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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狼叢中也立身
——閒話馮道
馮道(882-954),字可道,自號長樂老人.五代時瀛州景城(今河北交河東北)人.後唐、後晉時任宰相,契丹滅後晉,到契丹任太傅.後漢時任太師,後周時任太師、中書令,曾著《長樂老自述》。
唐末五代時,短短數十年中,中原地區先後出現了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和後唐五個王朝。中原以外則有吳、南唐、楚、閩、南漢、前蜀、後蜀,北漢等十個小王國,史稱“ 五代十國 ” 。這一段時間軍閥混戰,王朝更迭,如走馬燈一般,你方唱罷我登場,城頭變幻大王旗。馮道不但苟全性命於亂世,而且聞達于諸侯,每一個朝代變動,都要請他輔政。正如薛居正《舊五代史》中說他“事四朝,相六帝”。歐陽修《新五代史》稱他“事四姓十君”。在相位二十餘年,成了一個不倒翁。
就是這位前無古人,大概也後無來者的馮道,受到了千古毀譽。
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鑒》說他是“奸臣之尤”;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罵他全無廉恥;薛居正《舊五代史》也說他: “ 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乎再三哉! ” ; 近代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裡稱馮道為“好個奴才的奴才” 。 我早年看到史書上關於馮道的記載,也覺得這個人太軟骨頭且貪圖富貴,令人齒冷。但經過數十年的人生閱歷,再加以體會,覺得這個人很不簡單。在太平時代,一個人能在政治風浪中不受衝擊,倒也不足為奇。但是在那樣一個大變亂的數十年中,馮道能屹立不倒,確實不同凡響!此人的人格、品行方面一定是無懈可擊,圓融圓滿。
事實上,與馮道同時代的許多人就對他讚譽備至。馮道死時七十三歲,如孔子壽,“時人皆共讚歎”。宋初名臣范質對馮道的評價是:“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資治通鑒》卷291),《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中,都記載了許多馮道的好事。例如他“為人能刻苦儉約,在隨軍當書記時,住在草棚中,連床和臥具都不用,發到的俸祿與隨從、僕人一起花,與他們吃一樣的伙食,也毫不在意;將士搶來的美女送給他,他如果實在推辭不了,就另外找一間房子養著,找到她們的家人後,就送回去。在喪父後辭去翰林學士回到景城故鄉時,適逢大饑荒,他傾家財救濟鄉民,自己住在草房子裡,親自耕田背柴;有人田地荒廢而又沒有能力耕種,他就在夜裡悄悄地去耕種,主人知道後登門道謝,他卻說沒什麼值得感謝的地方。地方官的饋贈也一概不受。馮道擔任宰相後,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即貧窮的,沒有政治背景的讀書人和有真才實學,有事業心的人)都能得到提拔和重用。而世家顯貴,品行不正,辦事浮躁的人必定被抑制或冷遇。
有一次,臨河縣獻上一隻玉杯,獻給後唐英宗,杯上書“傳國萬歲杯” ,英宗很喜歡,拿出來給馮道看。馮道乘機進諫說,仁義才是帝王之寶。英宗聽後點頭稱是,表示採納。
契丹滅晉後,馮道被任命為太傅。他多次巧妙進諫要施仁政,卻殘暴。這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契丹的殘暴舉措,使馮道能夠暗中保護漢族士人。契丹北撤時,他又將許多被掠的中原女子用錢贖出,寄居在尼庵中。並且為她們找到家人後送回。耶律德光死後,漢兵起來反抗契丹軍隊,馮道又到戰地慰勞士卒,使軍心大振,戰鬥力大大增強,驅逐了遼麻答。失地收復後,馮道又選擇將帥,使軍民安定。 《舊五代史》盛讚他: “ 道之履行,郁然有古人之風,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
明宗年間,馮道還與李愚等委派官員,將原來刻在石頭上的儒家經典用雕版印刷,這是見於記載的首次雕版印刷大規模官刻儒家經典,對後世影響相當大。元•王禎評價為: “ 因是天下書籍遂廣 ”。馮道是中國大規模官刻儒家典籍的創始人,這是中國印刷史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竟然發生在戰亂不絕的五代時期,與馮道個人的作用是分不開的。
馮道的一生,可以說是清廉、嚴肅、醇厚,度量也很寬宏,能夠包容仇人,感化仇人,人格、品行令人稱節讚歎。行文至此,我想起了他的一首題為《偶作》的詩:
莫為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須知海嶽歸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
但教方寸無諸惡,虎狼叢中也立身。
正如此詩後兩句所雲,他做事做官做人,從不為一己之私欲,光明磊落。代時的那些皇帝雖如虎狼,他也能巧妙周旋,。通過歷史來看,馮道對於保存文化、保留國家的元氣,都有不可磨滅的功績。他為了顧全大局而忍辱負重,背上了千古的駡名,殊為難得!
馮道最受詬病的是他的政治道德。這一點,薛居正的《舊五代史》,範文瀾的《中國通史簡編》等都是義正辭嚴,大加撻伐。不過,結合馮道當時所處的社會和環境來客觀的分析,結論也並非如此簡單。一個生在亂世的知識份子如馮道者,怎樣才能超越環境的束縛?怎樣才能實現自己的價值?司馬光和歐陽修的共同看法是:“君有過則力爭,國敗亡則竭節致死。”事實上自唐亡宋立,五十餘年間,換了六個朝代,皇帝有十個姓!如果大臣、士人都要為本朝“竭節致死”,盡忠守節,那麼就會出現六次集體自殺的情況。如果忠於一姓,更得自殺十次;實在是不敢想像!司馬溫公是個有智慧的人,他老人家又提了一個“智士”的標準,那就是:邦有道則現,邦無道則隱,或滅跡山林,或優遊下僚。”也就是說,你馮道縱然不能在宗廟前切腹,也應該不做官或做小官嘛!你竟然“相六帝!” 此說乍聽似乎有理,一經玩味,就知是欺人之語。一則天下人俱是王臣,皇帝老兒要用你,你竟不從?君命難違!明太宗朱元璋就定過“不為君用就滅族”的律法。一個知識份子在皇帝這個“獨夫”面前有不合作不服從的自由嗎?二則大官小僚有何本質不同?當大官是“失節”,做小官就是“智士”,實在不知所謂!
那又有人說了,既然做“智士”行不通,那就當“忠臣”吧?馮道似乎應該選擇一方後竭盡全力,絞盡腦汁,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過仔細想來,當時似乎沒有任何一方是師出有名,把握全部真理。忠於一方勢必造成戰爭時間的延長,人民蒙受更大的損失。
馮道選擇的是不顧個人毀譽,以人民大眾的根本利益為前提,調和矛盾,彌合創傷,尋求實現和平的途徑。儘管他最終未能成功,正如他在《長樂老自敘》中所說:“不能為君致一統,定八方,誠有愧於歷職歷官,何以答乾坤之施?”但與“滅跡山林”或愚忠於一姓一國之人相比,馮道對於社會的貢獻無疑會得到更多的肯定。
我們大多數國人學歷史,看歷史人物,就像小孩子看戲,任何人物一出場,首先要問:“他是好人還是壞人?”除此之外,再無第三條路,這種看待歷史人物的方法是否值得商榷?俗話說,這個世界絕不可能非黑非白。我們應該歷史地對待歷史,把一切放回歷史的環境中,看人的轉變和事件的出現。歷史絕不是簡單的一堆事實的積累,它的書寫,它的構成,全賴我們從什麼角度詮釋.而這個角度的選取就和許多價值觀甚至政治的立場有關.
而且,我們評價歷史人物時,往往是將道德淩駕于歷史現實之上,我們國民教育的史學,又不一定是上好的道德教材,因為道德教育不可能只是傳授一堆抽象的原則,提供幾個完美的人物典範。我們應該給出一些複雜的處境,讓我們知道怎樣在黑白難制的環境下明智的判斷,把道德原則應用在實踐的需要之中。
我們不能忘了,“是非不分”並不是指人們不知是非為何物,而是他們雖有是非觀念但不知怎樣實踐在具體的時空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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