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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转载经征得作者桐源居士同意。内容出自桐源居士著作《百年堪舆——龙主沉浮》“沫水湍浊
文笔插天——郭沫若”一节 按:谁是现代中国最大的流氓才子?郭沫若。 文章写得好,历史学上也有很高造诣,是为“才子”;持有自由主义思想,玩弄女性,是为“流氓”;影响广泛,地位尊崇,是为“最大”。上世纪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中,鲁迅对“流氓加才子”的指摘,虽非专指郭沫若,但在许多人心目中,郭正是“流氓加才子”式的人物。 郭沫若何以成为现代中国最大的流氓才子?这还得从风水上追根溯源。 峨眉山、二峨山,是郭沫若故居的祖山。祖山行度,有哪些特征与郭沫若的经历相合? 迥异于祖山的雄浑,郭沫若故居前砂格外灵秀。雄浑的龙身、坚强的倚靠与文贵十足的前朝,奠定了郭沫若人生的基础。郭不仅有文学上的杰出成就,还是政坛的“长青树”。其稳固的地位、丰富的内心世界和一塌糊涂的感情生活,是如何与风水相关联的? 大文豪郭沫若身上,尚有许多谜团待解。让我们从风水切入,走近辉煌的郭沫若、矛盾的郭沫若。
世界文豪 一代风流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号尚武,笔名郭鼎堂、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文豪。
郭沫若 郭开贞于 1919年9月11日首次用“沫若”笔名发表诗作,“郭沫若”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郭出生在一个中等地主兼商人的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弃医从文,组织“创造社”,积极从事新文学运动。“五四”时期,发表新诗《女神》等,成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人。1926年任广东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创作了多部历史剧和战斗诗篇。 被誉称“世界级文豪”的郭沫若,生平著述收有《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其诗歌《女神》、《凤凰涅磐》、《天狗》和剧作《屈原》里面的那种火山爆发似的“癫狂”和浪漫,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了几代人。 郭沫若的成就,表现在其作为作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等多个方面。所著《甲骨文字研究》、《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等,曾在学术界引起震动。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即使在风雨飘摇的“文革”中,郭沫若也保身有术,屹立不倒。
郭沫若的杰出才能与地位,以及他的生活,究竟与风水有些什么关系? 绥山高贵 文笔插天 郭沫若故居位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沫水街,建于清嘉庆年间,坐辛向乙。 郭氏故居太祖山是大名鼎鼎的峨眉山。自峨眉山起至郭氏故居,其间20余公里行度,历经距离虽然短暂,但山地变化、风水蜕变之完备,令人惊绝。 巍峨高峻的峨眉山,雄踞四川中南部,东邻四川盆地,山体略呈南北走向,主峰万佛顶,海拔3098米。峨眉山是天下名山,金顶上多见宝光,亦称“峨眉光”、“佛光”,年平均出现次数之多,居世界第一位,更给这座名山增添了一层神秘的光环。 南北展布的峨眉山,一脉承接万佛顶的气势,自西北向东南跌宕而下,迅速完成蜕变。龙脉并没有贪图东面的万千锦绣,径直东出四川平原,而是在东北和南部两翼拱卫下,闪身往东南而去,仅五、六公里,即下探进入低山地区,进而与丘陵相间,再数里有大溪河水相隔,过水后重起,约三、四公里后又有头道河隔断。随着河丘相隔,龙脉经历三次规模较大的跌断过峡,一起一伏,于沙溪乡东面重又崛起二峨山。
故居北靠的二峨山(绥山) 二峨山,又称绥山,海拔1909米,是郭氏故居的少祖山,又为父母山。绥山是一座什么样的山峰呢? 引:在87年的人生经历中,郭沫若有一段特殊的岁月,曾两度投笔从戎,建功军旅。一是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因功由宣传科长升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军衔由中校至中将;二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中将军衔,共产党序列排名仅次于朱德、周恩来。 两为国民党中将的郭沫若,后来并没有出现在新中国开国将帅的行列里,而成了闻名世界的大文豪,这当中莫非有风水的作用? 从风水上看,这是一顶列屏开张、南北绵延10余公里的金水帐幕,中峰为高为尊,圆金星体,为盖星中的大武星盖。大武星盖下,脉从中透,经潜藏脱卸,尽于大渡河边。郭氏故居就在绥山之东三、四公里处,离大渡河约 1公里的地方面东而建。 峨眉金星呈秀,绥山为峨眉第二峰,秉承峨眉秀气、武曜霸气,又尊为大武星,中抽之脉撞背而结,郭氏故居注定贵耀至极。
大武星盖 毫无疑问,起祖峨眉山的郭氏故居,祖山高贵,经历了反复多次的跌断重起,穿河过脉,龙脉灵动无比,后靠绥山大武星而建,厚重无疑,实为峨眉山东南之脉的真龙大结。然而,与其它大结作之地的龙行距离相比,郭氏故居略为短促。从另一个角度讲,峨眉山、绥山高山行度结作,距离短了,亦存在脱卸难清的问题。这不禁让人对郭氏故居的实际风水价值打了问号。 大结作地,一般须有数十里以上的行止,否则难以完成脱卸融聚,跌断重起,从祖山到结穴的整个过程。但风水术从来就没有规定过一定之数,须视具体情况而定。郭氏故居,从祖山起磊磊落落数十里,符合大结作地关于行止距离的一般性要求,并无不妥。峨眉山、绥山均为名山,气势非凡。龙脉经历了重要的脱卸,使高峻之山变得蜿蜒灵秀。临结作之所,亦远离高山数里之遥,于平野之中面河而结。这说明,没有三过其峡,二渡其河,重新特起后再次临河而结,龙脉的蜕变要想在短距离内完成是不可能的。经过了干净彻底的变化剥换,郭氏故居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大结作地的基本条件。 从结作规律看,龙脉要在如此短的距离上完成大结作地的所有变化程序,峭峻高危,自天而降,奔腾而下,从不间断,如入朝大座,勒马开旗,这是一种选择,根据峨眉山的高峻,这种变化是最为合理,也是完全能够接受的;另一种方法则是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充分脱卸,出老为嫩,变粗为秀,过水临河而结。显然,郭氏故居就采取了后一种形式。而正是龙脉的这一选择,使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文豪。 值得注意的是,峨眉山东南而下的龙脉,如若一气呵成,大渡河边则必然又多了一位声名赫赫的将帅。即如现在经脱卸后的大挫大断,河边出生的这位主人也还是没有枉费大武星盖的威力,曾经随着北伐战争的炮响而做了军中要人。1926年,郭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中将副主任、代主任;同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部队总政治部主任,为起义之核心人物之一;抗战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郭沫若故居地形图 金星行度,背靠大武星而建,主人尊贵,有尚武迹象。前朝震、巽两支高大文笔间,山峦连绵起伏,一前一后连袂而排,呈马鞍状,结合两峰间金星鼓角分析,预示主人虽文贵为主,以文扬名,但亦有武职虚位之应。鞍形,有解鞍下马与攀鞍上马之别。马鞍作为前砂的一件应星,需要结合它山判断其归属和功用,旁有文笔高插,则以文笔为主,应武中文,军中文人。郭氏前列马鞍,为解鞍下马,非攀鞍上马,其军中经历与风水含义相合。 背负绥山,濒临大渡河,建在河边平坦地形上的郭氏故居,本身无青龙、白虎,实有外围补足,明堂周密团聚,大江横列。阳宅与阴宅关于龙虎的要求略有不同,比较而言,阳宅重势,阴宅重形。郭氏故居内砂虽无,外势可凭,山环水绕,水口之砂交插,符合阳宅结作的一般要求。 得天独厚的郭氏故居,房屋建造规模与祖山高大、江河宽阔的宏大气势委实相配。四座落大屋,进深充分,后面有广阔的庭院,仿佛天造地设。而这种人居设置与山、水堂局的和谐,有利于吐故纳新,融纳山川之灵气。 绥山下宛如丝线吊葫芦般结作的郭氏故居,先现富证。郭父为经商奇才,沙湾首富,家大业大。道其房屋与所面对的格局相配,并非一开始就建起宏伟之宅。在中国民间许多地方,大多数的普通家庭还是先建起小屋,顺境后再修缮扩建,渐成大宅。风水术与中国传统习俗十分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凡发富发贵者,多扩张旧宅,光宗耀祖;相反,出人穷困潦倒,老宅也破败不堪。故宅的样貌,一定程度上可窥见其家族的盛衰。郭氏故居不脱此例。 祖山二度为武曜金星的郭氏故居,终究没有使所主之人步入沙场建功的将帅行列,而成为了一代文豪。这是为何呢? 主郭为文的,主要在于故居前砂文笔插天,兼临河而养,是一种罕见的形态,使本属平常之笔益发不寻常起来。 背山面水,建于名山大川中的郭氏故居,来龙不凡,前砂也气势非凡。从方位上看,震、巽二卦起高大文笔,申、寅正对高大文星,此尚未尽意,又在南方离卦丙、午位复起木星文笔峰,绥山东南、故居右后方连续耸起短促有力的尖峰,似为护身之枪,实为文笔劲插。四处可见的如椽巨笔,高耸插天,木火相辉,一派文魁泰斗气象,切合主人日后在文化界的领袖地位。 以五星论,笔多为木,间或有火;木笔文秀,火笔犀利。笔、旗既同亦异。同者,其峰可单可比;异者,笔多独立而正,旗则斜侧相曳。郭氏故居周边,有笔无旗。以文显,为武不久。
故居前文笔峰 文笔高大,还须有水养之,方葆其荣,显其贵。得大渡河缠绕的郭氏故居,前砂凡高大文笔均插于江水之中,或得大江相傍,使笔无比滋润,笔锋活力四射,从不同角度凸显出其生机和力量。 《青乌先生葬经》曰:“文士之地,笔尖而细。诸水不随,虚驰名誉。”风水先哲的名言切中要害,大江环绕文笔峰,郭氏故居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功名利禄,绝不是那种虚驰名誉。 绥山无疑对郭氏一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细察之,绥山微侧不正,靠之不确。郭氏故居后有大武星,本可为武,但武星不正,难以大用。武星偏于一方,又为父母山直接笼罩,其影响无法消除,有为官不正之虞,主人必有随风摇摆之验。郭个人历经数十年风云变幻,在历史上是有名的“不倒翁”,经国共两朝多种风波而不倒,备受世人尊崇,处世术有其过人之处,这与大武星偏侧但不失尊贵有莫大关系。 祖山的贵耀与文笔高插,奠定了一代文豪的地位,但龙脉行止的异常灵活、随机应变、起落变化令人瞠目结舌,加上父母山贵而有偏,也给主人带来了人格上的瑕疵。 现实生活中,郭沫若是典型的风派人物,这些尤其体现在“文革”时期。政治上,他极尽见风使舵之能事,有可能遭灾引祸的话一概不说,事一概不做;有可能安全自保的话都可说,一切事都可做,文人应有的正直与骨气尽丧。在这期间,郭沫若失去文人的独立性,毫无早期的刚猛锐气,写了许多迎合时代的文字,理论专著《李白与杜甫》一书令人齿冷,所谓的“诗歌”更是惨不忍睹。在中国文化界,郭成为人格方面的反面例证。 社会上对郭沫若是有着某种定论和共识的。毋容置疑,奠定郭沫若地位的风水根基,当是祖山的高贵和文笔峰的挺拔秀丽。在这一点上,名山大川帮了他的大忙。正是由于这种特点和优势,使他获得了超人的建树;而过人的建树,极大地帮助他面对各种责难非议,使他生前死后备受尊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