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首义三剑客：孙武、吴兆麟和黎元洪

禅海一粟

说到辛亥革命，谁的作用最大，功劳最大，每个的人的看法不尽相同。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第一役，它的成功、巩固和稳定是关系到整个辛亥革命成败最关键的一环。那么，在这次突发而来的革命中，谁是最关键的人物？武昌起义到底是因为一批脚踏实地而默默无闻的湖北革命者精心准备所致，还是因为革命潮流大势所趋而成？
谁都知道，在武昌起义前，其实已经有了很多次的反清起义，有的规模可谓不小，如惠州起义，起义者军力发展到两万人，却因为无人响应，清军云集而失败；萍浏醴起义，十万农军打浏阳，却被清军26条洋枪击败；黄花岗之役，同盟会倾尽全部力量，结果牺牲惨重。武昌起义，事先已为清府所侦知，而最初革命者也仅仅数百人，却能拿下武汉，坚守武昌，直至全国云集。
事实上，武昌起义的地位无法替代，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具备武昌革命的条件和运气。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如像湖北革命者一样做了十几年默默无闻但非常细致的革命筹备和组织工作，这是海外同盟会等组织无法达到的水平。在武昌起义中，有三个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孙武、吴兆麟和黎元洪。


一
湖北是革命的中心并非浪得虚名。从吴禄贞时代起，一拨又一拨的湖北革命者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革命组织。当然，他们的环境是异常危险的，他们不可能公开活动，不可能招摇过市，所以也注定了他们远不如海外的革命领袖一样的名气。从花园山聚会、科学补习所，到日知会、文学社和共进会，每个阶段都会有意志坚定的人来领导，而最终促使武昌起义发生的组织者，最重要的莫过于孙武。
很多人都会认为武昌起义是在孙文领导下而爆发的，事实并非如此，孙武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人物，但孙武和孙文没有多少关系。
孙武的父亲曾是满清的一名下级军官，而孙武爱好武术，喜欢结交朋友，属于江湖上的人。但孙武并非大老粗，他考入了军校，结交了吴禄贞，自己也当过清军的营级干部，曾被领导选拔为留日学员。后来因为在补习所活动被发现后，自己逃到了日本，学习军事。
孙武在东京时曾经加入过同盟会，但在那里却发现同盟会因为内部争斗而实际陷入瘫痪。一帮和孙武一样的江湖人士非常不满，你们非但不组织革命，整天是你批我，我骂你，主事的人要不没有，要不就见不到人。更气恼的是，同盟会的领导们，革命口号震天响，就是不敢回国。孙文还认为，在长江一带发动革命，没有多少希望，而且很危险。不如在广东、广西这些边境地区发动起义，打不赢可以跑嘛。这让聚集在东京的江湖大哥们很不满，于是四川会党老大张百详等人倡议，成立一个新的革命组织，共进会。意思是在帮会内兄弟们共同进退，在帮会外，不同的会党也要共同进退，共进会以九星十八旗为会旗。来自两湖一带的孙武、焦达峰、刘公等人加入了该组织，并成为重要骨干。
共进会和同盟会的关系怎样呢？虽然很多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但其实它是独立组织革命工作的。他们有自己的纲领，自己的目标，自己的工作重心。当黄兴赶回东京的时候，发现那帮闹哄哄的江湖弟兄不再围着他转的时候，他问还在东京的焦达峰：“你们为什么要另立门户？”
焦达峰说：“你们同盟会太拖沓了，我们这是救急，没想过要分道扬镳啊。”
黄兴又问：“要是这样，革命党就有两股势力，将来谁是正统？”
焦达峰说：“都还没有起兵，着什么急？要是以后你的功劳大，我听你的，我的功劳大，你该听我的。”
从上面的讲话来看，共进会和同盟会是名义上没有分，但实际上基本分离了。不过，同盟会也根本没有把他们当回事，共进会的这些人无论从资历、年龄都是很低浅，况且他们大多是会党分子，同盟会的领袖们其实是瞧不起会党分子的。
共进会也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而是大家在南方各省分头行动，有些省份发展顺利，而有的省份进展不大。渐渐地，以孙武、焦达峰、刘公为首的两湖共进会成为发展最好的共进会组织。两湖一带会党成员众多，而孙武等人除了江湖号召力强，文化层次也不低，有了文化的会党首领才是清廷真正的对手。孙武和焦达峰等人在两湖一带发动和组织会党，可是发动起义总是不能如愿，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有文化的人就是能分析问题，原来是组织太松散了，会党来自农民，战斗力也不高。
孙武等人一合计，想起了好友吴禄贞的想法，咱们不如去清军兵营中发展弟兄，这就是抬营主义，就是把清军的军营，通过发展会员的方式，一个一个地抬过来。孙武本来就是武汉人，通过老乡、市民、学生等环节，很快打通了军队的口子，共进会在军队内部发展成员近2000人。焦达峰则回到湖南，他两手抓，一面发展会党，一面发动军队，没有多久，湖南共进会也渗透到军队大部。
当然，在湖北新军中发展组织的并非共进会一个，还有规模同样大的文学社。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共进会占有略为主要的地位，加上湖南也是以共进会为主力的省份，共进会成为辛亥首义的最主要组织，而孙武则是其中最核心的人物。
武昌起义那天，孙武等领导人没有在场，但他们已经为起义做了充分的准备。那一天，即使程定国没有首先开枪，也会有其他的起义者揭竿。事实上，从发难的时间来说，南湖炮队是率先开始的。
孙武因为炸弹爆炸而受伤，没有参加首义的那天战斗。但即使参加了，作用也不大，组织现场战斗，未必是他的强项，这件事情得其他人做。后来，孙武任武昌政府的军务部长，成为革命军主要的军事领导人。直到黄兴赶来，武昌政府的军事指挥才转移到黄兴手中。黄兴并不擅长军事指挥，孙武对大多数的军事行动不赞同，特别是经过一番苦战损兵折将以后，孙武对黄兴的不满到达了高点。阳夏保卫战失败后，黄兴建议放弃武昌，退守九江，自己去了南京，而组织武昌起义的将领们不愿意放弃武昌，继续坚守，好在袁世凯军的攻势减弱，武昌才转危为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武作为武昌起义最主要的领导人跑了过去，可是却被冷落了。非但如此，还被他不满意的黄兴、陈其美一顿臭骂。孙武发现，不但自己没有合理安排，就连其他的主要职务，都是以孙黄的亲信担任，孙武当然非常郁闷，功劳最大的是武昌起义者，可是成立的临时政府确大多是海归派。还说自己争权夺利，难道蒋作宾就比自己更适合陆军次长吗？
孙武南京之行后，辛亥革命中的武昌帮和同盟会帮彻底分裂。以武昌主要军政首领为主的人员成立新的组织民社，他们主要的对手是控制南京政府的同盟会，后者则试图淡化武昌起义和武昌政府的重要性，这是这些历经九死一生的将领们所无法忍受的。双方的矛盾在孙政府准备将汉冶萍公司出让给日本的时候达到一个高潮。
孙武也为一些人不容。在武昌起义中还有另一股力量，那就是文学社。他们逐渐和同盟会和共进会内部等各种反孙力量靠拢，策划驱逐孙武的行动。1912年2月，一个叫群英会的组织发动了政变，准备捕杀孙武。孙武得以逃脱，几经权衡之后，孙武放弃了反击的想法，宣布下野。
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孙武一直支持黎元洪，在许多政治事件中和同盟会及国民党站在对立的立场，因此他在武昌起义的作用也自然受到淡化。对孙武的个人评价也趋于两极化，有的认为他不顾革命大局，争权夺利，为人狭隘傲慢，也有人认为他并不恋权，有很好的人缘。究竟实情如何，恐怕后人难以知晓。



二
武昌起义的发动，孙武是最关键的人之一。但是起义那天，孙武却缺席了，因为他在炸弹爆炸事件中受伤了。清军加紧搜索革命党名单实际就是起义的发令枪，没有人组织起义没关系，反正谁都不安全。10月10日晚，几处革命士兵不约而同地发难，武昌起义爆发。
孙武有没有在现场其实都没关系，因为指挥作战反而不是他的专长。更何况起义的是两拨人，一拨是孙武组织的共进会，另一拨是蒋翊武等领导的文学社，孙武未必指挥得了文学社的人。
起义的部队首先攻下了楚望台军械库。这个时候，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出现了，谁来指挥他们？当时聚集在楚望台的起义人员只有300多人，而支持清廷的部队仍有约2000人，其余大部分新军都在观望。起义者中不是没有带队的，熊秉坤就是共进会在工程八营的总队长，但这只是革命党内部的职务。熊的军事职务只是一个班长，别说军事指挥能力，就是让几百已经起义的官兵听从他都是很困难的事情。
其实，革命不仅仅是发动组织的问题，军事指挥也是决定其成败的关键因素。好在起义前清军统制张彪叫了几个军官去楚望台镇守，其中就有一个叫吴兆麟的连长。楚望台被起义军占领之后，这几个军官只得逃跑，唯独吴兆麟躲了起来。可是他似乎又不甘心，时不时地向外张望，结果被起义军看到了。
逼着军官造反是武昌起义的重要特点，也是它能成功的重要原因，其实吴兆麟是第一个被逼当指挥官的清军军官。当时群龙无首，大家看见吴兆麟，就像看见救星一样，自然不会放过他，一番劝说之后，吴成为了临时总司令。
说服吴兆麟比较容易。因为吴兆麟原本曾加入过革命组织日知会，只是后来这个组织被破坏后，就没有再从事过革命活动了。好在造反的基础不错，在军队中声望也很高，很快成为指挥起义的关键人物。吴兆麟虽然级别只是个连长，不过这个人爱好军事指挥研究，编着了《战术实施》、《参谋旅行》等兵术书籍，这些书籍被发放给各营，官兵们自然对吴兆麟刮目相看。
到底是军事家，吴接手指挥任务后，很快就怎么攻入督署、占领武昌进行了有条不紊的布置。其他观望的士兵看到是吴兆麟当总指挥，也觉得这次起义靠谱，少了不少顾虑，纷纷响应。在一番战斗之后，终于攻下督署和武昌城。
其实革命起义也是个技术活，没有好的军事指挥官员，你再高的革命激情，也是难以成功。辛亥之前，其实发生过很多次起义，而优秀的军事指挥人员几乎从没有出现过，因此清廷剿灭这些起义就像对付散沙一样轻易。幸运的是武昌起义一开始就遇到一个优秀的指挥官。
革命党占领武昌后，躲着的和那些没有躲着的革命首领们又都出现，他们要选出自己的都督。吴兆麟是坚决支持黎元洪的，他清楚，不管黎元洪愿不愿，黎元洪的这个招牌就是战斗力。这个时候，起义军也仅仅2000人马左右，清军准备随时反击，特别是旗兵还在反扑。形势十分危急。革命者是无法击败敌人的，除非敌人内部瓦解。黎元洪的出马可以让那些清军的军官们看到，原来他们也可以革命。
吴兆麟一直是武昌革命政府早期的最主要军事将领，直到黄兴的到来。黄兴接管武昌革命军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开始积极部署反攻。吴兆麟内心是反对这样做的。他知道，革命军大部分都是新兵，军事训练水平很差，一些旅团长，要不原来还只是个班长、士兵，要不是意志并不坚定的原军官。而他们的对手则是训练有素、编制完整的北洋军。他的意见是依靠海军的支援、隔江固守。但他的意见没有理睬。
之后的战争格外残酷，革命军反击失败，伤亡惨重。非但如此，北洋大军还摸清了革命军的真正实力，加大了进攻的力度，结果汉阳也失守，阳夏保卫战以失败告终。黄兴建议弃守武昌，黎元洪等退到葛店。而吴兆麟再次被推出，接受这样一个烂摊子。好在清军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派员和谈，武昌终于转危为安了。
吴兆麟无疑是武昌起义中最杰出的军事指挥官，他的作用或举足轻重。武昌政府内部派系繁多，纷争不断，吴兆麟没有培植自己的势力，也没有参与各派的争斗，他受到各派的尊重。吴兆麟在后来的政治纷争中，对袁世凯和孙文之国民党都不满，逐渐退出政界，转为从事社会福利工作。1942年，吴兆麟在日军软禁中病重去世。


三
黎元洪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有的人将他当做窃取革命的人，残杀革命同志，被革命党从床底拖出来，投靠袁世凯等，都是他的污点。而这样的一个人却在民国短短的十七年历史中，两任大总统，三任副总统。有些人甚至评价他为忠厚长者，稳健派。甚至在段祺瑞解散国会的时候，包括孙文在内一些人以拥护黎元洪为名开展了护法运动。他究竟是怎样的人？
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当然不能从叙述他的革命活动开始。相反，作为清军旅长，他还杀害过革命党人。我们所需要关注的，是他在确保武昌起义成果方面，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否非常关键。
首先，黎元洪是个苦孩子出身，年幼时候要过饭，也偷过菜。后来考上北洋水师学堂，当上了海军。后来调职到广东水师，谁知道运气不佳，他服役的广甲号被程壁光带到天津运送荔枝的时候，遇到了甲午战争，程壁光请求参战，结果广东水师的三艘军舰全部损失，黎元洪跳海逃生，幸好遇见渔民，得以生还。后来，黎元洪投奔张之洞，成为湖北新军的将领。
湖北革命党人拼死也要请黎元洪出山，并非偶然。黎元洪在湖北治军非常特别，喜欢和官兵们打成一片，鼓励士兵学习文化，也反对虐待士兵。遇到军中发现革命党人，一般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人，自然在士兵中威望很高。
当然，黎元洪不是革命党人。因此，在武昌起义的当晚，黎元洪为制止本部响应起义，杀害了两名革命者。尽管如此，第二天革命党人依旧希望他能出山，担任革命政府都督。
黎元洪当然不是从床底下拖出来的，这种说法源于1912年，一个反对他的报纸《震旦民报》丑化他的说法。当革命党人齐刷刷地站在他的面前，不是训斥他，而是恳请他出任革命政府都督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当时心里的纠结。更何况，一位革命者见黎元洪不肯点头，竟然在其面前自杀。
以往的革命起义中，并没有多少高级的清廷军政人员响应。这些军政人员固然不愿意冒险，更多的是瞧不起这些革命者，觉得这帮会党、士兵和暗杀团组成的革命党，既没有什么层次，也没有胜算的可能。当然，一个清廷的高级军官，从未有过革命的想法，突然间要成为革命党的首领，其心理过渡的距离还是很大的。
黎元洪第三天终于决定和革命党人站在一起。毕竟武昌的革命党人层次要高些，文学社和共进会虽然相互不买账，但对于像吴兆麟、黎元洪这样的人却没有多少排斥。湖北咨议局首领汤化龙在起义第二天就表示支持革命。应该来说，黎元洪觉得此事有成功的希望，是其下定最后决心的根本原因。
黎元洪的作用在于其招牌。头三天，黎元洪是“被革命”。革命党以黎元洪的名义发布通告，产生了剧烈的反响。原来革命党的头头竟然是黎协统啊，于是大量观望的新军及军官纷纷加入革命军。以黎元洪名义的通告很快传遍了全国各地，那些满清的官员、士绅们觉得，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党闹事，这些对清廷早已没有兴趣了的体制内人们开始考虑是否可以当黎元洪第二。
当然，假借的名义终究会露陷的，好在第三天黎元洪开始投入了角色，和革命党人的命运拴在了一起。黎元洪的作用并非仅限于此。当清军海军舰队开赴武昌的时候，他发现这些人多是他的老师和同学。他分别写信给他的老师、舰队司令萨镇兵和各舰管带，在汤化龙的弟弟汤芗茗的促动下，海军很快反正。
应该来说，黎元洪的革命和被革命，对稳定武昌革命政府至关重要。对于其他地区满清官员的反正，也起着重要的示范作用。不久，江苏巡抚程德全也宣布反正。黎元洪和程德全的反正，标志这清廷体制内军政势力开始了瓦解的趋势。
在之后的政治纷争中，黎元洪没有多少背景和势力，他是各方争取和针对的人物。湖北各种势力企图推翻他，遭到镇压，黎元洪成为各派眼中的侩子手。他在袁世凯和孙文的势力中斡旋，后来又在北洋军阀和南方实力派中斡旋。
黎元洪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如海军将领程壁光，革命元老章太炎。在他们看来，黎元洪是没有多少政治野心的人物，也是所有总统中比较遵守宪法的一位。在他担任总统的时候，总是和国会一道和军阀担任的总理据理力争。但是黎元洪确实太没有政治野心了，他没有怎么培植自己的军事势力，而没有军事势力，他无法抗衡任何一个军阀。黎元洪所钟爱的是经商，他炒房炒股，投资实业，乐此不彼。
黎元洪死于1928年6月。与此同时，北伐军也占领了北京，辛亥革命所确立的五色共和旗从北京城落下，随着黎元洪的生命而去。当五色旗终结的时候，当黎元洪死去的时候，当初为如何建立这个民国而角力的几个建国元老黄兴、袁世凯、孙文、黎元洪都已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