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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9-25 19:1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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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声的运用
因为词是配乐的,词调舒促抑扬,不断变化,如果与四声的长短升降配合得当,就能增强文字表情达意的效果;若不严格区别,字调的变化也就适应不了曲调的变化,有时甚至会妨碍意思的表达。
唐五代时,对词的声调,要求不严。词基本上跟诗一样。宋以后,渐渐注意到三类仄声字的区别。但是,由于过分强调字、调的分辨,有时也会妨碍对思想感情的表达。因此,对于通行词调,只要求分别平仄,只在某些关键之处,才讲究一下仄声中的上去八三声之分别。
四声分辨比较严格而又为多数词人所共守的地方和解决的方法主要有四:词的煞尾处,一字逗词律规定的拗句和借字。
(1)煞尾:万树《词律·发凡》说:“若上去互易,则调不振起,便成损腔。尾句尤为吃紧。如《永遇乐》之‘尚能饭否’,《瑞鹤仙》之‘又成瘦损’,‘尚’、‘又’必仄,‘能’、‘成’必平,‘饭’,‘瘦’必去,‘否’、‘损’必上,如此然后发调。末二字若用平上或平去或去去、上上、上去、皆为不合。”拿《永遇乐》来说,辛弃疾有五首存词,尾句分别是:
这回稳步——去平上去 片云斗暗——去平上去 记余戏语——去平去上
尚能饭否——去平去上 更邀素月——去平去入
前二字均作“去平”,辛弃疾是豪放派代表,于格律上本不特别严格,尚且如此遵守,可见此说确很重要。按乐曲的一般规律,结尾处往往是全曲的高潮所在,因而词的主旨也往往放在尾句,无论引长而歌或戛然而止,都要兼顾音调和词句,务必使之谐调清晰,因此四声的区别就特别被注重了。
(2)一宇逗:包括上一下四句式中的领句字,是词的特殊句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此,用哪一声字,要求较严。一经前代名家用定,后世词人便往往奉为圭臬,照填不二。一字逗多用去声字。如:
周邦彦《六丑》“正单衣试酒”,“但蜂媒蝶使”,“渐朦胧暗碧”,“似牵衣待话”,其中“正、但,渐、似”都是去声字。
周邦彦《兰陵王》“又酒趁哀弦”,“愁一箭风快”,“渐别浦萦回”,“念月榭携手”,其中一字逗仅“愁”字不是去声。对比其他词人同调作品,如辛弃疾《兰陵王》“恨之极”( 一字逗依次为“被、嗟、甚、便”),刘辰翁《兰陵王》(丙子送春)(一字逗依次为“但、想、正、叹”),便知第二个一字逗不用去声反是正格。
(3)拗句:拗句往往成为定格,成为一种不是近体诗律句的“律句”。这样“律化的拗句”在宋格律派词人的手中,更是不但讲究平仄,而且往往还要求分辨四声。例如:《瑞鹤仙》第三韵为“平平仄平仄”式拗句,其第三字多数均作去声。《齐天乐》下片第一句正格为“平平平仄仄仄”式拗句,句中第四字亦常用去声。
(4)借字:还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按词调要求,某字应作某声,但作者在某声字中,找不到恰当的字,便用了另一声调的字而注明读作“某声”,很能说明词对四声要求的严格。例如:
庾郎先(去声)自吟愁赋。姜夔《齐天乐》(《阳春白雪》本)
水驿灯昏,又见在曲屏近(平声)底。姜夔《解连环》(《花庵词选》本)
比较常见的是入声作平声和浊上声作去声两种(也有入声作上声,去声,上声作平声的)。这倒是一个简便的方法,否则,口语中已经分辨不清的东西硬要分辨,得字字去查韵书,何等麻烦! 何等束缚思想!
六、词的对仗
对仗是古典诗词的重要艺术手段之一。近体诗的对仗,要求相当严格。例如律诗颔(三、四句)、颈(五、六句)两联必须用对仗——联中两句各字的平仄要相反( 这只是大略的说法),词性和意义要大致相同,并且要尽量避免重复字。而词的对仗就不象近体诗那么严格,什么地方用对仗也不那么固定。这是因为词调有上千种,各调的句式不同,就某一个词调说,用不用对仗可以有所限定,而就整个词体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一致的要求。
词的对仗,有些象散文的对偶,有以下几个特点:
(1)同字相对。如:“春到—分,花瘦—分。”(吴文英《一剪梅》)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前者两个“一分”相对,后者两个“头”字相对。
(2)不拘平仄。如:“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李之仪《卜算子》)
“住长江”重出,平仄也全按词谱,不要求相对。(仄仄平平平,平仄平平仄。)
(3)同韵相对。如:堂阜远,江桥晚。(上片)旗影转,鼙声断。(下片)韵脚“远”、“晚”、“转”、“断”,都是仄声,属于同韵。
这些对仗的特点,在律诗中,都是不许可的。
由于词的对仗没有严格的规定,因此就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凡不要求用对仗的句子,如果用了对仗,或是在一般要求用对仗的地方而某词却不用对仗时,这里往往就是作者刻意琢磨,别具匠心之处,特别值得细心品味。
究竟如何对仗,我们在读词,填词时可以注意下达几点:
第一,凡相连的两句字数相同时,词人经常运用对仗手法,特别是在两片开头的地方。如晏殊《踏莎行》上下片首二句:
“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带缓罗衣,香残蕙炷……”
辛弃疾《西江月》上下片首二句: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
第二,用与不用对仗, 看内容和表达的需要。如苏轼《木兰花令》六首,第三、四两句三首用对仗,三首不用对仗。象“园中桃李使君家,城上亭台游客醉”用了对仗,对照而言使醉眼看花的情态更加真切;“夜凉枕簟已知秋,更听寒蛩促机杼”下句把人在寒秋中的感受更逼进了一层,不用对仗,更觉深沉。
第三,有些句子,上句除了开头有个一字逗或两三字顿以外,其余的部分与下一句字数相同,往往也用对仗。这种对仗,有时不限于两句,可以连对三、四句,形成排比句法,气势颇盛。
(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 (柳永《八声甘州》)
(那堪)片片飞花弄晚,蒙蒙残雨笼晴。 (秦观《八六子》)
(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辛弃疾《贺新郎》)
七、词的用典
词在初登文坛时,带着民歌的质朴气息,写景抒情直抒胸臆,用典较少,清新活泼。入宋以后,词人便以用典作为扩大词的内容、增强词的表现力的重要手段,并逐渐趋向典雅庄重,用典也就越来越多,有的词一篇之中连用七八个、十几个典故或成句;有的词一句之中便包含着两三个典故。如张孝祥《水调歌头》( 泛湘江),九十五字中用典十二处,其中“曦发北风凉”一句就连用二典。如光看字面,“在寒冷的北风中晾干头发”原是个很平常的句子。知其典故,情况就不同了。
典故用得好,能使作品简洁含蓄,余韵盎然,用得不好,便会把作品弄得生涩晦暗,枯燥乏味。关键在于要出自内容,感情的需要,从内心呕出;而不是有意堆砌,以典故遮掩内容的单薄。南宋大词人辛弃疾很爱用典故,常常一连使用数典,有时也难免堆砌,多数是出于内容的需要,用得圆转,贴切。
词的用典,从形式上看,可以概括为用事、用诗句、用成句、用诗、用词五种类型。
(1)“用事典”:即把历史故事提炼成诗句用入词中,以此来影射时事或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例如辛弃疾著名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1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借古讽今,批判了当时的掌权者韩侂胄冒险北伐、妄图侥幸取胜的错误,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想建功报国而不能施展才略的悲愤心情。这个主旨,主要是通过四个影射现实的历史故事表现出来的。第一个是幼时曾在京口一带放过牛、后来两次率军北伐并一举平定桓玄叛乱、灭晋建宋( 南朝宋)的刘裕(武帝)的故事。词中概括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借以表明人民,包括作者,对进行北伐收复中原的热切期望。第二个是刘裕之子刘义隆( 文帝)仓猝北伐、大败而归的故事。词中概括为“元嘉(宋文帝年号)草草,封狼居胥(这又是用汉霍去病北击匈奴,迫至狼居胥山,祭山而归的故事,典中套典) ,赢得仓黄北顾。”借以表示不赞成韩侂胄的仓猝北伐。第三个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击败刘宋北伐军,追至长江边在瓜步山上建行宫,大肆祭庆的故事。词中概括为“可堪回首,佛狸祠( 拓跋焘小名佛狸,行宫后来改为太祖庙,故称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借以发泄对南宋统治者抗金不力,不想收复失地的不满情绪。最后用了廉颇的故事。廉颇为赵名将,赵王听信谗言不信任他。后秦攻赵,赵王想用廉颇,派人去了解他的情况。廉颇一心为国,当着使者的面吃下一斗米饭、十斤肉,披挂上马,以表示可以上阵,而使者受人贿赂,却谎报廉“一饭三遗屎”,赵王以为廉老,终于不用。词中概括为“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借以表达自己想报效国家却无人过问甚至还被小人中伤的悲愤之情。这就叫用事。这首词是对当时统治者皇的批评,因为不可能正面直说,用典就是最好的办法。辛弃疾词中四个典故都用得贴切、晓畅,是用事的典范。
(2)用诗句:即引用前人的现成诗句入词。两宋词人特别喜欢引用唐、五代及宋初著名诗人的诗句、词句。苏轼、周邦彦、辛弃疾,吴文英等不同流派的词人都很善于袭用或变用唐诗入词。用句用得活,确能引起联想,因故知新,起到活用前人经过千锤百炼的艺术形象以表达自己胸中意旨的作用,大大精炼了语言。
用前人诗句入词,大体上有如下几种情况。
原句借用:有的一字不改,有的稍改一二字。如辛弃疾《阮郎归》(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便用得较好:
山前灯火欲黄昏。山头来去云。鹧鸪声里数家村。潇湘逢故人。 挥羽扇,整纶巾。少年鞍马尘。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
上片讲他们在耒阳道中相遇时的情景,耒阳属衡州,正在湘水之旁,故借用梁柳浑《江南曲》“洞庭有归客,潇湘逢故人”的成句作结,意境、字面都很吻合;下片讲他们都有怀才不遇之感,于是借用杜甫《奉赠韦左丞丈》“纨袴 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成句煞尾,十分贴切。
改字借用:既能保存原句精神,又能适应词句格律,较一字不改地袭用方便得多。例如:周邦彦《瑞龙吟》:“前度刘郎重到”,改字借用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前度刘郎今又来”句;张元干《贺新郎》:“十年一梦扬州路”,改字借用唐杜牧《遣怀》“十年一觉扬州梦”句;辛弃疾《水调歌头》( 醉吟)“池塘春草未歇,高树变鸣禽”,改字借用南朝宋谢灵运《登池上楼》“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句,等等。
套用:与借用稍有不同。它是套取或活用前人的成句而改变句法、变换字面,结果与原句差异明显,乍看起来似乎是词人的创作。例如:周邦彦《应天长》“观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显然是套用唐韩翊《寒食》“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句。辛弃疾《太常引》“斫去桂婆娑,人道清光更多”,套用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句。
还有一种套用,不是套用字面,而是套用句法和意境,前后两句一比较便知后者从前者套来。例如秦观《八六子》“正销凝,黄鹂又啼数声”,套用杜牧句“正消魂,梧桐又移翠阴”;刘基《谒金门》“风袅袅,吹绿一庭秋草”,套自南唐冯延巳“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这种套用,一般要用同一词调和相近主题,否则很难贴切。
句意化用:作者融会前人意境,用自己的言语重新组织起来,既有所本,又出新意。苏轼《水龙吟》词就都能脱出原句而有自己的创造;特别是第三句,比唐人诗对后世影响更大。《艇斋诗话》论此词云:“东坡《和章质夫杨花词》云:‘思量却是,无情有思’,用老杜‘落絮游丝亦有情’也。‘梦随风万里,寻郎去处,依前被莺呼起’,即唐人诗( 金昌绪《春怨》)云:‘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即唐入诗云:‘时人有酒送张八,惟我无酒送张八。君看陌上梅花红,尽是离人眼中血’。皆夺胎换骨手。”类似的写法如:张元干《贺新郎》“遗恨琵琶旧语”化白杜甫《咏怀古迹》“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句。杜甫《洗兵马》化用武王伐纣典故,写出了“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名句,以表达对平定叛乱、恢复和平的殷切希望。南、北宋之交有好几个词人又化用过杜甫此句。如张元干《石州慢》说“欲挽天河,一洗中原膏血”。无名氏《水调歌头》感情更为急切地说“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边尘千里,不为挽天河。”他等不及壮士挽天河了,要径用太湖之水净洗侵略者,但意境还是从杜甫诗句来的。有时一句之中接连化用前入诗词两、三句;如史达祖《绮罗香》“记当日门掩梨花,剪灯深夜语。”上半句化用李重元( 一说李甲作)《忆王孙》“雨打梨花深闭门”句,取那种寂静的黄昏之境,下半句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句,取那种久别重逢亲呢难舍的深情,融合得十分自然。
(3)用诗:即隐括前人整首诗或几首诗入词。例如周邦彦《西河》(金陵怀古)就是隐括刘禹锡《金陵五题》中最著名的几首——《石头城》,《乌衣巷》等而写成的。词句、大意都化白刘诗,却又无一句照搬原文:
“佳丽地。南朝盛事谁记?山围故国,绕清江,髻鬟对起。怒涛寂寞打孤城,风樯遥度天际。 断崖树,犹倒倚。莫愁艇子曾系。空余旧迹,郁苍苍,雾沈半垒。夜深月过女墙采,伤心东望淮水。 酒旗戏鼓甚处市?想依稀王谢邻里。燕子不知何世。向寻常、巷陌人家,相对如说兴亡,斜阳里。”
对照刘诗: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石头城》) .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
可以看到周词跟刘诗的密切关系。经过周的重新组织,增添字句,比刘诗虽显得消极,但更使人感到人世沧桑,分外悲凉寂寞。
(4)用语典:即用其他典故或前人成句入词。举凡作者感到适宜于表情达意的成句部可以取为己用。如辛弃疾《一剪梅》(游蒋山):
独立苍茫醉不归(化用杜诗“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日暮天寒,归去来兮(陶渊明句)。探梅踏雪几何时。今我来思,杨柳依依( 《诗经·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白石岗头曲岸西。一片闲愁,芳草萋萋。多情山鸟不须啼。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赞》) 。
其他如欧阳修《踏莎行》“草熏风暖摇征辔”用江淹《别赋》“闺中风暖,陌上草熏”句;苏轼《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横空暧暧微霄”用陶渊明“山涤余霭,宇暧微霄”句;辛弃疾《霜天晓角》“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尔。”用晋入书帖:“寒食近,且住为佳尔”句,都属此类用法。
(5)用词:指的是把故事或前人文句缩简为一个词语用在句子里,使人一见此词便联想到它所概括的事或成句。缩简的办法,或取其意其境,或取其人其物,或取原句一两个关键性的字眼,这也应看作是一种用典。沈义父《乐府指迷》说:“炼句下语最是紧要。如说桃不可直说破桃,须用‘红雨’、‘刘郎’等字;说柳不可直说破柳,须用‘章台’、‘灞岸’等字。又用事如曰‘银钩空满’,便是‘书’字了,不必更说‘书’字;‘玉箸双垂’,便是‘泪’了,不必更说‘泪’。如‘绿云缭绕’,隐然‘髻发’;‘困便湘竹’,分明是‘簟’。正不必分晓,如教初学小儿,说破这是甚物事,方见妙处。”这里所说的“红雨”、“刘郎”、“章台”、“灞岸”、“银钩”、“玉箸”、“绿云”、“湘竹”都是从典故成句中提炼出来的词语。这种用法在格律派词人作品中最为多见,他们为求字面的典雅含蓄,有时会弄得一般读者莫名其妙。姜夔《踏莎行》说“分明又向华胥见”,什么叫“华胥见”呢? 原来说的是“梦中见”。《列子·黄帝》说黄帝“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华胥”代指“梦”的出处就在这里。这种用典方法与用事不同,它不是通过概括故事而扩大词句含义,而是缩事为词,一般并不能使词意更加深刻,也不能扩大词的容量,所以在艺术上是不足取的。
用典的方法有明用、暗用两种。无论用事用句,使读词者从字面上一眼便可辨出的,是明用;表面上与上下文句融合为一,不细察则不知为用典的,是暗用。明用有如玉石器皿上镶嵌的珠宝,制作者有意要借其色泽光彩增加器皿的价值;暗用则如清泉中溶入白糖,制作者定要人亲口尝试才能品味到它的甘甜。
明用、暗用各有优劣,要看内容的需要,决定采用哪种方法。一般说暗用比明用自然,而明用比暗用引人注目;明用必须知道典故原义和引申义,才能起作用,而暗用虽不明出典,也能读通,但要想理解得深,仍然需要知其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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