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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4-22 07: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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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ymy111 于 2011-4-22 07:45 编辑
凡是唯物论者大多痛恨传统文化 包括承载传统文化的汉字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12月7日b04版,作者:杨光治,原题:《鲁迅为何痛恨汉字?》
鲁迅是我最尊敬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让我在思想意识和写作技巧方面获得很大教益,但我对他在某些作品中所表露的观点却不敢苟同,譬如他对汉字的态度。
其实,鲁迅先生和汉字极有缘分。他少儿时代在三味书屋读书时,所读的书肯定是用汉字来写的;留学日本时他师从章太炎先生学文字学;在北京政府教育部挂职时,经常跑去琉璃厂购买碑帖来揣摩汉字的笔划和结构;他那些不朽的著作,都是用汉字写出来的,特别是后期在上海居住时,全靠用汉字写作来维持全家生活,而且活得并不困乏。尽管他的毛笔汉字书法未必像郭沫若所说那样,已经远远超过孙过庭、颜真卿、柳公权、米芾、苏东坡、黄庭坚而几乎达到钟繇、王羲之、王献之的水平(注),但却自成一格,造诣甚深。可是,他后来却力主消灭汉字,实现文字拉丁化,为此发表了极为尖锐的意见。这里仅拿出颇有代表性的三例来议论,并向有识者求教。
1934年8月,他在《汉字和拉丁化》一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同年12月,他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他认定“劳苦大众没有学习和学会(方块字)的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确有很多劳苦大众由于没有条件学习而成了文盲。但这是社会的罪恶,怎能让汉字来承担?拉丁化只有二十多个表声的符号,学起来确是比方块字省力,然而也必须通过学习才有可能去认识和运用。不知他有没有想过,假如劳苦大众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得不到提高,那也将失去学习的机会,这一来,就算实现了拉丁化,不也同样产生大量文盲?
方块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一说,太偏激了。果如此,对这一“利器”极有研究而又运用得极为巧妙的鲁迅先生,自己身处何地?汉字是“病菌都潜伏在里面”的“结核”一说,同样过分。果如此,他的小说《阿Q正传》、散文《记念刘和珍君》、杂文《论雷峰塔的倒掉》,还有那被毛泽东认为“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的诗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至于“孺子”是否应当理解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不在此议论)等等,不也都隐藏着对劳苦大众极为有害的“病菌”吗?
他临逝世(1936年10月)“答救亡情报访员”时,更坚决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理由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
蔡元培:“汉字既然不能不改革,尽可直接的改用拉丁字母了。”
瞿秋白:“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
鲁迅:“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吕叔湘:“现在通行的老宋体实在丑得可以,倒是外国印书的A,B,C,D,有时候还倒真有很美的字体呢。”
毛泽东:“走世界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当时只有一个人,生于马来西亚,9岁就去欧洲生活和留学,27岁回国,在西方呆了18年,有13个博士学位,精通9国语言的辜鸿铭,却是当时最有名地维护宣扬中华文化的人。
第一个把论语翻译介绍给西方地人就是辜鸿铭,在当时的西方,最著名地中国人就是他。
但他却因为强力维护中华文化和皇权,成了当时人们的笑料,是当时臭名昭著地封建卫道士和遗老遗少。
他有一个老婆,还娶了一房小妾,满清倒台,受蔡元培邀请,在北京大学教书的时候,几乎所有人的辫子都剪掉了,只有他不肯剪,他的学生经常嘲笑他的辫子,但他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里的辫子才是无形的。”
他只是用不剪辫子来表达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骄傲。
他在北京大学教英国文学,在给学生们讲英文诗歌的时候,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他认为西方以技术和物质为中心,崇尚征服的文化是粗鄙和野蛮的,只有知性的直接晓喻心灵的中华文化才是高贵的。西方文化的展最终结果对这个世界的危害将是致命的,最后,来收拾这个危局的,必将是中华文化。
当时,托尔斯泰和毛姆等西方许多政客,尤其是思想家、作家,名流,到中国来,都想拜访辜鸿铭。英国著名的作家毛姆来中国的时候,想见辜鸿铭,托人写信给辜鸿铭,请他来会面,辜鸿铭根本没露面,毛姆只得亲自到辜鸿铭家去找,见面了,辜鸿铭还给了毛姆一顿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把毛姆说得无比尴尬不知所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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