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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23 17: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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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同性恋文化的诠释与思考
——以明清之际男性同性恋为例
朱丽霞
内容提要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皆有，但明清两代达其极盛。本文将这一现象置于明清之际的时代背景下，以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士陈维崧为个案，通过对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的深入考查和剖析，挖掘出这一文化奇观的终极根源在于明代中后期所形成的反儒学、反理学、追求个性解放的社会思潮。从而诠释了明清时期同性恋作品空前繁荣的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 同性恋 男风 陈维崧 明清之际
同性恋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现象，中国历朝历代均有而明清两朝尤为突出。明清时期，“男风”盛行，以致有“有歌童而无名妓”、“阴妖遍天下”之说。佚名编辑《断袖篇》，专门记载了五十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同性恋事例，褚人获《坚瓠集》专列“男风”之条目，冯梦龙《情史》列“情外”一类以专记同性恋，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于明清亦专列“明代之男色”和“清代之男色”各一节。这说明，男性同性恋现象已为文学史家所关注。从这个视角看，明清时期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大量的同性恋描写绝非作者的凭空想象和文学捏造。在某些特定时期(如清中期)，同性恋题材尚出现由边缘逐渐向中心移位的趋势。民国初，张次溪纂辑《清代燕京梨园史料》即专门记载清代“男伶”盛行京师的风流韵迹。
终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明清时期同性恋文学的空前繁荣？这无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尤其因为它涉及许多深层的文化因素。然而，当我们翻检明清文学作品，同性恋文学的扑面而来，使得我们再也不能对此回而避之了。因此，研究明清文学，思索此际的文学理想，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所象征的文化意义。本文以明清之际江南名士陈维崧之同性恋为例，拟从其时代的同性恋“现象”、社会思潮和文化认同诸方面对此做出文化剖析。
一、陈维崧及其时代之同性恋“现象”
陈维崧(1625-1682)，字其年，号迦陵，清初阳羡词派宗主。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用大量篇幅研究陈维崧的生平、家世和词学成就，却避开了其私人生活至为浪漫丰富的一面。事实上，陈迦陵的私人生活正是建构其词学成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在因素，其《湖海楼词》中众多的赠妓之作即是明证。陈迦陵在《任植斋词序》中说：“忆在庚寅、辛卯间，与常州邹、董游也，文酒之暇，河倾月落，杯阑烛暗，两君则起而为小词。方是时，天下填词家尚少，而两君独矻矻为之，放笔不休，狼藉旗亭北里间。”迦陵弟陈宗石《迦陵词全集跋》云：“伯兄少年见家门煊赫，刻意读书，以为谢郎捉鼻，尘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多为旖旎语。”这两段文字初步诠释了迦陵早年沉溺于声伎之乐的浪漫生活。
顺治十五年(1658)，迦陵以故交之子的身份往依如皋冒襄(号巢民)。于冒家一见优伶徐紫云便产生惊艳之感：“阿云年十五，姣好立屏际。笑问客何方，横波漾清丽。”[1]3激情难遏，于是向紫云发出“谁知老大不自得，却向徐郎叙畴昔。畴昔烟花不可亲，徐郎一曲好横陈。”[2]264的爱意，开始为之心荡神移：“徐郎更倾城，我见愁无赖”[1]4。徐紫云(1644-1675)，字九青，人称云郎，本为如皋冒襄家优。陈迦陵于冒家，因与紫云朝夕过从，遂结成了“缠绵生死一段公案”[1]958。二人余桃断袖之情维系了十七年之久直到紫云亡故。钮琇《觚剩》载二人初交之日：“其年未遇时，冒巢民爱其才，延致梅花别墅。有童名紫云者，儇丽善歌，令其执役书堂，生一见神移。适墅梅盛开，生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见之，佯怒，抟紫云，将加以杖。生彷徨，计得冒母片言方解。时薄暮，乃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大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生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3]迦陵奉命即兴吟诗，凭其才华顺利赢得了对紫云的“性主权”。所以，他在如皋冒襄家之水绘园一住即达八年(顺治十五年至康熙四年)之久，此时他已经四十岁。虽然他自言“只缘家难滞他乡”(《惆怅词·组诗之三》)[4]，恐怕这仅是表层藉口，深层原因当是与水绘园紫云之恋——这段神秘而暧昧的人生。
康熙七年(1668)，迦陵携紫云离开如皋北上京师参加会试，又南去中州，后返回家乡。南北颠簸，二人鸾鸟双双、形影相随。直到康熙十四年(1675)，徐紫云病逝于宜兴。三年后(1678)迦陵举博鸿入翰林，又度过京华四载的仕宦生活，因而写下了许多怀念紫云的诗词。如迦陵为紫云所赋《贺新郎》(《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4]，即为同性恋最具精彩之作：
小酌荼蘼酿。喜今朝，钗光鬓影，灯前滉漾。隔著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翅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稾砧模样。只我罗衾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此阕作于康熙三年(1664)，其时紫云娶妇，迦陵赋以相贺。但无意间却又倾吐了对紫云刻骨的热情和思恋，“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同时抒写了失去紫云的无尽的孤独和忧伤：紫云去也，只剩“我罗衾似铁”，已经是十分明朗的同床共枕、朝夕相伴的表白，用诗意的语言将这种矛盾心理和痛苦表露出来。此后迦陵又连续填《怊怅词二十首别云郎》以示其赤诚思念，并以“如尘如梦如丝，脉脉意谁知？”(《极相思》)表达相思已极的款款深情。当紫云故后，迦陵又填《瑞龙吟·春夜见壁间三弦子，是云郎旧物，感而填词》，睹物思人，遣眷难抑。《五彩结同心·过惠山蒋氏酒楼感旧》题曰：“余昨年与云郎曾宿此楼”，词中有：“惠山山下，谁氏高楼，记曾借我酣眠。”旧地重游，往事涌心头，“分明记得从前事，钿笛牙签共一床。”同床共枕的时光恍如昨日，使迦陵惆怅不已。
迦陵一生及其诗歌都充满同性恋的爱和光彩，而且作为当日轰动一时的“美谈”，集中了人们所议论的主题：不断地阐释并不断地重塑他们的“画像”。蒋大鸿言迦陵《怊怅词二十首别云郎》“曲尽离忧之致”并为之作序曰：“徐生紫云者，萧郢州(按：南朝梁·萧韶，曾为郢州刺史)尚幼之年，李侍郎(按：李义府，唐高宗时曾为中书侍郎)未官之岁。技擅平阳，家邻淮海，托身事主，得侍如皋。大夫极意怜才，遂遇颍川公子。分桃割袖，于今四年，虽相感微词，不及于乱。若乃弃前鱼而不泣，弊轩车而弥爱。真可谓宠深绿鞲，欢逾绛树者矣。”其美化迦陵之意十分明显，其意图是希望在紫云和迦陵之间找到一个令人佩服的情感连接点，他不仅为迦陵此情所感，“仆岂无情，岂能胜此？”并将自身浓化到陈、徐恋情之中，“旅愁若少云郎伴，海角寒更倍许长。”
徐釚《词苑丛谈》载：“广陵冒巢民家青童紫云，儇巧善歌，与阳羡陈其年狎，其年为画云郎小照，遍索题句。”迦陵曾请陈鹄画《紫云出浴图》，雍正年间吴檠(字青原)谓此图“横一尺五寸，纵七寸，云郎可三寸许。著水碧衫，支颐坐石上。右置洞箫一，逋发口然，脸际轻红，似新浴，似薄醉。星眸慵睇，神情殆荡，若有所思，洵尤物也。”[1]18(《九青图咏》)将紫云描述为令人魂销的“尤物”。尤侗《艮斋杂说》卷五言迦陵“尝客如皋冒辟疆所，嬖歌童紫云，相好若夫妇，冒遂赠之。画其小影，携之出入，同人题咏甚多，予亦有一绝。”迦陵携之北上京师，西走大梁，继又踏遍东南的青山绿水，出入于名流汇聚、文士雅集的各种社交场所，“遍索名人题句”，公然向世人宣布与紫云的断袖之好。
题词者对迦陵情事多有了解，且多流露对此段恋情的认同和神往，如王渔洋《渔洋诗话》载：康熙四年乙巳(1665)，与邵潜夫、陈迦陵诸名士“修禊冒辟疆水绘园，分体赋诗。余戏其年曰：‘得紫云捧砚乃可。’紫云者，冒歌儿最姝丽者，为其年所眷，许之。余作湘中阁，立成七言古诗十章。”王渔洋之所以诗情勃发，实乃“紫云捧砚”的心灵激发。王渔洋从中体验到了当年李白赋《清平调》的由衷快感。其兄王士禄见到《紫云出浴图》后当即赋诗：“梦残酒醒苦相思，祗问丹青想见之。别日当筵难一索，讶君狂减杜分司。”[1]7(《九青图咏》)事实上，王士禄尚未及亲睹紫云芳容，因而表露了欲见的心迹。宋琬《为陈其年所欢紫云题像》“擎箱涤砚镇相随，婉转君前舞柘枝”[5]之所言亦表达了宋琬对陈、徐之恋的倾慕，这种倾慕又在《重题紫云画卷》中直接表露，“画图冉冉带微颦，祗为萧郎被放新。赋奏长门应有日，天寒绣被属何人？”“绣被属何人”显然流露出希望与紫云共沐巫山云雨的欲望。吴兆宽亦深情表示：“挑灯爱读九青歌，宛转歌声动绮罗。”[1]2(《九青图咏》)另，宗元鼎、陆圻、何絜诸子均有题赠，“题咏凡七十六人，诗一百六十首。”[1]18(《九青图咏》)迦陵结集为《九青图咏》，当他为紫云娶妇之日赠送紫云，作为对所爱的告别之礼。尽管这近二百首的题赠之作为迦陵所请，但同时也说明，这七十六位题咏的诗人对迦陵的同性恋行为的认同，甚至产生美感，以至于向往的情趣。七十六位题赠者中多数并未曾与紫云谋面，但他们的诗却共同流露了时光流度，佳人何许的忧伤。这说明，模糊的印象激起人们更多的想象，作为艺术化的玉照——美人出浴图，经过人们的反复渲染后较之于紫云个人更富有吸引力，她的魅力在于未知的想象和不断可以玩味的寓意。
名画《迦陵填词图》为康熙十七年(1678)僧人大汕所绘。迦陵拈髯吟词，紫云素指弄箫，绝然才子佳人之象。对此，不仅专门的诗集得以问世，而且题赠和作亦不绝如缕。邹祗谟即有两首题咏：《鹧鸪天·为其年题九青卷》其一：“绣被携来爱鄂君。柳花衫子藕花裙。……扬州小杜能轻薄，曾向筵前乞紫云。”其二：“断袖相思未惯经，黄姑河畔指双星。……铜官泼墨如螺翠，更向山头望九青。”面对画图中柳花衫、藕花裙的紫云，邹子神思飞扬，他十分巧妙地将紫云的字号嵌入词中，自然表露了对陈、徐断袖相思的认同。龚鼎孳对此亦两度题和，《玉人歌·再和其年韵》：“水翦秋眸，生就和花死。明灯今夜垂芳穗，人坐浓春里。藉三眠、绾髻半抛还倚。”紫云水翦秋眸、婀娜多姿，致使亦有余桃之好的龚鼎孳不觉产生欲为“花”赴死的渴望。严绳孙《金缕曲·题陈其年小照填词图，有姬人吹玉箫倚曲》：“便遣玉人嗔急性，背华灯、扣损裙儿砑。”亦相象陈、徐合卺的温馨和浪漫，流露出无限倾慕之情。毛奇龄有《少年游·题陈检讨小影，傍有侍儿坐蕉簟弄笛》，吴修龄亦有《人月园·题陈其年填词图》。翻检《全清词》(顺康卷)及其补遗，可以发现，不仅迦陵友人无人不为这段断袖之恋心荡神摇，而且与迦陵时代相参差的填词妙手也往往深受感动。当紫云故后，迦陵友人纷纷题和以示悼念。任绳隗《摸鱼儿·为陈子其年吊所狎徐云郎》将紫云视为“情种”，一旦玉销香减，迦陵愁重惭悚，为之“金盎埋青冢”，为此，任子劝说道：“髯公休恸，从古少年场，回头及早，傲杀侍中董。”徐喈凤《摸鱼儿·为其年悼歌儿》言两人相处时日，往往“南北每同帷幄。从今更向京华去，谁弄寓楼弦索。香魂渺漠，便野店孤檠，虚斋短枕，血泪应愁涸。”一缕香魂飘然而去，今而后，高楼独宿，弦索消歇，迦陵将为之血泪干涸。于此，徐喈凤想象失去紫云的迦陵孤独悲恸之状，同时也抒发了鲜花凋谢的伤感。
此外，洪升、蒋士铨还为《迦陵填词图题咏》创作了两套套曲：洪升《集贤宾》：“[玉交枝]词场名噪，赴征车竞留圣朝。柳七郎已受填词诏，暂分携绣阁鸾交。梦魂里怎将神女邀，画图中翻把真真叫。想杀他花边翠翘，盼杀他风前细腰。”[6]蒋士铨《题陈其年先生填词图》：“[北中吕粉蝶儿]黯淡冰销，卷中人一双遗照，尽流传把玩魂销。”[7]依然在曲中“把玩”这个令人销魂的动人故事。
直到晚清，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易宗夔《新世说·任诞》、况周颐《眉庐丛话》和《餐樱庑随笔》对陈、徐之恋仍津津乐道并继续题咏。这说明陈迦陵和徐紫云的千古绝恋引起后人绵绵不尽的怀念，人们始终不移地对这个浪漫奇情进行追怀。尤侗《艮斋杂说》卷五言迦陵“其年以前鱼之癖，坐是不得中寿，则所谓美男破老，美女破舌也。”[8]将迦陵不得寿终之因归之于其同性之恋。
透过这些唱和诗词和后人的深情追怀，我们看到了众作者已经把紫云视为欣赏的对象和欲望的象征，同时，也流露出对这段恋情的倾慕和向往——有作者表示希望介入徐、陈爱情之中上演一段更为动人的断袖之恋，如王士禄的题词。有的作者公开宣称自己是陈迦陵潜在的情敌并表露享受甚至占有紫云的心迹。我对这些诗词的解读，关注的是这些诗人对这段同性恋情所持的态度。题咏者中多数人并未目睹紫云芳容，只是应陈迦陵之请而题赠，因而紫云是作诗的目的而迦陵则是作诗的动机。因紫云而生的诗集即有两本，一为《九青图咏》，即上文所析。一为《云郎小史》，成书于二十世纪，为冒襄后辈冒鹤亭所编。冒襄与迦陵父陈贞慧皆为明末四公子。冒襄身历明清易代的动荡，隐居不仕。其园林之美，声伎之精甲于当时。冒襄将紫云作为礼品“赠送”陈迦陵，《云郎小史》记载：“鼎革初，巢民征君年才三十，绝意仕进，奉父宪副公，两世称遗老。家有水绘园，在如皋城东北，中有妙隐香林、小三吾、碧落庐诸胜。四方宾至如归，若东林、几社、复社故人子弟，下逮方伎、隐逸、缁羽之伦，来未尝不留，留未尝辄去，去亦未尝不复来。征君投辖开尊，辄出家伶娱坐客，有紫云、杨伎、灵雏、秦箫诸人。”其中“紫云色艺冠绝流辈”，瞿有仲、邓孝威、王渔洋诸人均有专题咏赞，如王渔洋《紫云曲戏代其年》曰：“黄金屈膝玉交杯，坐烬银荷叶上灰。发曲只从天上得，人间那识紫云回？”喻紫云曲艺才技为天上神曲，由此，迦陵于冒襄府第对紫云一见钟情即在情理之中。
迦陵凭其才气赢得对紫云的占有权，然而，紫云并没有完全归属于陈迦陵。关于这一点，迦陵十分清楚，并不讳言。他深知，“最”爱紫云者当是马先生，蒋大鸿《怊怅词序》云：“马羽长先生最爱云郎，时已殁矣。”[1]6马羽长字凤毛，是水绘园主人冒襄的舅舅。殁后，迦陵为之作《马羽长先生传》即感于马先生对紫云的深情。迦陵词中“三鼓出门乌夜飞，五更还家星宿稀。水晶楼角几时暖，独坐待君归未归？”所言显然是紫云另有他约，而迦陵一人苦苦等待。但紫云前去赴他人之约，迦陵并没有丝毫“醋”意，而是表现出极大的耐心和宽容。这说明，迦陵并没有将紫云据为己有。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紫云成为人们共享的“资源”。“她”仍然与冒襄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冒襄并坚决回绝迦陵将紫云带走的请求，所以当康熙七年(1668)陈、徐二人为情私奔之后，冒襄深为伤感。吴兆宽《题紫云》：“展卷春风初识面，迢迢奈何楚云多。”[1]2(《九青图咏》)之“楚云多”既描写了迦陵与紫云的暧昧又暗喻了冒襄对紫云的“拥有”。而冒襄之子冒青若亦有《题紫云小影诗》：“情死情生不自知，偶然情到击侬思。欲知惆怅无端处，试见轻云一缕丝。”[1]12(《九青图咏》)诗中亦非常巧妙地嵌入紫云芳名，又以双关之语表达了对紫云的恋慕之情。事实上，冒襄也如迦陵般深爱紫云，他自言：“世间知己无如我，不遣云郎竟与君。”[1]3(《九青图咏》)他只所以同意将紫云“赠送”迦陵，原因在于：其一，作为一种交换，他可以借此架构起与“情痴”迦陵之间感情交流的渠道；其二，只要两人不离开水绘园，那么，他作为主人仍可时时遣紫云“夜伴读书”，因而，既不伤友朋之情，又可共享紫云。由上文的追叙可知迦陵对紫云可谓情深，然而，事实上，迦陵的情感并未因此而系于紫云一身，他之所爱尚有“阿增”(《定风波·赠歌儿阿增》)[4]、“施校书”(《西施·玉峰公宴席上赠施校书》)[4]等名伶，紫云亦未能成为迦陵的“专利”。
尽管如此，陈迦陵和徐紫云的生死之恋仍一如既往地在感动着富有激情的文士，而与此同时发生的浪漫故事亦所在多是，并屡见记载，不绝于书。王紫稼本苏州名伶，三十岁游京师而京师为之震荡，成为当时名闻京都的男色。尤侗《艮斋杂说》：“余幼所见王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若狂，年已三十，游于长安，诸贵人犹惑之。”红极一时，豪门贵族、文人雅士趋之若鹜。吴梅村、钱谦益辈等风流才俊，“诗酒流连，皆眷王紫稼”[9]。吴梅村《王郎曲》之“五陵侠少豪华子，甘心欲为王郎死。宁失尚书期，恐见王郎迟，宁犯金吾夜，难得王郎暇。坐中莫禁狂呼客，王郎一声声俱息”便明白表达甘为王郎死的心愿。王郎入京，钱牧翁洒泪作《送行十四绝句》以示惜别，熊文举为之感动并作诗：“金台玉峡总沧桑，细雨梨花枉断肠。惆怅虞山老宗伯，浪垂清泪送王郎。”[10]龚鼎孳亦与王紫稼依依惜别。又，张诏，云间人，为云间名士、柳如是的初恋情人宋征舆(字辕文)所狎暱。宋子殁后，龚芝麓尝于摩轲庵香树下替张郎填《感旧词》。又有赠张郎《九绝句》诗：“楚宫云气今谁试，罗袖空余泪两行。”抒写宋子去后张郎的孤独与难耐。
朱彝尊亦有为叶星期而作的《若耶小史》，朱诗序曰：“星期越游，爱伶人某郎幼美，其友致之，是夕已俶装将还矣，执手不忍别，赋绝句赠之。”钱泳《履园丛话》载：“清初某监察恋一优，接枕者五六夕，赏以五金。其人不悦，闻者曰：‘此王右丞诗已说其难”，问何诗，曰：‘恶说南风五两轻。’”赵翼《簷曝杂记》卷二载：“宝和班有李桂官，娇俏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得修撰，故李有‘状元夫人’之目。”[11]毕秋帆为名士、状元和陕西巡抚，其“幕中宾客大半有断袖之癖”[12]。此外如《渔矶漫钞》：“林铁崖口吃，有小史名絮铁，尝共患难，绝怜爱之，不使轻见一人。一日宋观察(琬)在坐，呼之不至，观察戏为《西江月》云：‘阅尽古今侠女，肝肠谁得如他？郎家郎罢太心多，金屋何须重锁？羞说余桃往事，怜卿勇过庞娥，千呼万唤出来么，君曰期期不可。’”[13]迦陵友人宋荦(牧仲)亦有所爱名阿陆者。况周颐《餐樱庑随笔》中载有《妇人为夫失身而自刎》：“徐容者，山阳陈某之娈童也，余桃之爱甚深，为之纳妇。成婚未久，值徐妇归宁，陈即蹈踏乘间，往为坠欢之拾。讵妇因忘携奁具，折回，有所见，则恚愤填膺，竞取厨刀自刎死。”况周颐感叹曰：“此妇节烈，可以风矣。陈、徐故事，前有迦陵、云郎，艺林播为美谈。迦陵亦为云郎娶妇，为赋《贺新郎》词，有句云：‘只我罗衾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当时云郎之妇万一解此，当复如何？”
如果遵循他们诗文的踪迹向前寻觅，就不难发现，男性同性恋已成为明清之际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
二、明清之际同性恋原因之探讨
男性同性恋历朝均有，那么，作为一种积淀已久的文化现象缘何到了明清之际方达其鼎盛？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性禁锢最严酷的时期，而恰恰在此时期，同性恋之潮空前泛滥。其原因概要之有以下三点：
首先，禅学的嬗变。明中叶以后，伴随商品经济的活跃，市民阶层迅速壮大，金钱在强烈地撼动着人们传统的伦理观念。由于市民群体及奢侈的贵族生活所引起社会风气的变动，理学的各种禁锢开始面临挑战，男女之间的情欲及性爱方式重新被人们思考。儒、佛、道三教通俗化，禅学亦深受时风影响，出现所谓“狂禅”。王阳明吸收宋人陆象山“心即理”之说，认为世界的本源即人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14]由此，他推出人本性有“良知”，遵从本心，任情纵性，自由所如即可达“良知”之境。阳明心学不仅使究心于八股的儒士耳目一新，而且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接着又被思想家李贽所继承，而李贽在明中晚期的社会思潮中又几乎是以封建的叛逆者的姿态纵横文史之中。他公开宣扬“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的个人独立价值，鼓吹“私者，人之心也。人心有私而后其心乃见”，情欲是合理的存在。倡导“童心”。认为“吃饭穿衣乃人伦物理”[15]14，把人欲提高到“天理”的高度，从而颠覆了自南宋以来牢固禁锢人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之学。他强调“自心是佛”，酒色财气一切不碍菩提路，认为人人可以为圣人，个人意志高于一切。而成佛征圣，惟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那么，随心所欲、任性所适，不依傍他人、经典，对本性、情欲与自主意识的认同便成为此际禅学的主要内容。这种出儒入佛的思想方式直接启导了晚明纵欲主义的社会思潮，因而《明史·儒林传序》曰：“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著名学者嵇文甫称晚明为“心宗盛行的时代”[16]。
高扬“本心”与“良知”，纵欲思潮与禅学相联手，禅学势力日益壮大，狂禅逐渐成为士大夫的宗教，对虚幻来世的追求逐渐转向现世的自我精神的肯定。于是，追求人性的解放成为晚明士人普遍的思想倾向。他们崇尚天然，追求自由适性的生活方式，在充分肯定个性解放的同时，宣扬纵欲，他们尊奉心学，喜欢狂放、浪漫和与众不同，相当数量的名人除李贽、王阳明外，如三袁、汤显祖、董其昌等无不似教中之人，他们前后呼应，叛逆思潮风起云涌。由此，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侈靡相高。儒雅之风流，江河而日下。
在纵欲观的引导下，人们努力寻找新奇的刺激：性灵说、唯情说因而问世，以性爱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因而问世，男风、性小说、春宫画因而问世，“在文学史上形成一个特殊时代。”[16]71
其二、朝野之好。明代成化以后，帝王多有此好，朝野尤喜谈“房中术”。明代武宗之“豹房”，明神宗之“十俊”和明熹宗之“长春院”，都是当日帝王的专用同性恋场所。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武宗“男色”云：“武宗初年，选内臣俊美者以充宠幸，名曰老儿当，犹云等辈也。”[17]820又记神宗“男色”云：“今上壬午癸未以后，选垂髫内臣之慧且丽者十余曹，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17]548源自于帝王的余桃龙阳之好在晚明迅速蔓延，以至于“天下咸相仿效”。于是明官吏、儒生乃至流寇市儿捧狎优伶，蓄养娈童，将同性之恋视为一种“当代时髦”。人们逐渐对男风习以为常，男女二色，艳态并陈，各尽风骚。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论明代“男色”之风引沈德符《敝帚斋余谈》云：“宇内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数家。按院之身辞闺阁，阖黎之律禁奸通，塾师之客羁馆舍，皆系托物比兴，见景生情，理势所不能免。又罪囚久系狴犴，稍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类为之讲好，送入监房，与偕卧起。其有他淫者，致相殴訐告，提牢官亦有分剖曲直。尝见西署郎吏谈之甚详，但不知外方狱中亦有此风否？又西北戍卒，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至于习尚成俗，如京中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18]229因而，王书奴《中国娼妓史》论明代娼妓(包括男色)最盛于“嘉靖、万历以后”[18]198。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色情为关注中心的《金瓶梅》的问世即非偶然。
同性恋风习伴随当时社会淫逸纵欲之风蔓延风靡，遍及各地，“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19]谢肇淛《五杂俎》总结明代男色盛行之原因曰：“衣冠格于文网，龙阳之禁宽于狎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未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谐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所以冯梦龙《情史》即认为，“饮食男女，人之大欲。破舌破老，戒于二美。内宠外宠，辛伯腍諗。男女并称，所由来矣。……世固有癖好若此者，情岂独在内哉？”[20]公然将同性恋与异性恋相提并论，认为两者之间不分优劣。晚明士人纷纷以男风为风流名士张岱于《自为墓志铭》中自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21]在张岱的十六“好”中，“娈童”之“好”占据第三位，流露了自我炫耀的意味。张凤翼、汤显祖、屠隆、臧懋循、冯梦龙等著名文士都写过赞颂同性恋的作品。此际散曲集《雍熙乐府》、《太霞新奏》、《南音三籁》、《吴骚合编》等亦大量涉及同性之恋。这个时期还出现过三部专以男性同性恋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龙阳逸史》、《弁而钗》、《宜春香质》，充分地反映了当时普遍的同性恋风气。“男色”成为一种世风，成为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步衣之爱情生活的一部分，尤其成为士大夫阶层生活方式的一种，甚至成为婚姻家庭制度的补充形式，因而徐朔方先生考证出汤显祖死于梅毒即并非凭空捏造和相象[22]。所以陈维崧在挚爱结发妻子的同时丝毫未曾减弱其缠绵的同性之恋。而且兄弟友人共狎一“伶”亦不足为怪，陈迦陵《解语花》题曰：“鸣高弟昔年曾与一年少为狎游，昨偶遇市上，而此年少已不复相识，归而怅然。因记昔年都下纬云弟曾宿一北里某家，明日拉余及鲁望迹之，而此妓惊问谁何，亦漫不相记忆，与此事绝相类。因作此词，用调鸣高，他日纬云见此，定复一轩渠也。”迦陵被其弟鸣高邀请去会见其昔日断袖之好，但由于此“少年”寡情而使迦陵“怅然”。
其三、禁娼的反动。明初律令严禁宿娼。“明代虽有教坊，而禁止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醒，其流行于是日盛。”[23]明人王锜《寓圃杂记》卷一《官妓之革》有载：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虽遇赦，终身弗叙。严令官吏狎妓，而对官吏狎伶却袖手旁观。宋凤翔《秋泾笔乘》有“官妓”条：“宣德年间，顾佐为都御史，性严重，声望蔚然，守正嫉邪，朝纲整肃。先是不禁官妓，每朝退，相率饮于妓楼，牙牌累累，悬挂于栏槛，群妓奏曲侑觞，浸淫放恣，解带盘礴，每至日昃而后返，曹务多废。佐奏革之。历朝官妓之弊，至我朝而始革。”清初，作为一种文化，同性恋风习并未因明清易代的动荡而中断或消歇，而是沿袭下来。朝廷在法律方面继承明制：狭妓宿娼，皆垂例禁，而不禁狎伶。士人把与优伶交好视为风流韵事，官吏把娈童的陪伴作为一种显示身份的标志，狎娈童、醉醇酒成为他们主要的生活方式。对此，朝廷亦听之任之。因此，清代蓄优狎伶之风较之于明代毫不逊色。名士与歌童云集的江苏如皋冒家水绘园，即是当时社会风习的一个缩影。而京师和地方要员也以优伶侑酒为生活增色，朝中官员，满族显贵几乎无人不好此道，“泣童割袖之风盛行于世，执役无俊仆，皆以为不韵；侑酒无歌童，便为不欢。”[24]狎优逐渐成为一种名士派头而被人称羡。以至于清中期名士梁绍壬言狎优盛于嫖娼的社会风习曰：“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25]
人格的自由、人性的解放是晚明以来文人学士普遍的思想追求。他们崇尚天然，追求自由适性的生活方式。因而，作为文学艺术最初源泉的性于此际被突出被提升乃势所必然。人类的性活动，能反映时代的风貌、人性的特征和社会的烙印，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性爱描写是任何时代的文学和艺术都无法回避的永恒主题。而同性恋的性关系形态、性文化意识以至于性欲、性行为也能成为作家审美激情的一种驱动力、审美关照的一个视角，所以同性恋文学的应运而生亦为必然。王世贞《艳异编》及冯梦龙《情史》为历代男宠立传。《艳异编》“男宠部”列魏晋南北朝之前各代著名男宠十九位，而《情史》“情外类”则列三十九条四十一位各时代同性恋者。如此为同性恋者归类立传的作品在明清以前十分罕见。此外，许多文言小说也多载有同性恋故事，且“故事”又多为当日事实，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何师参与黄九郎之同性恋事，而通俗小说之此类题材则不胜枚举，《金瓶梅》自不必言，《初刻拍案惊奇》、《红楼梦》、《歧路灯》等亦所记良多。
同性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大量反映于明清小说、传奇剧本、世情笔记中。与此相关，古典诗歌中亦有大量赞咏“男色”之作。赵翼《计五官歌》以二百六十六言的长诗抒写名伶王紫稼陨落后的怅惘：“我来作客十余年，看尽梨园舞袖翩”，“鬓丝禅榻茶烟扬，肠断春风拥楫怜。”吴梅村、钱谦益亦用长诗倾诉对王紫稼的深挚思念。另外，同性恋描写在号为词学中兴的清词中亦比比皆是，并为词论家所关注。金应珪《词选后序》之“近世为词，厥有三蔽。义非宋玉，而独赋蓬发。谏谢淳于，而唯陈履舄。揣摩床第，污秽中冓，是谓淫词，其蔽一也。猛起奋末，分言析字。诙嘲则俳优之末流，叫嚣则市侩之盛气。此犹巴人振喉以和阳春，黾蜮怒嗌以调疏越，是谓鄙词，其蔽二也。规模物类，依托歌舞。哀乐不衷其性，虑叹无与乎情。连章累篇，义不出乎花鸟；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应。虽既雅而不艳，斯有句而无章，是谓游词，其蔽三也。”“淫词”、“鄙词”、“游词”之谓即基于当日性生活的过度开放而给词所带来的影响。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引尤侗论词曰：“‘近日词家，爱写闺檐，易流狎昵。’西堂此论，可谓深中词人之弊。顾自言之而自蹈之，何耶？”均抉住当时词坛之流弊。从某种意义上说，词的步入所谓“误区”亦当世风使然。
由此返观陈迦陵的同性恋，当日诗坛巨子对这段同性恋情表示极端欣赏和同性恋普泛化的事实说明：尽管自古以来主流文化对同性恋现象都采取忽视甚至反对的态度，但同性恋倾向并不会因为某个社会对它所持严厉的否定态度而自行消亡，也不会因社会规范的宽容而猛然增多。它作为一种边缘文化游离于主流文化之外并始终存在着。如果说明代以前诗文中所涉及的同性恋描写，作者所持的态度多为否定和讽刺，那么明清时期，小说、戏曲、诗词中的同性恋题材，诗人则多以审美的情趣加以关注，并付以深切的同情和赞美。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使人的感情领域一直处于文化的底层，被各种教义和规定所忽略。因而可以说，明清之际小说、戏曲和诗词中出现的同性恋描写是对理学的自觉反动。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文化现象在文学作品中的大量出现证明了人类文化走向宽容和多元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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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3-15 19:07:35
发表于 2011-3-24 22:0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