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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本早于今本
至此，我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简本一定比今本更原始。从文字差异看，今本的难解粗陋之处往往由讹误所致；从分篇和章次看，简本更合理、更符合原作者的本意，而今本打破了简本的这种原始联系，肢解之迹显然。以下理由，将进一步证实这种推断。
第一，今本的某些章只有一部分见于简本，而就其内容看，见于简本的部分与不见于简本的部分风马牛不相及。请看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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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章次 |
简本章次 |
见于简本部分 |
不见于简本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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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1·2 |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一段 |
“天地不仁”、“圣人不仁”一段和“多言数穷”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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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3·3 |
“唯之于阿，相去几何”一段 |
“荒兮，其未央”以下的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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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2·4 |
“以道佐人主者”等三句和“善有果而已”一段 |
“物壮则老”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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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2·3 |
“祸莫大于不知足”一段 |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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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
3·5 |
“寒其兑，闭其门”一段 |
“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一段 |
将左右两栏稍加比较就很容易看出，今本这些章的不见于简本的部分显然是后人附加上去的。
当然，另外一些例证表明，见于简本的部分与不见于简本的部分在意义上有关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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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章次 |
简本章次 |
见于简本部分 |
不见于简本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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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4·4 |
“古之善为士者”至“保此道者不欲盈”一段 |
“夫唯不盈”等两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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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
1·3 |
“至虚极”至“各复归其根”一段 |
“归根曰静”以下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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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
2·4 |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等 |
“师之所处”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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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
4·3 |
“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以下 |
“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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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
3·2 |
“为学日益”至“无为而无不为”一段 |
“取天下常以无事”一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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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
1·4 |
“含德之厚”至“谓之不道” |
“不道早已” |
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以为这些不见于简本的部分仍为后人所加，只不过加得比较巧妙一些而已。它们是对原有部分的阐释和发挥――后人对原有部分加以阐释和发挥并将其置入原文，要比将不相关的文字附入原有部分更容易理解。
第二，如果我们再进一步一下简本与今本分章的不同，就对今本生硬割裂、拼凑的做法看得更加清楚了。
简本与今本分章有所不同。简本以墨丁为分章标志，但墨丁多有省略。所以墨丁数并不表明只有相当的章数。但从这些墨丁亦可看出简本与今本分章的不同。如简本相当于今本第三十二章和第四十五章的部分，中间皆有墨点，说明它们在简本中分别为两章。就第三十二章来说，平实而论，其谈“道常无名”的上段与谈“天地相合，以降甘露”的下段之间，既有不同（上段主要论形而上，下段主要论形而下），又有联系（都涉及到“道”、“名”等范畴），所以把它们合为一章或分为两章都有一定道理。但第四十五章的情况不同。“大成若缺”一段论某些超越的性质与其外表现看起来好象相反，“燥胜×”一段论如何使天下安定，完全是两上不同的话题。它们在简本中本为两章，非常合理；但今本合而为一，实为不类。
尽管简本的章次几乎与今本完全不同，但相当于今本第十七、十八两章的部分在简本中是连在一起的，这是少有的例外。本来这种例外也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但在相当于今本这两章的中间偏偏多了一个连词“故”字，这便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在简本中，此处是不分章的。今观其文义，“大上下知有之”一段论大道之行的情形，“大道废，安有仁义”一段论大道之废的情形，二者相对而立，浑然一体，而今本分之为二，则割断了其本有的内在联系。
另外，今本第六十四章以“其安易持也”开头的上段论事物的发生、发展过程以及人们应该持有的对策，以“为者败之”开头的下段论无为，议题也完全不同。原来，它们在简本中不但为两章，而且根本就不在一处。今本硬是把它们凑到一起，尤显不伦。
第三，在文本上，简本的某些段落在今本中重复出现；在思想内容上，今本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这都是今本重新改造、编排简本的结果（详见下文）。
第四，相当于第三篇第九章“道始无〔名〕”处[7]，甲本残，乙本作“道褒无名。夫唯道，善始且善成”，王本作“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始”字讹变为乙本的“褒”，或由音近所致。“始”字是之部字，“褒”是幽部字，古音之、幽旁转。但王本的“隐”字，与“始”、“褒”古音皆较远，当出于浅人篡改。
由此，我们可以对帛本“夫唯道，善始且善成”和王本“夫唯道，善贷且成”一语的形成作一些推测了。帛本的这句话，本来是对经文“道始无名”一语的发挥，混入经文。再次，“夫唯”二字是解经文字常用的发语词。从今本和简本的比较可以看出，今本中以“夫唯”二字开头的文字往往不见于简本，它们本来是后人对原经文的解释或发挥，混入经文。如今本第十五章（相当于简本第一篇第五章）的“夫唯不可识”、“夫唯不盈，故能蔽不新成”。又如今本第三十一章（相当于简本第四篇第二章）的“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因此，这里的乙本和王本“夫唯”及以下的文字也应属这种情况。
其“始”字，即来自“道始无名”的“始”。至于王本的“贷”字，与经义不合，自古注家多作曲解。于省吾云：“敦煌‘贷’作‘始’，乃声之转。《周语》‘纯明则终’注：‘终，成也。’又‘故高明令终’注：‘终犹成也。’《书·皋陶谟》‘《萧韶》九成’郑注：‘成，犹终也。’是‘成’、‘终’互训义同。然则‘善始且成’即善始且终也。”验之帛本，于说至确。
在本章中，“道始无名”是最关键的一句话。本章的核心是论道。自“是以《建言》有之”以下的文字，都是为了说明“道始无名”而铺设。至于第一段谈“上士”、“中士”、“下士”“闻道”后有不同的反应，那是由于“道始无名”的缘故。因“道始无名”，故“道”不可言谈，难以琢磨，深不可测，这就导致不同层次的“士”对“道”有不同层次的理解，以至“闻道”后有不同的反应。
在郭店《老子》中还有几处涉及到“道”和“名”的问题。如甲组：“道恒无名。朴虽微，天地弗敢臣。侯王如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甲组：“有状混成，先天地生，寂寥，独立，不改，可以为天下母。未知其名，字之曰道，吾强为之名曰大。”这些论述可以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就其永恒本性而言，“道”是“无名”的；二是，尽管如此，我们又不得不谈论它，故不得已而勉强对它加以命名，于是有了“道”、“大”、“朴”等名称。但是，稍加体察不难发现，“道始无名”一语同时涵盖了这两个方面。一个“始”字明确地透露出这样的信息：“道”起初是没有“名”的，或者说“道”本来是没有“名”的，后来才有了“名”。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道始无名”是概括性最强的一个重要命题。
显而易见，“道始无名”这个重要命题与竹简《老子》一书及其思想，本浑然一体。经过今本的讹变和篡改，《老子》的古意，已失传两千余年了，直至今天简本的出土，方得再现。
众所周知，“道”和“名”也是为今本《老子》注重的一个问题。《道经》开篇便说：“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王本因避汉帝刘恒讳改“恒”为“常”，并删去四个“也”字）在人们的观念中，这几乎是老子的最有名的睿语了，岂不知它背离老子的本义何其遥远！从竹简《老子》看，尽管“道”本来是“无名”的，后来不得已而“名”之、而“道”之，但所“名”、所“道”的，正是那个永恒的“道”，即《道经》所说的“恒道”。在《道经》看来，“道”一旦“可道”，就不是“恒道”了。然而，如果它所谈论的不是“恒道”，又是什么！无论如何，“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就其本身语义言尚可说得通，而“名可名也，非恒名也”，便不成文义了。“名”，不管是普通的“名”，还是“恒名”，都是已经被“名”了的，怎么会存在“可名”或不“可名”的问题呢？如果不“可名”，那一定不是“名”，当然也不是“恒名”。奇怪的是，在今本《老子》中，这些说法和简本的那些思想并存，其相互抵牾造成的思想裂痕是显而易见的，纵有历代注家的妙手弥补，最终也难免捉襟见肘。
第五，简本第二篇第八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大小之多易必多难。是以圣人犹难之，故终无难。
此章见于今本第六十三章。这段文字中的“大小之多易必多难”一语甚为难解，实由错简所致。我认为，“之”字当在“易”之下，笔误在上耳。全句为“大小多易之，必多难”。此处的“易之”和下文的“难之”、此处的“多难”和下文的“无难”正相对应。“大小”，在此处指大事和小事。“易之”，以“之”为“易”也。
世传本的“大小多少”一句，早已引起人们的怀疑。姚鼐说：“‘大小多少’，下有脱字，不可强解。”奚侗说：“‘大小多少’句，谊不可说，疑上或有脱简。”马叙伦说：“成玄英《庄子逍遥游篇疏》引‘为无为，事无事’两句，‘大小’句姚说是，吴无‘大小’以下八字，伦谓疑是古文注。”但是，此句帛本与世传本完全相同，学者遂以为上述怀疑非是。简本出土后，这个疑案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了。原来此处不但有脱简、衍文，而且有错简、误字。
窃以为，正是简本的笔误，造成了今本的混乱局面。也就是说，原文“大小之多易，必多难”实难解释，故今本删“之”字，并将“大小”、“多易”分读，增“多少”于“大小”之下以足句，且敷衍“报怨以德”云云于其后，又把“多易”属下句“必多难”读。如此等等，几至面目全非。
今本的“报怨以德”与上下文没有瓜葛。同简本对照，方知此乃飞来之物，本属乌有。马叙伦云：“‘报怨以德’一句，当在七十九章‘和大怨’上，错入此章。”严灵峰云：“此四字，应在‘安可以为善’句上，并在‘必有余怨’句下；文作：‘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验之简本，他们关于此句错简的推断是完全正确的。
“报怨以德”同儒道两家的关系，是学术界时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流行的看法认为，一方面，这是道家的思想，主要根据就是《老子》载有此语。另一方面，孔子持有不同的主张，主要根据是《论语·宪问》的一段记载：“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我以为，仅依这段记载作出判断是片面的。人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忽略了另一段相关的记载。《说苑·权谋》：“孔子曰：‘圣人转祸为福，报怨以德。’”那么，如何看待这两段看起来互相抵牾的记载呢？其实，孔子因材施教，他在不同的情况下、对不同的对象常发出看起来很不一致的议论。这种现象《论语》可以为证：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因此，“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和“报怨以德”都是孔子的话，都是儒家的思想。
按照严灵峰先生的见解，“报怨以德”本来在今本七十九章。我认为，文中“安”字当解作“何”，全句读作“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依此，“报怨以德”不但不属道家思想，而且为今本作者所抨击。这就对了！今本《老子》六十七至八十一章皆不见于简本，盖为太史儋所增。这个时候儒道的对立已经形成，太史儋“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之论，正是针对儒家思想而提出的。
今本此章中间多出一段：“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此段思想与本章完全不符，而与甲组“其安也，易持也”一章（相当于王本第六十四章上段）相当一致。所以此段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对本章作出了错误的理解发挥，混入经文；二是本为对彼章的解释发挥，误置于此。
至于今本的“夫轻诺必寡信”一语，更与本章主旨不符，必为后人妄加。
第六，简本第二篇第四章：
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其 事好〔还〕。
该章见于今本第三十章上段和中段。
此章见于今本第三十章。各本的最大不同，首先表现在语句的增减上。王本的“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四句，帛本只有前两句，且有异文，而简本一句也没有。七十多年前，梁任公就对这四句话深表怀疑：“这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春秋时虽有城濮、鄢陵……等等有名大战，也不见死多少人，损害多少地方，那时的人，怎会说出这种话呢？”[8]这是梁氏提出《老子》作于战国之末的一条重要论据。验之简本，可以说他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只可以说这四句是后人增入的，不能据此推断《老子》全书晚出。将帛本和王本比较可以知道，这四句话还不是同时增入的。我想，帛本的“〔师之〕所居，楚棘生之”两句，本来是对经文“不欲以兵强于天下”一语的注释发挥，混入正文；而王本的“大军过后，必有凶年”两句本来又是对“〔师之〕所居，楚棘生之”两句的注释发挥，后来也混入正文。
简本和今本的“是谓”二字表明，“果而不强”是对“果而弗伐”等三者的总结，正与前面的“不以取强”一语相应。也就是说，“果而弗伐”等三句是对“不以取强”或“果而不强”的阐释。王本无“是谓”二字，导致“果而勿强”与“果而勿矜”等语并列，且使这段文字同“不以取强”一语不相应。另外，简本的“果而弗骄”一句与其前后的“果而弗伐”、“果而弗矜”两句句式相同、意义相属。
各本的不同，还表现在语序上。“其事好还”一句，今本居“不以兵强天下”和“师之所处”之间。蒋锡昌说：“此谓用兵之事，必有不良之还报，下文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也。”注家多持此说。顾名思义，所谓“好还”，犹今言“好报”，怎么可理解为“不良之还报”呢？以简本观之，方知此处错简。此句本来在“是谓果而不强”之下，义为“果而不强”，必有好报。
第七，简本第四篇第一章：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安有不信？犹乎其贵言也。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故大道废，安有仁义？六亲不和，安有孝慈？邦家昏乱，安有正臣？
本章相当于今本第十七、十八两章。“正臣”，帛本作“贞臣”。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云：“贞，……假借为正。”子夏《易传》：“贞，正也。”因而，帛本的所谓“贞臣”，也就是简本的“正臣”，正直之臣也。王本改为“忠臣”，另有隐情，参见下文。
“故大道废，安有仁义”一段，“安”字可作二解，其一，“何”也；其二，犹“于是”也。从语言上看，二解均通，但经义完全相反。欲求真解，不可不略加辨析。
以后人之见，“仁义”、“孝慈”为儒家所倡导，它们是否亦为老子所认同，学者心存疑虑，所以不妨暂且搁置。但是，“正臣”却是个中立概念，任何一个学派也不会否定它的。既然老子肯定“正臣”，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老子一定同样肯定相同句式中的“仁义”、“孝慈”。如果我们再参之以第一篇第一章“绝伪弃虑，民复孝慈”一语对恢复“孝慈”的追求，就更加确信这种推论了。看来，这三个句子中后半句“安有”之下的概念悉为老子所肯定，而其上半句“大道废”、“六亲不和”、“邦家昏乱”显然为老子所深恶痛绝，所以上半句与下半句之间只能是转折的关系。换言之，“安”字只能解释为“何”。
另外，本章的主要意图是讨论君主和臣民的关系。所谓“信不足”，是就君主对臣民而言的。因此，“信不足”与下文的“大道废”、“六亲不和”、“邦家昏乱”云云应该是一回事。如果说君主不信任臣民，以至“邦家昏乱”，便不会有正直之臣，那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一个正直之臣是不会和一个昏君合作的。昏君身边多佞人，这已被无数次历史事实所证实，深察宫廷内幕的史官老聃怎么会连这个简单的道理也不知道呢？他怎么会说出“邦家昏乱”，“于是”“有正臣”这样的糊涂话呢？这又一次说明，“安”字只能解释为“何”。
此段帛本同简本的一个显著区别是多出“智慧出，安有大伪”一句。诚然，其上半句“智慧出”与其他三句的上半句“大道废”、“六亲不和”、“邦家昏乱”性质相同，这是符合太史儋一贯立场的。但是，将其下半句“安有”之后的“大伪”，与相同句式中的“仁义”、“孝慈”、“贞臣”（“贞”，正也。“贞臣”即“正臣”）并列，却带来思想意义的混乱。若将“安”（甲本作“案”，二字义通）释为“何”，则意味着各句“安有”之后的宾语皆被肯定。然而，肯定“仁义”、“孝慈”、“贞臣”犹可理解，而肯定“大伪”就不符合情理了。若将“安”释为“于是”，则意味着各句“安有”之后的宾语皆被否定。然而，依太史儋的思路，否定“大伪”、“仁义”、“孝慈”尚讲得通，而否定“贞臣”就不近人情了。窃以为，这种现象为太史儋篡改不周所致。他的本意也许是将儒家所倡导的“仁义”、“孝慈”同“大伪”归为同类，悉列入应鞭打之属，却没有料到相同句式中的“贞臣”乃不带学派色彩的褒义词。
帛本的粗陋抵牾，足以让研读《老子》者深感不安。于是王本干脆把“安”字统统删掉，将“仁义”、“大伪”、“孝慈”等等一律打倒。如此可起一箭双雕之效。一方面，大大消解了帛本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对儒家放了一支冷箭。就这一点看，此举一定是后世道家为了反对儒家所为。在他们看来，象“大伪”和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孝慈”固然可以弃之而后快，但如果连同“正臣”（“贞臣”）一起抛掉，岂不有害天理！故不得不偷梁换柱，以“忠臣”代之，反正“忠”字也是儒家的重要范畴。
第八，简本第四篇第三章：“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故曰兵者……得以而用之，恬淡为上，弗美也。”此段见于今本第三十一章。
“故曰兵者”以下缺文可容六字。王本作“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甲本作“非君子之器也，11不祥之器也，不”，乙本作“非君子之器也，兵者不祥1器也，不”。所以，简文此处有两种可能，一是“非君子之器，不”，二是“不祥之器也，不”。李零先生补作前者。
关于今本的这段文字，前人多有质疑。如纪昀曰：“自‘兵者不祥之器’至‘言以丧礼处之’，似有注语杂入，但河上公注本及各本俱作经文，今仍之。”刘师培曰：“此节王本无注，而古注及王注恒混入正文，如‘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二语必系注文，盖以‘非君子之器’释上‘不祥之器’也。本文当作‘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兵者’以下九字均系衍文。”马叙伦曰：“纪、刘之说是也。《文子·上仁篇》引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盖《老子》本文作：‘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物或’两句，系二十四章错简；‘君子’两句，乃下文而错在上者；‘非君子之器’正释‘不祥之器’也。”
那么，如何看待各家的质疑呢？事实上，他们的疑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兵者不祥之器”一语重复；二是，“非君子之器”是对“不祥之器”的解释。
在我看来，竹简缺文非第二种可能莫属。一方面，《文子·上仁篇》所引《老子》正作“夫唯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另一方面，“非君子之器”是对“不祥之器”的解释，也就是说，“不祥之器”是本来的经文。
因此，简文乃《老子》原始，后人将解释“兵者不祥之器”一语的“兵者非君子之器”杂入正文。对于此点，其实帛书两句都冠以“兵者”二字已露出马脚。也就是说，后一句的“兵者”实为多余，只有另作的解释才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后来王本干脆把更根本的“兵者不祥之器”一句提前，并把“兵者非君子之器”的“兵者”二字删掉。在这同时，将经文的“兵者不祥之器”和今本二十四章之末的“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两句杂抄于本章之首。
第九，简本第一篇第六章“天下之物，生于有，生于无”，王本作“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从残损字数看，帛书甲乙本与王本基本一致。整理者说，简文“脱‘有’字，即上句句末‘又’字脱重文号，可据帛书乙本补。”今按，简本和今本皆可通，但意义不同。简本是就各种具体事物而言的，说它们有的生于有，有的生于无。这种看法十分朴实直观。盖在古人看来，婴儿诞生，“生于有”者也；风雨雷电，“生于无”者也。今本是就天下之物的总体而言的，说它产生于有，而有又产生于无。从文义看，“有”和“无”在简本里是普通概念，而不是哲学概念。且作为名词的“有”、“无”在简本里仅此一见。一般说来，如果它们是哲学概念，应该有进一步的讨论。但在今本里，它们显然是哲学概念，且有大量论述。可见从简本到今本，是一种提升。因而，简本更古朴，实乃《老子》原本。由此看，此处未必脱“有”字，亦未必可据帛本补之。
第十，简本第二篇第六章：“临事之纪，慎终如始，此无败事矣”。此章简本作为附录的末章重出，此段作“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甲本作“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故慎终若始，则1111”，乙本作“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而败之。故曰：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王本作“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可以看出，本章同末章以及各今本差异较大，而末章同各今本大同小异。
除“此”字末章和各今本作“则”、“慎终如始”前无“故”或“故曰”等字样外，本章同末章、各今本的主要差异是，“临事之纪”一句，末章和诸今本皆无；相当于末章的“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两句，各今本皆有，唯本章无。
末章和各今本之间也有一些差异。一是句序不同。末章“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两句在前，各今本后置。二是文字不同。末章的“人之败也”一句各今本作“民之从事也”（王本无“也”字）。末章的“其且成”甲本作“其成事”，乙本作“其成”，王本作“几成”。三是文字增减不同。“慎终若始”前甲本有“故”字，乙本有“故曰”二字，末章和王本皆无。
细心揣摩这些情况，依稀可见各本的演变过程。“人之败也，恒于其且成也败之”二句本来是“临事之纪，慎终如始”二句的注文，一变而为末章的正文。在此过程中，夺“临事之纪”句。因其本为注文，固然要在本来的正文之后。然它毕竟是前一句的注文，难避重复之嫌，故再变而为帛本的样子，即于“慎终若始”之前增“故”或“故曰”字样，并颠倒句序。在此过程中，改“人之败也”为“民之从事”，“其”下夺“且”字，甲本“成”下更涉上衍“事”字。这样看起来“慎终若始，则无败事矣”是由“民之从事也，恒于其成事而败之”推导出来的结论，好象天衣无缝了。不过，如再进一步推敲，“且”字脱漏，遂使“恒于其成而败之”一语本身就蕴含抵牾，既已“成”矣，何言“败之”？作者之意，显然是事情将成时而“败之”。故王本改“其”为“几”，并删“故”或“故曰”等字。历此三变，经文已大不一样了。
第十一，“绝学无忧”一语的位置，是老学史上令人瞩目的一大公案。
在王本中，此语为第二十章首句。但它与其后的“唯之与阿，相去几何”一段义不相属。这一点，早已引起学者们的怀疑，有些人进而认为此句应属第十九章。如蒋锡昌说：“此句自文义求之，应属上章，乃‘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一段文字之总结也。”高亨先生亦云：“‘绝学无忧’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句法相同，若置在下章，为一孤立无依之句，其证一也。足、属、朴、欲、忧为韵（足、属、朴、欲在古韵侯部，忧在古韵幽部，二部往往通谐），若置在下章，于韵不谐，其证二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绝学无忧’，文意一贯，若置在下章，则其文意远不相关，其证三也。《老子》分章多有戾×，决非原书之旧。”平实而论，蒋说稍嫌牵强。“绝学无忧”难以总结“绝圣弃智”一段；换言之，“学”字含盖不了此段所提到的圣智、仁义、巧利等概念。此段在简本中作“绝知弃辩”、“绝巧弃利”、“绝伪弃诈”，这几个概念同样难以为“学”所含盖。不过，高氏之说确有道理，不可忽视。
我觉得，将“绝学无忧”置于“绝圣弃智”一章（今本第十九章）也有不安处。在有分章的早期《老子》注本中，尚未发现有如此分章者。但是，除王弼本外，我们倒可注意到河上公的《老子章句》亦将“绝学无忧”明确地置于第二十章之首。如此看来，这种分章法很可能有其缘由，不能简单地把它判为分章错误。
现在，简本的出土则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线索。
原来，在简本中，“绝学无忧”处于相当于今本第四十八章上段的“学者日益”（王本作“为学日益”）一段和相当于今本第二十章上段的“唯之于阿”一段之间，这就完全排除了将其归入相当于今本第十九章的“绝知弃辩”（王本作“绝圣弃智”）一章的可能性。
那么，从简本的情况看，“绝学无忧”应归其下的“唯之于呵”一段还是应归其上的“学者日益”一段呢？“绝学无忧”与“唯之于呵”一段义不连贯，前人已有所论，故不可相属（竹简整理者将此语属下读乃受王弼本影响）。而如将“绝学无忧”属上段，则文义一贯，相融无间。此段首先指出“学者”与“为道者”之“益”与“损”的区别；进而对“为道者日损”加以肯定，并认为“损之或损，以至无为也”；最后得出结论：“无为而无不为，绝学无忧。”“无为而无不为”是针对“为道者日损”而言的，“绝学无忧”是针对“学者日益”而言的。以作者之意，“学者”与“为道者”性质完全相反，既然肯定“为道者”，必然否定“学者”，所以必然主张“绝学”，并认为“绝学”可以“无忧”。
由此可见，“绝学无忧”本来为“学者日益”章（今本第四十八章）的末句。
令人称奇的是，在王本中，“绝学无忧”虽为第二十章首句，但在此章注文中，王弼却以第四十八章之义解之：
下篇云：“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然则学求益所能，而进其智者也。若将无欲而足，何求于益？不知而中，何求于进？夫燕雀有匹，鸠鸽有仇；寒乡之民，必知旃裘。自然已足，益之则忧。故续凫之足，何异截鹤之胫；畏誉而进，何异畏刑？[9]
这表明，王弼已经意识到“绝学无忧”与第四十八章之间的联系，只是拘于文本，未将它们合为一章。王氏见识卓绝，于此可见一斑。
事实已经相当清楚了。今本将原排在一起的“学者日益”章和“唯之于呵”章分开，而在这个过程中，后一章将前一章末句“绝学无忧”也一同带走了，成为其首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千年疑案。
然而，“绝学无忧”毕竟原在“唯之于呵”章之前而不属“绝圣弃智”章，但作为独立的一句，它又构不成一章，所以王本、河上公本皆将它合入“唯之于呵”章。也就是说，这种分章法是有其根据的。至于“绝学无忧”与“绝圣弃智”章在思想和语言上的一致，那只是偶然巧合，何况“忧”字与其前的几个韵脚“足”、“属”、“朴”、“欲”虽韵部相近，但毕竟不属同韵。
第十二，简本第三篇第三章：
唯与呵，相去几何？美与恶，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
此章见于今本第二十章上段。“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帛本作“人之所畏，亦不可以不畏人”，王本作“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在简本出土之前刘殿爵曾指出：“今本的意思是：别人所畏惧的，自己也不可不畏惧。而帛书本的意思是：为人所畏惧的－－就是人君－－亦应该畏惧怕他的人。两者意义很不同，前者是一般的道理，后者则是对君人者所说有关治术的道理。”[10]那么，此处本来应该是讲一般道理的，还是讲治术的？从上文看，显然是讲一般道理的。因此，帛本衍“人”字。
然而，帛本又是何以衍此“人”字呢？在简本出土前，这个问题是无法解释的。原来，在简本中，此章本来下接“人宠辱若惊”一章（今本第十三章）。太史儋在重新编纂老聃书时，将这两章分开。在这个过程中，此章把本属下章第一字的“人”字一同带走，造成帛本的样子。这和上章“绝学无忧”的情况完全相同。但此“人”字毕竟致使章义阻隔，故世传本又删“人”字。
我这样解释有两个重要的旁证。一是，从竹简图版看，此处正有句读，“人”字属下读。这就是说，一定是帛本将“人”字错抄到本章。二是，从用韵看，本章开始两句“呵”、“何”为韵，歌部；中间两句“恶”、“若”为韵，铎部；最后两句是“畏”、“畏”为韵，微部。如末字为“人”字，则失韵。
因此，这个“人”字，又为简本早出说增添了一个铁证。
第十三，春秋战国之际，战国思想界发生过一次重大转折。就哲学问题而言，人们已由对伦理价值的侧重，转向对天道、心性等深层问题的侧重；其风格也随之由古朴转向高远玄妙[11]。今观简本和今本，正反映了这个大转折，即简本体现了春秋时期的特点，今本体现了战国时期的特点。
第十四，今本第三十八章：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我认为，这个由仁而义而礼的次序，是在子思《五行》的基础上提出来，只不过在《五行》中不是道德堕落的过程，而是自内而外的过程罢了。所以，今本此论是针对子思《五行》而发的，其矛头指向子思之儒。这进一步说明今本《老子》晚于子思。
以上各点不仅说明简本是一个原始传本，而且还进一步证实了简本的确优于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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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1-14 12:3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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