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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就读于杭州「华严大学」的释持松和宁波「观宗学社」的释显荫，分别于二○年代初转赴日本修学「东密」。一从华严，一从天台，持松和显荫都是由显入密的佛教僧人，成为浙江僧人转学东密的两大英才，这可视为是浙江转修密法的直接效应。持松和显荫以汉僧身分赴日本修学东密，其行为选择本身，可说是受民国初期密宗勃兴的直接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太虚主持的《海潮音》舆论推动的结果。
持松（一八九四－一九七二），俗姓张，法名密林，原籍湖北荆门。自幼接受私塾教育。父母亡故后，他于一九一一年投荆州铁牛寺出家。两年后，又到汉阳归元寺受具足戒。在寺中闻《楞严经》，未达经义。翌年，适闻上海在「中华佛教华严大学」之设，遂入月霞法师（一八五七－一九一七）创办的「华严大学」预科班，修习贤首教义。后随华严大学迁居杭州海潮寺，持松随校修习，得以毕业。正当持松潜心于贤首教义修学时，得闻日本盛行密法，遂于一九二二年冬，与太虚弟子释大勇结伴东渡学密，成为民国初期第一批东渡学密的显教佛僧。
持松至日本高野山真言道场，礼天德院金山穆韶阿阇黎，受古义真言宗中院一派传授，获第六十三世阿阇黎位[注7]。一九二三年，持松学成归国，最初意在上海传化。不久，因持松在华严大学的法侣惠宗法师正住持杭州昭庆寺（普提寺），所以持松归国后，决定先到杭州弘密。他选择普提寺作为传法灌顶的弘法道场，开坛传密，从之习咒印密法者，多达百余人，盛行一时。持松在菩提昭庆寺的开坛传藏，这是民国以来，杭州第一次正式开坛灌顶，传授东密修法，开杭州乃至浙江全省修学东密风气之先，影响较大。但杭州最终未成为修学东密的中心地域。
由于倡导新僧运动且对「密宗复兴」持赞同态度的太虚，因筹创「武汉佛学院」，渐把弘法中心移到武汉。因此，持松在杭州普提寺的传密活动持续一段时间后，即转赴湖北武汉。一九二四年秋，持松应武汉信众之请，赴武昌住持洪山宝通寺。在寺中，他建瑜伽堂，购置法器，绘诸曼荼罗，并讲经说法，开坛灌顶，建立真言宗根本道场，使武汉洪山寺成为近代密宗复兴的一个中心道场。而持松元人亦一时俨然而成为弘传东密的僧人代表。
一九二五年秋，持松随中国佛教代表团，参加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亚佛教大会。在会后，持松留在日本东京，从权田雷斧受新义真言宗诸流之灌顶。翌年四月，持松又至京都睿山延历寺，学习天台密教仪轨及其教法。此后，持松重返高野山，依金山穆昭阿阇黎尊者，受三宝院安详寺各流传授及口诀，兼习梵文悉昙。一九二七年春，密林持松学成回国，临行前，金山穆昭传付其珍藏的金刚界、胎藏界两幅大曼荼罗。
持松再度赴日学密，有三大收获：一是从权田雷斧僧正受学新义真言宗各流曼荼罗，二是修学台密仪轨及其教法，三是更加巩固了持松回国后弘传东密的正统地位。
持松回国后，恰遇国内北伐战争，由于作为弘密重要道场之一的武昌洪山宝通寺毁于战火，持松不得已便留在上海传法。在上海功德林、净业社、清凉寺等处讲经说法，历时一年有余。一九三六年春，持松法师第三次赴日本留学。返国后，自此长住上海圣仙寺静修。同时应各地信众之请，曾先后赴辽宁、北京、南京、杭州、武汉等地，开坛灌顶，成一时之盛。据称，从其受灌顶者数以万计。在讲经说法之余，持松还潜心撰述，着有《华严宗教义始末记》、《密教通关》等。
上海沦陷期间，持松称病，闭门不出，潜心修学，坚决不与日伪同流合污。抗战胜利后，应浙江省教会邀请，持松一度受请住持浙江名剎余杭径山禅寺。他在山门亲题「妙庄严城」四字，试图重振古剎。但翌年三月，上海静安寺恢复「十方选贤制」，公推持松为住持，并出任静安寺佛学院院长。持松最终未能住持径山禅寺。
持松由华严显教折入传弘东密，甚为关注贤首教义与密宗法门异同之处的辨析。他曾在《海潮音》发表〈贤密教衡〉一文，针对东密始祖空海所主张的「华严不及密宗」之说，论析了贤首、真言两宗之间的教义之别，着重阐释了贤密两宗在成佛时节、因佛果佛、缘起法等方面的诸多差异。
持松的〈贤密教衡〉刊出后，随即受到了王弘愿的纠弹。王弘愿在其所办的《密教讲习录》中撰写了〈衡贤密教衡〉一文作为响应，并推出了单行本，对持松的归宗华严判教的观点进行驳斥。为此，持松再撰〈贤密教衡释惑〉一文进行答辩。该文在《海潮音》刊出后，又引起了王弘愿的再次响应，并在《海潮音》上刊发了〈答持松阿阇黎贤密教衡释惑〉。持松与居士王弘愿之间的论战具体过程，非为本文所述的内容，当容于别处再论。在此仅简单指出，持松之论密宗，与王弘愿的显着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够深入显密经论，并基于华严立场而对真言密法加以会通阐释，从而超越了译介日本密宗著述的初期阶段，开始进入显密对话的义理阐释。持松法师以华严判教摄取东密的识见，堪称为民国初期佛僧对密宗研究的一大进展。
释显荫（一九○二－一九二五），俗姓宋，名金云。出家后法名大明，字显荫。江苏省崇明县人（今属上海市）。十七岁时毕业于本县师范讲习所，因感世事无常，遂前往宁波观宗寺，礼谛闲老和尚（一八五八－一九三二）为师，剃度出家，并于慈溪五磊寺受具足戒。后回观宗学社受业，学习天台教观。此时的显荫年仅十七岁，为所有学僧中最年轻者。
一九二五年，显荫在高野山完成学业后，回到上海。由于显荫在日本高野山修学密教时，用功甚勤，已身染疾病。回国后，又忙于搜集佛学著述，竟自病倒。其间，曾到杭州静养了一段时间，后回上海治病。终以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七月十一日（农历五月二十一日）病逝。得年仅二十四岁，法腊八年。
因显荫过早夭逝，真正在浙江展开东密传法，唯留持松。从持松、显荫两位显教才俊东渡学密而短时即可成就的个例，给人一个印象，即似乎传学密法，远较参学显教来得容易，更能速成证达法身之效。正是出于这一认识上的误区，使东密的弘传，在二○年代中期堪称繁盛一时。当然，东密「繁盛」的持续时间并不长。此后未久，发心习密的汉地显教佛僧，即纷纷由东密转向藏密。从太虚弟子大勇由东密改学藏密的典型选择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密宗」倾向的多数学僧，对东密仍或多或少地持有保留态度。而从人数上说，学藏密者更是远多于从学东密者。
应该指出的是，从持松、显荫等人致力于弘传东密而专注于显密会通的义理阐述而论，密宗虽以「密印加持」相号召，但仍以经藏言说为根本，其经藏依据主要为《大日经》和《金刚顶经》。这是源于唐密的一大传统。在此意义上说，密教之「密」，属佛说之密意，而非为自心之密意。另外，东密强调密法修持的亲传性，亦有似于以心传心的宗门直传。当时中国佛教界对密宗义理与显教教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集中于东密教理与中国佛教诸宗派，特别是天台、华严和禅宗之间的关系探讨。但对东密与藏密的异同关系、对密宗义理的历史发展等问题，皆未提到讨论的议程。即使对于日本会通天台、密法的台密修持，亦鲜有人能够留心并完整地加以译介。我们仅透过太虚《论即身成佛》等论，稍可瞥见些许天台与密宗度理会通的意图。尽管如此，正如我们从张曼涛选编的《现代佛教学术丛刊》有关密宗义理与历史的著述中可以看出，二十世纪佛教界对密宗的关注与探讨，仍以这段时间的著述为精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佛教界有关密宗研究所处的学术水平。
（摘自《民初显密关系论述评──以密教弘传浙江及其效应为视角》，作者陈永革系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 | 
发表于 2007-7-17 10:3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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