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如何处治假帐的

禅海一粟

严格的惩处法律法规，显然还不足以劝恶扬善。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在京西路劝农使的表奏中就报告说：“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深虑欺隐，失陷税赋。”文中还说，兖、郓、齐、潍、濮诸州已查出“失陷税赋”四万三千九百八十四贯匹石⑶。为了加强财务管理，在如此广袤土地上的大一统国家内实施集权统治，就必然要制定诸多法律法规、典章制度，就必然要借助多种多样的账簿表状为手段。于是这就又出现了另一个令人困扰的“繁文”问题，即各种账簿、报表、文字规定、法律制度等数量非常之多，多得甚至令人难以驾驭。治平二年（1065），王珪修成《在京诸司库务条式》130册；熙宁七年（1074），王安石等修成《三司敕式》400卷；绍兴八年（1138），秦桧等修成《绍兴重修禄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详》810卷。例如，北宋仁宗时代，仅在京店宅务这一管理官房114-大机纲09账簿功册就计有：月纲簿、退簿、赁簿、欠钱溥、纲钱历、场子历、亲事官历、卯历、宿簿、润官簿、接续簿、减价簿、空闲年月簿、辍借物簿、承受宣省簿、出人物料簿、欠官物簿、架阁文书簿、倒塌屋簿、承受公牒检计簿、寄事历、承受检计历、发放历、印历、承受生事簿、监修军将转押修屋历、功课历、居占舍屋簿等几十种之多⑷。

　　宋代俨然是个讲求“法制”的时代，往往“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⑸，以至有关官员“摇手举足，辄有法禁”⑹。对于这些“祖宗之法”，各级官员必须严格遵守，无论任何决定，都不允许与之抵触，否则将受上司驳斥、惩罚。然而，实际上对这些“祖宗之法”，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官员们又绝对无法全面、熟练的掌握。比如在田赋征收这项实际工作中，先不用说对各项法律法规和典章制度的熟悉了，就是编制各种税租簿帐，都已经让书生出身、几无任何财经知识的有关官员们无所适从了。以至如叶适就为之感慨，即使本朝的官员们个个精明能干的像伊尹、傅说那般，也“仍为不晓”⑺。除了细密、烦琐，官员们特别是各级长官们，以一人之身，自难周知外，还因为官员们，特别是中上级官员不能久莅其职，按照本朝的“祖宗之法”需要经常乃至是较为频繁的调动。其所以如此，从积极方面说，是为了培养、锻炼官员们作为管理国家各项事务通才的统御本领。这就是叶适说的，“一人之身，内外之官无不遍历，较之以资，取之以望，然后其大者为政事之臣，而其小者亦为侍从之官。其人既已周旋众职，详练世事，……其人尚德而寡过，……是故可以造居通选而无疑。⑻”同时也符合封建士人希望不断升迁、飞黄腾达的客观心理。从消极方面说，经常调动治所，更是为了防止官员们久任恋栈，易与所任地区、部门形成不正常的各类关系，有害于政务的执行实施。然而这样一来，这些官员们对所历地区、部门的各类文书，便只可能把握一个大致的宏观层面，做一个概括、原则的了解了。对于细致、繁琐的微观层面，就绝对难以全面、细致的掌握了。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自古以来便在各级政府设置了吏胥。用吏胥来辅佐官员，来“行文书，治刑狱、钱谷”⑼。具体到征收赋税上，便是帮助官员编制税租簿帐，征收田赋了。

　　虽然对于吏胥，古来为官治政者多对其十分痛恨、严厉抨击他们利用职权，蒙蔽官员，舞文弄法，贪污受贿，敲诈勒索，为害极大。但是正如叶适一方面痛斥说：“吏胥之害，从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为甚”⑽，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虽尧舜不能废”⑾。宋代官员任职流动性极大，往往工作不得熟悉便调就他任。真正熟悉实际工作的就是这些吏胥了，而他们的地位卑下，甚少升任，待遇甚薄，故而不少吏胥便借编纂税租簿帐的机会，与奸民合谋，以谋其利，“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大半尽於吏家矣。⑿”我们也不难从历代兴衰治乱的经验中看到，越是法网严密越是疏漏不断，越是文案众多的地方则越是吏员柄政弄权的渊薮。而宋代恰恰是一个“今之令式文书盈于几阁”的时代，浩如烟海的法律法规，汗牛充栋的文书簿帐也就自然成“为猾吏舞文之具⒀⑸”了。况且有宋一代，一州一县之民田，“有产田，有官田，有职田，有学田，有常平租课田，名色不一，而其所纳税租，轻重亦各不同。⒁”本来情况就极其复杂，调查起来也为不易。即使“坐落分明，簿书齐整，尚难稽考，何况年来产田之税既已不均，而诸色之田散漫参错，尤难检计。⒂”于是，“奸民猾吏，并缘为奸，实佃者或申逃阁，无田者反遭?寄。至于职田，?寄不足，则或拨别色官钱以充之。如此之类，其弊不可遍举”⒃。

　　由此可见，单纯的严刑厉法和纷繁的规章制度，并不能有效遏止有关人员的簿帐欺弊行为。加强技术防范，杜绝各项内部措施漏洞，才是防范簿帐欺弊的最佳途径。

　　2  《条法》中技术防范措施及其实际执行效果

　　欺弊，作为政府遇到的财务风险中的一部分，加强风险管理诸方法中最积极、有效的方法是风险防范，而风险防范最有效的途径是从风险产生的源头入手，从产生机制入手，从前中后各个阶段的检核入手，控制风险的产生。

　　税租帐簿，其实就是一种会计帐簿，是政府实施有效的财务管理所需要的一种财务管理手段。故而，我们也可以从会计学的角度，对防范欺弊行为进行分析。欺弊行为，这种做假帐行为，提供了一种有碍经济正常运作的虚假会计信息，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财务风险，故而也具有现代一般意义上财务风险所具备的客观性和不确定性。首先，政府的财务管理行为处于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之中，不仅受到经济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政治环境甚至社会文化都会影响财务活动，因此政府财务活动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次，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大量的主观判断，财务管理依据的信息也是不完全的。政府进行财务预测、决策和控制所依据的会计报表、财务分析、经营分析等信息，都只可能尽量接近真实情况而不可能完全反映事实，管理依据的不可靠性决定了财务风险的存在。一定意义上讲，财务风险是不能完全消除的。其三，财务活动通常与相关人员的经济利益直接相关，如果缺少适当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相关人员的权责利益关系极其不成正比，其道德风险和行为风险就绝对难以避免。而针对财务风险的技术防范方法，由于其系统、科学性和很强的操作性，并且能够覆盖整个政府财务活动的全过程。在田赋征收实际工作中，所可能遇到的、具体的财务风险问题，也都可以找到相应的技术方法加以防范和控制。因此，政府加强技术防范手段，制止欺弊行为是一种基础性财务管理行为。

　　对于簿帐的制做编纂过程，赋役令中详细要求了：诸税租钞，从仓库封送县衙，县令及佐簿诸官应当即日起监督勒令乡书手各自置被帐簿历本，当值官员每日编号收缴一日所编帐簿，计算数目，以五日为限转运。每此受钞都要及时注入，当值官员对簿销押讫封印，将帐目置柜收藏。至纳毕，在簿本尾末结计正数，合零就整。如果出现了缴纳数目与簿帐帐面不符“畸零残欠”的情况，用红笔书写，限定三十日之内，两万户以上的县必须清欠完毕。限定五十日之内，有关官员说明真实情况，将钞数与簿帐一同送往州府磨勘。如果限定日期已满，尚有亏欠的，县令及佐簿诸官应当令乡书手，及时将清理出来的清欠人员名单制册成“责状”，一式两份，一份留县衙供催纳之用，一份随簿帐送州府。如果在州府一级进行的磨勘复查工作中，发现在责状之外还有亏欠的话，本州要及时制成新的责状，将有关吏人、书手等有关人员名单详细列出以备追究责任。关于县衙造簿，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第478卷》中也能看到如下记载：

　　“诏诸税租助役常平钱物钞，候仓库封送到县，令佐即日勒吏开拆，分授乡书手，各置历，当官收下。排日以千字文为号。将所授钞画时上簿，当职官对簿勾销讫，封印置柜收掌。候纳毕，於簿末计正数或每色剩纳到数并畸零残欠，画一朱书，限三十日。二万户以上，限五十日。官吏保明具钞数，并簿送州。”

　　除了在县一级造簿过程中的监管之外，对于州府的磨勘工作，《户婚敕》和《赋役令》也都作了明确要求：

　　2.1  税租簿帐的磨勘方法

　　要求所差吏胥人员，分定户数之后，首先，对照税租数目逐一检核缴纳数目。其次，以应缴纳钞数对照实际缴纳钞数，通过两厢对比检查实际增亏。每本审核之后，还要将审核此本簿帐的吏人姓名列于其上。负责官员则要亲自抽取簿帐，进行随机审查验收，以督促吏胥认真审核。审验的时间，三万户以下的县，要求必须在九十日内审验完毕，每一万户加三十日，至半年止，官吏保明转送转运司。如果转运司发现磨勘方法不合理或不合法，则会派遣其他无关官吏前来磨勘复核，各县有关官吏不得互查。

　　2.2  磨勘簿帐的处理时效

　　要求州府吏胥在收到县衙钞簿之后，三日内送交磨勘税官。负责官员从收到帐簿之日开始，依据有关规定磨勘结绝了当，不得将工作拖交给后任官员。

　　2.3  磨勘官吏的法律责任及赏罚


　　如果本州官吏驱磨不出，或者不点检改正的，吏人杖五十，相关官员则减刑一等，知州、通判则再减刑一等。送钞簿或磨勘时间超限，或未履行磨勘工作完毕就交给后任官员的，后任官员未按规定就擅自收纳簿帐的，按照以上规定执行。

　　吏人如在磨勘、复核工作中有隐漏亏失情况的，勒令停职，永不叙用。

　　吏人有磨勘出簿帐中的差错亏失的，依据有关规定推赏。官员在复核过程中发现亏失的，本年亏失数额累计二百五十贯，隐陷旧额达到一百贯的，免于当年本官吏部磨勘。其后又把这一赏格的限度有所提高，规定本年亏失数额累计五百贯，隐陷旧额达到二百贯，免于磨勘一年。

　　在《式》中，还有专门的赏格格式，如所谓的《保明磨勘出税租亏失酬赏状》，格式如下：
某路转运司：

　　据某州申，据某官姓名状，准某处磨勘出某州某县某年夏或秋料租税，某物亏失，陈乞酬赏，今勘会下项：

　　某官某年月日，准某处差磨勘某州某县夏或秋税租钞旁簿历等。

mutang

就是不知道疗效到底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