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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绿色GDP与中国人的命运息息相关
南方都市报社论
国家环保总局于去年底完成了2005年度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俗称“绿色GDP报告”),并计划于今年3月份发表。但是迄今为止,报告仍未公布。多方消息指称,由于地方政府对“绿色GDP”的疑惧与反弹,国家统计局与环保局之间未能就“绿色GDP”的统计方法和各省排名达成一致意见。因此,“绿色GDP报告”何时才能公布,将变得遥遥无期。
“绿色GDP”为什么重要?因为这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经济增长是以多大的环境代价和社会代价而取得的。这个指标也是一种新的评价标准,它帮助我们区分出“好”的经济增长和“坏”的经济增长。并非所有的经济增长都是好事,只有符合“绿色标准”的增长,即环境成本最小的增长,才值得追求。
这些道理都好说,可是一旦面对具体数字,好多人就像见到了真龙的叶公一样,避之唯恐不及。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宣布选择10个省市作为“绿色GDP”的核算试点时,许多地方都有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当2006年核算试点进一步扩大时,许多地方已经是谈绿色变,想方设法要退出了。为什么呢?根据已经公布的2004年“绿色GDP报告”中的计算,治理2004年当年产生的污染,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约为10800亿元,占当年GDP的6.8%左右。同时每年还需另外花费治理运行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这就是说,把当年增长的GDP全部用于治理污染,也仅是略有富余。而照此计算下来,很多地方尤其是资源大省根本就是负增长,即经济增长抵消不了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
还必须指出,上述的所谓“环境成本”,仅仅计算了某些排放物所带来的污染,它只是全部污染状况的冰山一角。而消息人士指出,2005年的“绿色GDP报告”中计算出来的污染代价,比2004年有过之而无不及。
由此可见,“绿色GDP”绝不是可以给官员的政绩锦上添花的光环。相反地,它穿透政绩泡沫,揭示巨大难堪。而2005年“绿色GDP报告”的难产则表明,致力于环境保护的理想追求、社会动员与制度化努力,在现实中已经遇到了激烈抵抗。它也表明,“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以及“和谐社会”的理念,在转化为可以操作的标准和政策等等的过程中,遇到了严重的障碍。
不容否认,“绿色GDP”在具体技术层面上还有很多困难,目前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正式的“绿色GDP”统计。尽管如此,中国公民仍有一万个理由要支持在“绿色GDP”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和创新。其中最基本的理由是,绿色理念和绿色运动,是帮助公民在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广泛参与决策的最好的平台之一。
“单纯GDP主义”的发展模式,本质上是精英主义的。许多官员都明白,寻求大资本与大权力的“无缝隙链接”,以大项目为“抓手”,是瞬间推高GDP的“王道”。这样的操作需要一个大承诺,即可以给所有人带来幸福。然而事实表明这个承诺已经在许多方面落空,因为精英主义的运作,本质上必然忽视社会的平衡与环境生态的平衡。所以我们在GDP高速增长的背后,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的断裂,人类活动与环境生态的断裂,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断裂,中央与地方的断裂,中国与世界的断裂,以及理想与现实的断裂。
“绿色GDP”将从理念、技术和社会力量层面上给那些自以为掌握客观规律的过分傲慢的精英套上笼头。它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将社会公众的主观评价引入到环境资源的核算框架中来。举例来说,山西煤老板开矿拉高了GDP,然后用赚到的钱在北京买豪宅,又拉高了GDP。倘若问,这些GDP消耗多大的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除了可以有形计算的项目之外,必须问在污染环境下居住的山西居民和买不起房子的北京居民,要他们提供评价。
“绿色GDP”的概念代表了所谓“现代化”的自我反思。它依赖新的理念,依赖专家提供技术完善的方法,依赖政府管理制度的改革,同时,还非常依赖公民社会的觉醒和参与。公民的个体经验与地方知识,在“绿色GDP”的框架下受到高度尊重。因此,“绿色GDP”的命运,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也是中国能否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这里正在形成改革与保守的新战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