄”一栏填的是“万寿无疆”;在“职业”一栏填的是“圣人”。弄得日本警察啼笑皆非,向把他驱逐出境,由梁启超出面说清才算了事。
日本是章太炎的“福地”,他在那里收获了很多弟子,这些弟子影响了近代中国学术界,也影响了中医的命运。在那里收了黄侃、钱玄同、朱希祖、汪东、马裕藻、龚宝铨、康宝忠、余云岫、周豫才(鲁迅)、周启明(作人)、许寿裳、沈兼士、沈尹默、杜羲等作弟子。一时之间,人们都以成为章门弟子为荣。说来,章太炎收这么多未来的著名学者作弟子,完全是出于偶然,甚至是一种恶作剧。
当年他主持同盟会的《民报》,晚间正在看书的时候,楼上却飘下来一股尿液,他当即对这没修养的行为大骂起来,楼上也回骂不止,经四邻劝解,楼上的20岁青年黄侃方知道他骂的就是大名鼎鼎的章太炎。在一翻赔礼道歉之后,他却提出来拜师的要求,章太炎也乐意收下这位敢作敢当、知过即改的好学青年。他在为黄侃讲授国学的时候,“讲习会”弟子阵营不断扩大,渐渐地成了一个班,他们一起学习、讨论诸子学、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等。100来位留学青年思想火花的激荡、碰撞,为日后中国学术史留下了许多美谈。当然,学生里“离经叛道”的也不少。
在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时候,鲁迅先生任职于教育部,每天研究碑帖,应该说与章太炎主张的国学是一致的。后来钱玄同鼓励他走出书斋,投身新文化运动,因此,才有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发表,为沉闷的中国带来一丝新鲜的空气。但是,钱玄同日后在《新青年》上大肆渲染取消汉字,却走到了保存国粹的反面,他的大师兄黄侃对此甚为不满,同学之间分道扬镳也就成为了必然。
章太炎对于弟子们不同的学术主张,往往是宽容的,甚至有不少纵容。因为人本事大了,难免恃才傲物,章太炎就常常不可一世,他的几位弟子也如乃师一样,脾气都不小,搁一起便难免磕磕碰碰。30年代初,章太炎带着黄侃到北京讲学,钱玄同对老师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对师兄黄侃却根本不买账。有一天,在章太炎住处,黄侃开玩笑地对钱玄同说:“二疯,你来前,我告你!你可怜啊!先生也来了,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地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玄同顿时翻脸,拍着桌子厉声说:“我就是要弄注音字母,要弄白话文,混账!”章太炎闻声赶来,哈哈大笑,排解说不许再争什么注音白话文,都给我念日语字母。章的意思十分明显,想想当年在日本一起学习的同门之谊,有什么好吵的[2]。
也许章太炎在这个时候,想起了自己与老师俞樾的不愉快经历。那是他在1900年出席容闳“张园国会”,反对“一面排满,一面勤王”,并当场割下自己的辫子,表示与清朝彻底决裂之后的事情。1901年,他去苏州拜望恩师俞樾,没有想到被俞樾大骂“不孝不忠”、“非人类也!”章太炎为了自己的理想和解救中国苦难的同袍,反对腐败的清朝政府被老师认为“不忠”,不听老师的劝告被当作“不孝”,而且还被俞老夫子骂成“非人类也”,那该是一件多么难堪的事情啊!他的内心里充满了委屈,也充满了愤怒和决绝的执着。因此,他写下了《谢本师》一文,与老师“道不同不相预谋”地“拜拜”了。
章太炎在看待中医的问题上,与俞樾先生的观点就更不相同了,他对于中医有很深的感情,曾经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一,还是史学第一?”他朗笑三声,答道:“我是医学第一”。这不仅反映了他做人的磊落,不以医学为末流,更不怕有人说中医落后,而欲加以取消。说来也是巧合,在章太炎的弟子里,鲁迅骂过中医,余云岫更是把取消中医当作“医学革命”.
章太炎1934年已经66岁,进入了垂暮之年,他仍然壮心不已,在苏州设立章氏国学讲习会,为保存、传播中华文化而奋斗。说起来“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兴起,与章太炎的两个中医徒弟陈存仁、章次公参与促成有关。
此前章太炎早已淡出政治舞台,在上海以“卖字”为生,也就是他对蒋介石说的“靠一支笔骗饭吃[3]”。其实他只“喻于义”,而不关心“利”,为人卓而不群,给人写字的时候从不奉承,有时因蔑视权贵而给人写的字,令附庸风雅的求字者哭笑不得,比如他就写过“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礼义廉”的对联,求字的商人高兴地悬挂了很久,才知道这是章太炎骂他“忘(王)八”“无耻”。因此,他曾经陷入生活的窘困境地,不得不为一筒烟、一罐酱、一瓶臭豆腐而给人写字。
章太炎由于穷困和居室狭小,没有佣人。陈存仁1928年拜师章太炎,为的是学习国学,他目睹了老师的种种窘境,也为师母汤国梨女士多次跑菜市场,置办生活用品,甚至为应付催交20个月的房租而代她去找人要钱票。陈存仁为了缓解在章家打杂的辛苦,和避免跑当铺典质的心灵痛苦,才介绍了同学章次公前来拜师。此后老师家的很多杂事,都是由章次公来打点的。
两个中医学校刚毕业的穷学生,与一个已经“过了气”的国学大师,一起探讨国学,也一起体验生活的艰辛。章次公原来的名字叫章成之,因为倾慕章太炎,所以取字为“次公”,就是要做章太炎那样的事,那样的人[4]。章太炎先生也非常喜爱章次公,称他看病“胆识过人[5]”,又说他的脉案“笔短如其人”。
章太炎后来的时来运转,是他带着陈存仁、章次公、汤国梨三人去杭州的一次旅行开创的。本来生活拮据的章太炎是无法到杭州旅游的,可巧1929年之后的一个春节,杭州昭庆寺的方丈慕名前来,求了几副字之后,很客套地说请太炎先生有空去杭州玩,“吃住全由寺里供给”。章先生信以为真,方丈走后他立即就要去杭州。无奈之下,汤国梨女士筹了20元钱,陈存仁、章次公每人带了4元(每人单程三等车厢的火车票需要一块八),一行四人就去了杭州。寺里的知客僧本来极势利,但是,碍于章太炎大名人的情面,不得不开了两个房间。然而,始料未及的是,章太炎的到来,惊动了当地的记者,第二天杭州各报的报道接踵而至,“香客”猛然增多,多是为看章先生而来,或来求字,或欲拜师,章太炎每到一地,都是跟踪采访的记者。
值得一说的是,章太炎到达的第二天就要去俞樾的故居寻旧。他于1901年作了《谢本师》之后,与老师“划清了界限”,再也没有见过老师。二三十年之后,老师也已经过世多年,他却穿起长袍马褂,也要陈存仁、章次公穿这样的旧时服装,要去瞻仰老师故居,其心情是相当复杂的。不料,来到老师故居,却被看门的老妇“扫了出来”。章氏师徒三人虽自讨没趣,竟然学起了程门立雪,一定要等到门再开时,再进去祭奠。等了两个时辰,终于等来了开门。在这等待的两个时辰里,他们谈到了当年的西湖,西湖的小桥流水、河堤、风物,也感慨了世事的沧桑,在这样的闲谈里度过了两个时辰,执着的信念,毕竟使他们登堂入室,不虚此行了。
陈存仁先生回忆说:“曲楼门开,有一个中年人走出,章师就诚诚恳恳地向他说明来意,那人自称姓陆,并说:‘曲园已数度易主,所以屋内没有一人是姓俞的。’章师乃要求到园里去‘耍子’(杭州话游览之意),主人即陪我等入内。庭院中,有枇杷树两棵,章师指说:‘这仍是旧时之物。’到大厅中,又见一幅横额,写着‘春在堂’三字,说:‘这也是曲园老人的遗墨’。就命我点起香烛行三跪九叩首礼。陆姓在旁看得呆了,章师又说出左边厢房,即是旧时他的读书处,要求拿出纸笔要留几个字,但是主人只有笔墨而无纸,章师即在墙上题了两首诗,黯然而别。[6]”章太炎按照传统,执了弟子之礼,他的内心里必定是翻江倒海一般;俞老夫子在地下或天上做何感想,也无人能知了。
章太炎在杭州昭庆寺讲学三天,收徒多人。第一天讲的是“经学源流”,对于康有为“古今伪经考”大加抨击,听者兴趣盎然;第二天讲“清代国学”,更加精彩,大家兴高采烈;第三日讲“小学大义”,尽管阳春白雪,能听懂者寥寥,但是大家都是冲着章太炎“追星而来”,仍然把讲经堂挤了一个爆满。然而客居之地不宜久留,何况已有消息传来,上海的家里进了窃贼。他夫人深知家贫,竟说“尽偷无妨”。章太炎坚持要回上海,因为他担心家里收藏的宋元刻本的医书30多部被盗,那都是宝物,回家后见完整无缺,章先生乐得大笑。
章太炎在杭州时就说:“以后讲学,改在沪寓”。返回上海之后,师母汤国梨与陈存仁、章次公商量应付学生的方式。他俩建议成立章氏讲学会,公开招生,考试录取。汤国梨不愧当世才女,也办过学校,开过报馆,她所写的一纸招生广告,引得海内广泛响应,张学良赞助三千、孙传芳赞助两千,政界名流,纷纷解囊襄助,不出一月,筹集光洋三万元。章太炎与陈存仁、章次公商量办学大事。因此,章太炎才有了在苏州置屋办国学讲习所的资本。
1927年王一仁、章次公、秦伯未等七人筹建上海中国医学院,章太炎鼎立相助,出任院长。因为学术主张不同,1929年由徐衡之、章次公、陆渊雷等另行成立上海国医学院,仍然由章太炎先生任院长[7]。
在苏州,人们经常看到,一位老车夫,拉着一位老先生,上下车时两个人都颤颤巍巍的,不知是谁在照顾谁。课堂上,章太炎像一座木雕一样坐在那里讲课,一股股青烟袅袅地在头上盘旋、升腾,久患鼻渊的章太炎,以苍老而不太清晰的杭州土音,传播着国学精义。
章太炎先生秉性耿直,好讥评显达,而对于后学,却又奖掖备至。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性格,与他的老师章太炎如出一辙。
辛亥革命之前,章太炎就接触了大量西方自然科学的书,到日本之后,他一方面为留学生传授国学,一方面大量搜集西方哲学著作,为推翻清朝专制统治写了大量的启蒙著作。章太炎受到青年人的爱戴,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与孙中山、黄兴一起,被人们尊称为“孙、黄、章”三位杰出人物。
辛亥革命胜利后,他总结说:“清失其鹿,民国肇兴,虽不血刃,百日而成,追惟事前经营之力,所以摩荡人心者,盖十有余年矣”。他对自己在启蒙方面的贡献毫不掩饰,他说:“夫推历史民族之义,足以为全国斗构,故举兵不为犯顺,推亡不为篡盗”,他反清朝建共和的正义主张,为民主革命建立了思想基础,对于推动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爱国主义是章太炎一生最鲜明的特点,早期反封建统治,后来提倡国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他都进行了义不容辞的斗争。他说:“上天以国粹付余”,“闳硕壮美之学,而斩其统绪,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8]”他把捍卫中华文化,当作自己的历史责任。他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他说“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有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赏爱”。“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契合者”[9]。
1908年,旅居巴黎的吴稚辉等《新世纪》派,提出中国文字是“野蛮”的、“落后”的,要用“万国新语(世界语)”取代汉语。他们说汉语已经不能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其意义为野蛮无意识之混合,绝无存立之价值”,“汉土之文,不在摧烧之列,即为送入博物馆之料”[10]。“中国文字为野蛮,欧洲文字较良”,“弃我中国之野蛮文字,改习万国新语之较良文字,直如脱败絮而服轻裘,故无所用其更计较。[11]”章太炎为此写了《规〈新世纪〉》《驳中国用万国新语》等文章,他指出,语言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与“国民之性情节族”、“文史学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破灭。他说:“尽用彼语(世界语),则吐辞述学,势有不周;独用彼音,则繁简相差,声有未尽。谈者不深惟其利病,而侥焉以除旧布新为号,岂智有未喻,以骛名而不求实之过哉!”他说:“为甚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历史的用处,不专在乎办事,只是看了历史,就发出许多爱国心来,是最大的用处”。五四时期,他的学生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此前10年他已经批判过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失去东北三省,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章太炎拍案而起,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呼吁国人起来抗日,一方面以他的历史知识号召人们爱国抗敌。
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日益暴露。1932年3月24日,64岁的章太炎在燕京大学发表讲演《论今日切要之学》,他说:“现在的青年,应当明了是什么时代的人;现在的中国,是处在什么时期;自己对国家,应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切问题,在历史上,可以全部找到明确的指示。----一国的历史,正象一国的家谱,其中所载尽是以往的事实,这事实即历史。若一国的历史已经没有了,就可知道这一民族的爱国心亦一定衰了。[12]”一位老人,面对着北京大学的热血青年们,侃侃而谈,他们交流,他们共振,同呼吸,共患难。
他说:“外人所深忌者,莫若黄人自觉,而欲绝其种姓,必先废其国学”。“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所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在国难深重的中国,在许多人弯着腰、或者趴在地上看世界的时候,这样一位老人,忧国忧民,挺身其间,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大声疾呼,今天读来,仍然感人至深。
他说:“吾闻处竞争之世,徒侍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13]”章太炎先生远见卓识,他以大海潮音的气魄,发出狮子一般的吼声,怎能不引起人们的敬仰!
这也许是钱玄同五四之后不久,就对当年废除汉字的过激言论后悔不已,“惭汗无地”,进而深修国学的原因吧[14]。
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医的关注,也应当是出于对于中华文化的热爱,和他对于国计民生的关怀。虽然他在流亡日本期间,为孙中山、黄兴开过中药方,1910年写过一篇《医术平议》,但是,他对于中医的关注主要在1924年之后。1924年章太炎撰写的有关中医的论著,就达到11篇;1925年有6篇中医论著;此后,一直到1935年,几乎每一年都有多少不等的关于中医的论著问世。他对于中医的经典著作非常熟悉,尤其推崇《伤寒论》,出口成章。
章太炎不仅是“国家级”的大政治家、思想家、学问家,而且也应当是造诣很深、著作丰富的中医学大家。他在反中医思潮泛滥的时候,不是看不起中医,而是挺身其间,为中医说话。他说:“取法方东,不震远西;下问铃串,不贵儒医。通天人、陈五运者,医之稗荑;多议论、少成功者,虽是亦非。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名不苟得,以疗者之口为据”[15]。
由于当时没有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章太炎对于中医的认识也不全面,甚至表现出来轻视中医理论的倾向,这种影响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章太炎在1926年的《医界春秋》上,发表文章“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除五行。
章太炎先生论述说:“禹之大府曰,水火金木土谷。此指其切于民用者也。五行之官曰:勾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此犹今世有盐法、电气、河道之官,因事而施,亦切于民用者也。逮《洪范》所陈,亦举五行之性耳,生克之说,虽《洪范》亦无其文。”
章太炎先生这些论述,是为了说明“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在这里的金木水火土,的确是五种元素,是与西方四元素说学相似的“五元素学说”,与印度的地水风火的“四大”学说也是很接近的。“五元素学说“与五行学说不同,“行”是运动,五个元素在运动之中,充满了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关系,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生克制化”。所以,我们说五行学说,重在“行”而不在“五”;五元素学说,重在“五”而不在“行”。
章太炎先生说:“尤在泾《医学读书记》举客难五行论,语亦近实。在泾欲为旧说弇获,不得不文饰其辞,然亦可知在泾意矣。”借与客人问答的形式,批判五行学说,由尤在泾开始。尽管如此,由于没有洋务运动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人们思想上还没有全盘西化的影响,尤在泾的批评不会有强烈的“冲击力”。
章太炎先生接着论述说:“医之圣者,莫如仲景,《平买》《辨脉》及《金匮要略》,发端略举五行事状,而他篇言者绝少。”张仲景的著作,以辨证论治为主,外感以六经辨证论治,杂病以脏腑辨证论治,很少提五行学说。因此,在近代一片废止五行的呼声里,张仲景的学说倍受重视,医圣的地位更加突出。
因此,章太炎提出来他的观点:“今即不言五行,亦何损于中医之实邪?五行之论,亦于哲学何与?此乃汉代纬候之谈,可以为愚,不可以为哲也。”
由于章太炎是国学大师,此论一出,中医界为之震惊,有人与章太炎辩论,章先生果断地说:“夫中医不可废也。然或谓中医为哲学医,又以五行为可信。则前者近于辞遁,后者真令人笑耳!⑥”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知道古代关于五行配五脏的学说,是不统一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配属学说。他说:“五脏之配五行,《尚书》古今文二家,已有异议,郑康成虽从今说,乃注《周官》‘疾医’云:肺气热,配火;心气次之,配土;肝气凉,配金;脾气温,配木;肾气寒,配水,则犹从古书也。以此知五行分配,本非一成,犹之天之赤道、黄道,及月行之九道,近代变九道称白道,于测天之实,不相干也。”
章太炎先生所说五行配属,可以有不同的方法,但是已经建立的医学模型理论,就不能再模棱两可,必须走向统一,以便于交流和发展。中医学经过几千年的积淀,选择了与《周官》“疾医”五行配五脏不同的方式之后,并没有发生歧义,整个中医学界是一脉相承的。章太炎先生在此处引用不同的五行配伍方式,除了表示他渊博的学问之外,就是为了他主张的“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找依据,是为了否定五行学说的理论指导做铺垫。
章太炎先生还说:“仆尝谓脏腑血脉之形,昔人初尝解剖而不能得其实,此当以西医为审。五行之说,昔人或以为符号,久之妄言生克,遂若人之五脏,无不相滋乳,亦无不相戕害者。晚世庸医,籍为口诀,则实验可以尽废,此必当改革者也。”
章太炎先生主张废除五行,其出发点仍然是以中医科学化为着眼点,而科学化的的标准,是以西医解剖实证为标准的。这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思维方式,即使是主张保存国粹的章太炎也这样主张,可见中医学生存的环境已经到了多么艰难的境地。这就好像一棵植物的生命一样,周围的环境、气候、土壤发生了变化,它的未来不是茁壮成长,而是逐渐萎缩,甚至逐步迈向死亡。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不是哪一个人的责任。
《素问》说,“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又说:“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与天地互相交流,升降出入不息,因此才能“生长壮老已”。
《内经》又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五味入口,藏于肠胃”。本来是天经地义,不可否定的事实。“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四时之气,充养五脏;四时之气,更伤五脏。怎么能说五行与五脏没有关系呢?
否定阴阳五行理论,把阴阳五行等同于巫术迷信,是那个时代的新潮流。另外,章太炎先生不是临床医生,对于阴阳五行在临床工作之中的指导作用,了解不是很深入,因此,受时代影响故有此说。但是,此说影响了他的弟子章次公,使日后这位卫生部的顾问,因为他的主张而陷入被动,关了软禁,被迫学习马列四个月。
章太炎先生晚年说自己:“少年气盛,立说好异人,由今观之,多穿凿失本意,大抵十可得五耳。假我数年,或可以无大过。[16]”大师谦虚严谨的精神,也颇值得后人学习。
章太炎重实践、戒空谈,研究中医,发扬中医学术的精神,仍然在人们的心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神输之针,灼艾之治,于足治头,于背治胸,远西刃割之医弗能为也”[17]。他善于吸收西医的长处,在他担任校长的中医学校里,也都是兼开西医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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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薛慧山、追忆章太炎先生、见王大鹏选编《百年国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第一版(1)、131页。
[2] 叶兆言:恃才傲物的钱玄同、引自《周末》2003年3月13日
[3] 陈存仁: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见王大鹏选编《百年国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第一版(1)、145页。
[4] 孙砚孚口述、孙固笔录、忆我的老师章次公先生、见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南通市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主办:《中医学家章次公百岁诞辰纪念》、49页。
[5] 朱良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章次公先生生平及其学术思想、见朱良春主编《章次公医术经验集》428页。
[6]陈存仁: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见王大鹏选编《百年国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第一版(1)、146页。
[7]孙砚孚口述、孙固笔录、忆我的老师章次公先生、见上海市中医药学会、南通市良春中医药临床研究所主办:《中医学家章次公百岁诞辰纪念》、50页。
[8]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129页。
[9]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248页。
[10]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305页。
[11]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254页。
[12]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256页。
[13]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249页。
[14]邱巍:《钱玄同和他的家族》,选自《书屋》二〇〇六年第八期
[15]孟庆云:我是医学第一——章太炎先生的医学情缘、中国中医药报、2003、8、25
⑥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260页
[16]陈存仁: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见王大鹏选编《百年国士》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2月第一版(1)、152页。
[17] 陶绪、史革新著: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1月第一版、133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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