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

禅海一粟

佛教原来是流行于古代印度的一种宗教。大约在公元前一世纪左右，开始传入中国西北部的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于阗（今新疆和阗县）等城邦。到了公元二三世纪，这些城邦的佛教已经很发展了。

佛教何时传入中原内地，说法不一。据隋代费长房所著《历代三宝记》称：秦始皇时，有释利防等十八个印度僧人携带佛经前来传教，遭到秦始皇拒绝，并将他们驱逐出境。由于当时人们对佛教并无了解，统治阶级也没有利用佛教统治人民的需要，所以这时佛教没有传播开来。

到汉武帝时，张骞出访西域诸国，从大月氏人那里知道了身毒国（古代印度）人信奉佛教。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二年），“博士弟子景庐，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这可以算是汉人和佛教接触的开始，而这种接触是通过大月氏贵霜王朝的使臣为媒介的。

东汉明帝时，派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出使天竺（古代印度）。蔡愔等与天竺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并携来《四十二章经》，据说以白马驮经而至，因立白马寺于洛阳。从此，佛教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不过，当时的人们对佛教的教义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东汉末年，战乱频仍，人民生活困苦。一些在苦难中煎熬的百姓，开始把脱离人间苦海的希望寄托在佛教上面；统治阶级也迫切需要利用佛教来欺骗和愚弄人民群众。于是，佛教有了更广泛的传播。

不过，虽然在东汉时就已有人信仰佛教，但开始还只准西域人奉祀，汉人要出家为僧，政府是明令禁止的。到了曹魏甘露年间（256——260），才有颖川人朱士行第一个出家当和尚，被称作“汉地沙门之始”。甘露五年（260年），朱士兴自雍州（治今陕西西安西北）出发，赴于阗取经，成为内地前往西域求法最早的僧人。从此以后，汉人出家当和尚的就渐渐多起来了。

魏晋以来，佛教传布渐广；南北朝时，佛教更是进入鼎盛时期。同时，佛教与中国本土的儒家、道教的矛盾冲突，也进入空前的激烈阶段。

两晋时，清谈玄学风盛，僧徒也和士大夫一样，高谈玄理，出入朱门。当时官僚士大夫视僧徒如老庄道教之流，而僧徒也以谈玄论道来迎合士大夫，借以宣传佛教。所以，当时二者之间没有大的矛盾。及至佛教日盛，信者益众，寺院益多，直接影响到封建世俗地主的利益，因而发展到了儒佛之争。

儒佛争论，在东晋主要是为礼制问题。晋成帝时虞冰主持朝政，主张沙门（和尚）见皇帝，应该行跪拜之礼，佛教徒们坚决反对。经过反复辩论，虞冰的主张失败了。东晋末年，桓玄又提出跪拜问题，并与佛教徒们反复辩论，等到他篡位以后，也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宋孝武帝诏令沙门跪拜皇帝，他的儿子宋前废帝又废除了这项诏令。僧徒不拜父母和皇帝，等于否认儒家的根本伦理；儒家要僧徒跪拜皇帝，等于否认僧徒的弃俗出世。经过反复斗争，儒家还是失败了。

宋齐之间，又出现了道教和佛教的斗争。早在西晋时，道士王浮伪造《老子化胡经》，说老子出关，往生西方，始有佛法。到刘宋末年，道士顾欢又作《夷夏论》，攻击佛教徒“舍华效夷”，极力诬佛，引起两教大争论。道教徒一贯用造谣诬蔑为斗争的手段，佛教徒也造些谣言来反攻。他们说佛派三个弟子到中国，一为儒童菩萨，就是孔子；一为光净菩萨，就是颜渊；三为摩柯迦叶，就是老子。当然，这些都是无稽之谈。道教攻击佛教，竟向谣言求助，当然也不能战胜佛教。

梁武帝是一个博学多通的大学者。他对儒学、道学、佛学乃至史学、文学等，都颇有研究。在他的著述中，既有儒学、道学方面的论著，又有佛学方面的讲述和论文。由于他的知识结构庞杂繁芜，加上身为皇帝的特殊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为他人难以具有的独特的思想意识——“三教同源说”。

梁武帝认为，儒道佛三教各有妙用而不能偏废。三教的旨趣虽然各不相同，比如儒家教导人们恪守礼法伦常，讲究忠孝节义；道教劝说人们不要计较争夺，讲求羽化成仙；佛教引导人们向往极乐净土，宣扬六色皆空。但三教却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要求人们安于现状，不必去反抗斗争，因此，在儒、道、佛三教之间，在理论上可以融会贯通，在实践上可以互为补充。当时的实际情况也确实是这样。佛道两教虽然互相攻击，势同水火，但两派教徒也经常互相吸收，互相模仿。比如，北魏改造天师道的重要人物寇谦之、南朝著名道教理论家陶弘景，在他们的著述中都采取了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不少佛教学者也吸收了道教的长生神仙思想。这说明，三教合而为一，对巩固封建统治会有更多的好处。基于这个原因，梁武帝常常把三教的始祖孔子、老子、释迦牟尼总称为“三圣”，力图调和三教之间的矛盾冲突，强调三教之间可以交相辉映。这是梁武帝倡导的“三教同源”说的主要内容。

另外，梁武帝在分析、比较三教的异同优劣之后，认为佛教理论和佛教的修行方法，对人民大众更具有吸引力。因而，他大力倡导佛教，广建佛寺，大力扶植寺院经济，甚至把佛教奉为国教，极力抬高佛教在三教中的地位。他在《舍道事佛文》中说：“惟佛一道，是于正道，其余九十五种，名为邪道，朕舍邪道，加以如来。”这九十五种邪道中，当然也包括儒学和道教在内。这样看来，梁武帝似乎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事实却远非如此。

就在同一篇文章中，梁武帝又把老子、孔子、颜渊等人说成是如来的弟子。这个说法不仅没有任何历史事实作为根据，而且本身就已否定了把儒学和道教说成是邪道的理由，充其量也只能把佛教杜撰在儒、道二教之先而已。而在实际上，梁武帝在极力吹捧佛教的同时，仍然颇为重视儒学和道教在维护封建统治中的作用。

就三教的历史而言，佛教虽然几乎是和儒家、道家同时产生的，但它传入中国之时，儒、道二教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儒家思想更于西汉时取得了在思想上独尊的地位。作为土生土长的儒、道二教，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儒家学说，更是历代封建统治者赖以统治人民的重要思想武器。道教的长生不老和羽化成仙之说，虽然是比较拙劣的骗术，但在宣传上却由于民族感情而处于有利的地位。作为君临天下的最高封建统治者，梁武帝当然是懂得儒学和道教的功能和效用的。因此，他在极力抬高佛教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对儒、道二教另眼看待。他把佛教比作月亮，把儒学、道教比作众星。他要融儒、道、佛三教于一炉，企图建立一个以儒学为基础、以道学为羽翼、以佛学为主体的合而为一的佛教。一句话，他要建立一个更富于中国味道的儒化了的佛教。

在实际活动中，梁武帝在崇佛的同时，对儒、道二教也极为重视。他为孔子立庙，设置五经博士，又设置《孝经》助教，还多次亲自讲说儒家经典。对于儒学人才，他诏令可以“勿限年辞”擢拔使用。天监七年（508年）正月，他发布诏书说：“建国君民，立教（儒学）为首，砥身立行，由乎经术”，并亲自去太学祭奠孔子，对儒学推崇备致。对道教，梁武帝也十分重视。他对当时著名的道士陶弘景非常尊敬。早在即位前，梁武帝便和陶弘景有过交往。当他篡齐建梁时，陶弘景“援引图谶，数处皆成‘梁’字，命弟子进之”，表示支持。梁武帝即位后，对陶弘景“恩礼愈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举凡难以裁决的朝廷大事，梁武帝都派人前往陶弘景处咨询，甚至一月之中前往数次。陶弘景因此被称为“山中宰相”。

总的说来，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是儒、道、释矛盾斗争的产物，是三家学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结，也是梁武帝佛教学说的一个创造。但是，应该指出的是，“三教同源”说的佛学理论是十分肤浅的，也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系统的唯心主义理论体系，因而也不可能调和三教之间的矛盾。梁武帝崇佛敬佛的目的，是要利用佛教去加强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是想通过“皇帝菩萨”的美名把政教大权集于一身。过去有不少历史学家把梁武帝说成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这种说法实际上是经不住推敲的。我们认为，梁武帝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封建皇帝，他的崇佛敬佛只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梁武帝的“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给儒、道、佛三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为隋唐时期封建统治者调和三教斗争提供了借鉴。而两宋时期的理学，就是沿着这条纵线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官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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