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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是一个重形貌美的时代,对人形貌仪容之美的鉴赏成为一种风气,美的形貌,不论是自己还是旁人,都无不为之倾倒而真诚地称美与叹赏。如何晏,“动静粉帛不去手,行步顾影”;潘岳与夏侯湛并有优美仪容,又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裴楷有俊美仪容,“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称之为“玉人”。形貌美者,人见人爱,如潘岳,“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如卫玠,“龆龀时,乘白羊车于洛阳市上,咸曰:‘谁家璧人?’于是家门州党号为‘璧人’”。形貌丑陋者,有的自惭形秽,如曹操,将见匈奴使者,而“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而形貌丑陋又不自知者,如左思形貌“绝丑”,出游时,竟至“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还”;或谓张孟阳“至丑”,以致“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
魏晋人对形貌美的鉴赏,不仅着眼于形貌本身,而且更加看重从形貌之中透露出来的精神,刘劭就说:“物生有形,形有神精,能知精神,则穷理尽性。”魏晋以来的人物品评也体现了这一取向,在人物品评中多用“神气”、“神色”、“神情”、“神姿”、“神清”、“风神”、“风韵”、“神颖”等词,如:王戎云:“太尉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庾公目中郎:“神气融散,差如得上。时人欲题目高坐而未能,桓廷尉以问周侯,周侯曰:‘可谓卓朗。’桓公曰:‘精神渊着。’”“武王姿貌短小,而神明英发。”而最能体现和展露人物精神的,莫过于眼睛,刘劭云:“夫色见于貌,所谓征神,征神见貌,则情发于目。”故当时对人物精神的感知,多通过其眼睛。如王夷甫感知裴楷:“裴令公有俊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使至,强回视之。王出语人曰:‘双目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动,体中故小恶。’”王右军感知杜弘治:“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谢安感知支道林:“见林公双眼黯黯明黑。”在艺术创作中,亦重视眼睛的传神作用。《世说新语》记顾长康画人不点睛一事是最好的一例:“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可谓穷理之语。
当然,神是通过形表现和传达出来的,故刘劭言:“刚柔、明畅、贞固之征,着乎形容,见乎声色,发乎情味,各如其象。”“苟有形质,犹可即而求之”,即外在的仪、容、声、色与内在的心质、心气,有着表里相依的关系,可以从形貌而窥知精神。所以,人们在品题与欣赏人物时,这二者都是相融而并重的。对那些既有美的形貌,又有美的风神、气度者,往往见之痴迷,如赵至之遇嵇康。嵇康美形仪,据《嵇康别传》称:“康长七尺八寸,伟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饰厉,而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正尔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其时,嵇康正于洛阳太学门外“学写石经古文”,赵至年十四,路经太学,一见嵇康,便为其的风神所倾倒,随车问嵇康姓名,后还家,竟千方百计出逃,追寻嵇康而来:
至年十五,阳病,数数狂走五里三里,为家追得,又炙身体十数处。年十六,遂亡命,径至洛阳,求索先君不得。致邺,沛国史仲和是魏领军史涣孙也,至便依之,遂名翼,字阳和。先君到邺,至具道太学中事,便逐先君归山阳经年。
在这个重形貌的时代,美风姿仪容者,不论是在仕途还是在人际交往中,都占有很大的优势,如陶侃之遇庾亮:
石头故事,朝廷倾覆,温忠武与庾文康投陶公求救,陶公曰:“肃祖顾命不见及,且苏峻作乱,衅由诸庾,诛其兄弟,不足以谢天下。”于时庾在温船后闻之,忧怖无计,别日,温劝庾见陶,庾犹豫未能住,温曰:“溪狗我所悉,卿但见之,必无忧也!”庾风姿神貌,陶一见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
陶侃本对庾亮有成见,就因为庾亮颇有“风姿神貌”,而使“陶一见便改观,谈宴竟日,爱重顿至”。此虽传闻,或有不实,然于此可见风气之一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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