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内阁”与“司礼监”浅析明朝政治制度

禅海一粟

内阁和司礼监的设立是明朝政治制度的独特之处。内阁通过票拟控制朝政，而司礼监则通过批红来干预政事。两者如同两个政治磅码，它们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但这种政治格局却使皇帝把很多的精力用在如何解决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利害平衡关系上，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内政外交的注意，从而成为明王朝最终覆灭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    内阁与司礼监控制朝政的方式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胡惟庸谋反为由诛杀胡惟庸，株连者达三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撤销了中书省，废除相制，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朱元璋取消相制之后独揽朝政，日理万机。在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他以“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 为由设春、夏、秋、冬四辅官。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又取消了四辅官制，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皆侍左右，备顾问”。但其品秩很低，仅为正五品。而且，当时这些大学士的正式身份仍然是翰林院官员，且大学士仅是一种职务并非官衔。其只是充当皇帝的私人顾问和秘书而已。至成祖时期，他通过“内阁”的形式将其信任的一些低级官员如谢缙、胡广、杨荣等置于身旁，为其出谋划策。但这时的内阁大学士其实质还只是皇帝的机要秘书，他们可以参与政务但却不能执掌中枢权力。仁宗即位之后，黄淮、杨士奇、杨荣，金幼孜这些以往的东宫旧臣护持有功而均得以升迁，从而开了阁臣兼任部官的先河。此时的内阁制度业已初具规模。
票拟制度是随内阁制度完备而形成的，有关票拟形成时间最早一种说法是为宣德中。王世贞说:“宣德中，诏少师吏部尚书赛义、少保太傅户部尚书夏元吉辍部事，朝夕侍左右顾问，赐珊瑚笔、格玉砚条旨，然不与阁职” “内阁臣职在司内外制而已，未有所谓调旨也，自宣德中大学士二杨公与尚书赛、夏始有调旨之说” 当时赛、夏并未入阁，亦可参与票拟。由此可时的票拟并不是内阁大学士的专门职责。且当时皇帝与九卿“面议”政务的制度尚未废除，皇帝并不一定要通过票拟这种形式来处理政务。所以宣德时期有票拟之事而无票拟之制，内阁制度尚未定型，票拟也还不是皇帝处理章奏的主要途径。
“英宗以九岁登极，凡事启太后，太后避专，令阁臣议行。此内阁票旨所由始也” 。“宣德时……及遇大事，犹命大臣面议。议既定，传旨处分，”示待批答。自后始专命内阁条旨” 。由此可以推知，票拟成制大约在英宗正统初年。随着赛、夏二人相继去世，他们之后的部臣没有不兼阁臣而与票拟的。因此至此时票拟专出内阁。且此时“面议”之制渐微。于是批答章疏成为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主要方式，内阁票拟也成为了一项制度，内阁制度也随之臻于完备。
礼监从洪武十七年开始设置，到后来发展成为宦官机构的第一署，司礼掌印和秉笔、随堂太监获得掌理内外奏章和“批红”的权力，这其中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的。这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洪武到宣德为第一阶段，主要是从宦官的一般衙门转变成为它的第一署。正统以后为第二阶段，司礼监的权力继续扩大，司札太监由于批红而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司礼监权力的不断扩大，始终和当时皇位的交替、朝局的变动密切联系，而又互为制约。
宣宗令内阁条旨，然而对这些条旨都要他亲自批殊，显然是难以办到的。于是大部分须由别人代为批红。这样，经过内书堂训练、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秉笔太监就应运而生了。至英宗年间，批红逐渐成了司礼太监的主要职掌。司礼太监参预批红，成为皇帝处理机务最贴近、最可靠的助手，司礼监作为宦官机构的第一署的地位也因此得以确立。
正统以后，司礼监作为宦官机构的第一署，首先是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于司礼太监的手中。同时，正统以后的皇帝，大多数都久居深宫，极少召见大臣。因此，司礼监经常作为皇帝的代表，到内阁议事，或监临外廷，从而进一步扩大了它们在外廷的权力和地位。同时，在组织形式上，司礼监已形成了
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官僚机构。

二、    内阁与司礼监对明朝政治的影响
票拟和批红可以说是内阁和司礼监掌控朝局最重要的手段。是构成这两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所在。随着票拟与批红的制度化，出现了司礼掌印和内阁首辅的对柄机要的局面。从而构成了明朝政治结构中相互制衡的两股政治势力。可以这么说，内阁的设立是客观上的需要，而司礼监势力的增长则是出于皇帝主观上的需要。尽管两者所掌握的权力被后人称为有宰相之实，但从制度上可看出，内阁、司礼监都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相权，而是被皇帝成功地分成两个部分，成为明朝皇帝集中皇权的两个政治磅码，它们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即使皇帝疏懒、年幼或无能，这两个祛码也没有改变平衡机制的功能。
但当一方力量式微时，另一方就会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这在明朝的历史上，屡见不鲜。如在英宗年间，“及英宗立，年少。振狡黯得帝欢，遂越金英等数人掌司礼监，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于是大臣下狱者不绝，而振得因以市权。然是时，太皇太后贤，方委政内阁。阁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皆累朝元老，振心惮之未敢逞。” 也就是说在此时，内阁在与司礼监的较量中仍处上风，但已见颓势。“至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荣已先卒，士奇以子樱论死不出，溥老病，新阁臣马愉，曹鼎势轻，振遂跋息不可制。” 至此时内阁势力在与司礼监的较量中已处全面的下风。王振的权利在土木之变之前达到了顶峰，但土木之变中王振被杀，其所代表的司礼监势力也随之下降，内阁的权利因而有所扩大。明朝此后的政局变化大都伴随着内阁与司礼监势力的此消彼长、此起彼伏。
再如武宗时期，刘瑾等八人号称“八虎”，“诱帝游宴” 。于是大学士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上谏，上不听，又有尚书等大臣谏，亦不听，终使刘瑾得志，掌东石、西厂。从而致使宦官势力再一次上升。“于是健、迁、东阳皆求去” ，独留内阁的李东阳势单力薄，内阁势力再次被以司礼监为代表的宦官势力打压。但刘瑾终因宦官之问的矛盾而被宦官密奏因而失势。此后武宗虽信用奸佼钱宁、江彬等，对大学士李东阳、杨廷和的劝谏充耳不闻，但宦官的势力总体上呈下降趋势。武宗死后，内阁首辅杨廷和利用世宗还未入京师即位的时问，以遗诏形式罢武宗之弊政。世宗即位后，杨廷和又起草登极诏书，大批裁汰锦衣卫.内监局旗校。经杨廷和等大刀阔斧的行动，宦官势力受到极大打击。在杨廷和之后，张嗯、夏言等因“大礼仪”之争有功而先后为内阁首辅。在世宗的支持下，内阁权力上升，而宦官在世宗朝四十多年中始终受到压抑。
内阁和司礼监的相互倾轧在一定程度上不是损害了皇权而是与之相反地巩固了皇帝的权威。纵观明朝的历史，权臣或宦官不管如何专权，始终都没有出现过废立皇帝或者改朝换代的局面。相反，当他们的专权超出皇权所能控制的范围时，都会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这其中的缘由复杂，但内阁与司礼监在政治上的动态平衡作用无疑是造成这样一个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
内阁与司礼监并非一直都处在对抗的状态下，它们有时也会为了共同的利益或其他原因进行结盟。如神宗年间，冯保为保住自己的司礼掌印之位，和张居正结成同盟来对抗当时与张居正争夺首辅之位的高拱。结果高拱落败，张居正坐上首辅之位。但即使张居正坐稳首辅之位大权在握时，依旧“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 。可见在阁权达到顶峰之际，司礼监对明政局的影响还是不可忽视的。而这种影响又是明政治体制所造成的。票拟和批红的分立，致使任何一方都不能不受到另一方的左右，即便另一方的力量微弱，但在体制上也有制衡的机会可言。这有利于巩固皇权。明政治在这点上无疑是比较成功的。但并不能因此而说这种政治结构没有弊端，实际上，这种体制存在着大量的弊端。
天启年间，内阁因党派之争而实力削弱，而熹宗以国家为儿戏，致使魏忠贤独占司礼监，总揽大权，擅政达七年之久。但即便如此，平衡机制仍起了一定的作用，因为崇祯即位后，马上除掉魏忠贤及其阉党。但与此同时，这样一种制衡在一定程度上将皇帝的注意力放到平衡或制约两方力量上去从而忽视了对民生和边事的关注。明末的农民起义和明朝在边事上的军事失败可以说都与之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如果说张居正等阁臣在独掌大权之时尚能为明王朝的社稷尽自己的一份力，那么刘瑾等宦官的得势则使国家和百姓陷于苦海之中。皇帝利用这种平衡稳固了皇位，却因为这种平衡逐步腐蚀了明王朝的根基。从而导致了明王朝的最终灭亡。

三、    结语
作为开国皇帝的朱元璋，充分认识到了相权的存在可能对今后子孙不利，于是便定下了后世子孙永不得立相的铁律。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作为开国君主，他是经历了众多血雨腥风的军事、政治斗争而爬到了权利的巅峰，对如何驾驭群臣、如何处理政务有深厚的经验。而其后世的继任者却不一定拥有这些经历和经验。久居深宫的皇子子一出生便享受着众星捧月般的待遇，浮华的生活使他们丧失了先辈们创业时的那份艰辛体验，而政治却又是极为复杂的。这种情况下，他们更倾向于把这些复杂的政治事务交由自己信赖的内侍或委任的高级幕僚去处理。如此这样，那些侍从皇帝左右的大学士和太监们就有可能获得更大的权利。而内阁和司礼监便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
明代的内阁和司礼监制度取代流传千年的丞相制度,标志着我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历史阶段,这是明朝统治者厉行专制独裁的产物。总的来说，内阁和司礼监之间互为限制，既有冲突，也有联盟，而最终以冲突的形式结束。明朝的灭亡可以说是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明王朝最后的几任皇帝把很多的精力用在如何解决这两股政治势力的利害平衡关系上，又不能牢牢地予以控制，这说明了明朝的历史已经偏离原来的运行轨迹，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