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义》与易学
张 涛
汉武帝以后，儒家经学成为统治思想和官方学术。随着经学的演变和发展，随着它与政治、经济利益的日趋密切，经学中今文学、古文学及其内部各学派的矛盾、纷争亦愈加严重。这不利于刘汉皇朝在思想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的大一统。最高统治者需要统一儒家经义，于是，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了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会议的结果，由班固编集成《白虎通义》，亦省称为《白虎通》。
我们注意到，在《白虎通义》中，《周易》和易学的影响表现得较为突出。《白虎通义》在阐述儒家经典的重要作用时，肯定了《周易》的非凡特殊价值和特殊地位。它说：“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它还称述《礼记·经解》之文曰：“洁净精微，《易》教也。”（《五经》）［1］在《白虎通义》看来，五经是五常的载体，其中《易》是“智”的载体，而“智，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性情》）［1］。《白虎通义》又将五常与五谏联系起来，将“智”与“讽谏”联系起来。它说：“人怀五常，故知谏有五。其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窥谏，四曰指谏，五曰陷谏。讽谏者，智也。知祸患之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讽告焉。此智之性也。……孔子曰：‘谏有五，吾从讽之谏。’”（《谏诤》）［1］这就突出了《周易》和易学在准确认识社会隐患方面的作用，是其忧患意识的一种反映。此外，《白虎通义》还承于《易纬·乾凿度》之说，将五常与八卦联系起来，指出：“人生而应八卦之体，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性情》）［1］结合上面提到的“《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之语，五常所由出的五气既然本于八卦之体，那么，《易》在五经中的独特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结合五常之说强调《易》为五经之首，虽是承于《七略》而来，但亦与《白虎通义》的说法有一定关联。
关于《周易》的成书，《白虎通义》依据《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云云，论述道：“文王所以演《易》何？商王受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己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对伏羲作八卦，它更是直接引用《系辞下》之文：“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圣法度，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也。”至于孔子作《易传》，它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却指出：“周衰道失，纲散纪乱，五教废坏，故五常之经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则阴阳万物失其性而乖……”。故孔子“追定五经，以行其道”。（《五经》）［1］这些反映了《白虎通义》对易学的特别重视，而且班固“人更三圣，世历三古”之说与此也不无关系。
《白虎通义》继承、发挥《易传》以来特别是董仲舒天人之论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再次强调天是至高无上的，具有镇服、治理人的种种威严和权力：“天者何也？天之为言镇也。居高理下，为人镇也。”那么，以天为主导的宇宙万物又是如何形成的呢？它在论及人类嫁娶之道时说：“《易》曰：‘天地氤氲，万物化淳。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阴阳，故设嫁娶之礼者，重人伦，广继嗣也。”（《嫁娶》）［1］很明显，这是对《易传》阴阳说和汉易元气说的继承和发展。《白虎通义》还接受《易纬·乾凿度》“太初”、“太始”、“太素”之说，认为在元气之前，存在“太初”阶段：“始起先有太初，然后有太始，形兆既成，名曰太素。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他还指出：“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生情性，情性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天地》）［1］这就构筑了一个太初——太始——太素——万物的宇宙生成模式，而创造者则是作为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天。此说表明，除了正统经学，谶纬尤其是《易纬》之学在《白虎通义》的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兴于西汉末年的谶纬之学，在进入东汉以后更为繁盛，光武帝甚至宣布图谶于天下，从政治上给以全力支持和扶植，使之与古文经学、今文经学鼎足而立。《白虎通义》的宇宙生成说与这种学术形势是密不可分的。
对于《周易》的变化之道，《白虎通义》也有所注意、有所取鉴。它曾称述《周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承认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论述三皇、五帝之号的来历时，这种意识表现得尤为明显。它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后，……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附则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号》）［1］它继承董仲舒三统三正说和改制说，强调：“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袭也。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所以变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王者改作乐，必得天应而后作何？重改制也。”（《三正》）［1］《白虎通义》强调“受命各统一正”，是为了论证刘汉皇朝与夏、商、周一样是受命于天，有着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白虎通义》的三统三正说虽然承自董仲舒，但又用文质说对其作了必要的修补、发挥和完善。它指出：“王者必一质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顺阴阳。阳之道极，则阴道受，阴之道极，则阳道受，明二阴二阳不能相继也。”“帝王始起，先质后文者，顺天地之道、本末之义、先后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质性，乃后有文章也。”（《三正》）［1］在它看来，三统三正的循环含有先质后文、阴阳变化的意义，这就比单纯的循环之说有了进一步发展。此外，对与三统三正说相联系的夏忠、殷敬、周文之三教说，《白虎通义》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补益。它强调以忠为本，忠、敬、文三者，“王者行之有先后”，又强调“三教一体而分”，指出：“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内忠外敬文饰之。故三而备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文法天。”（《三教》）［1］它要求“通天下之三统”，兼备三教，从而将三统三正说与三教说巧妙地结合起来，并为王者政典提供了天道依据。“《白虎通义》援引天道论证人道的思想在书中随处可见，应该说这是此书诠释典制意蕴的主导意向之一。”［2］而这明显是受到《易传》天地人一体观和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整体思维方式的影响。
同时，《白虎通义》又注意到《周易》的不易之义：“王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实。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素积，声味不可变，哀戚不可改，百王不易之道也。”（《三正》）［1］章帝之时，经过建武、永平之治，东汉的社会经济有了较为明显的恢复和发展，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政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所以《白虎通义》强调，作为天在人间的代表，君王的权力是神圣不可侵犯，永远不可更易的。它借助《易传》阴阳刚柔之说和天尊地卑、乾坤定位的思想，全面发展和神化了董仲舒的三纲五常学说，系统阐述了三纲六纪理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它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归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转相生也。夫妇法人，取象六合阴阳，有施化端也。”（《三纲六纪》）［1］《白虎通义》还特别强调：“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视事，故自同于一行尊于天也。”（《五行》）［1］《白虎通义》还承于儒家经义，将象征天子“至德之道”的八音与《易》数联系起来：“八音……，法《易》八卦也。万物之数也。八音，万物之声也。”（《礼乐》）［1］显然，此论的目的在于维护以刘汉皇权为中心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
与此相应，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白虎通义》继承以《易传》为代表的中和理论，强调中和是人的自然之性，要求人们互相和睦，彼此亲爱，举止适中和顺，自觉遵守纲纪，服从宗法等级制度。在这里，它要求统治者力行中和之道。如在分析古代帝王称号时说：“黄者，中和之色，自然之性，万世不易。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和，万世长存，故称黄帝也。”又：“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闻也，见也，谓当道著见中和之为也。”（《号》）［1］实现中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礼乐之制的真正贯彻。它说：“礼者，盛不足，节有余。使丰年不奢，凶年不俭，富贫不相悬也。”它还继承了《易传》天地合德、天人合一的观念，指出：“圣人者何？圣者，通也，道也，声也。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闻声知情，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圣人》）［1］将社会和谐与自然和谐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君父有节，臣子有义，然后四时和。四时和，然后万物生。”（《礼乐》）［1］可见，《白虎通义》所追求的同样是一种天人和谐的文化价值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白虎通义》继承和发挥了《易传》的“生生”、重德和养贤、尚贤思想，呼吁帝王推行仁政，为民造福，“施生爱人”，（《性情》）［1］“和其民人”（《社稷》）［1］，要求"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封公侯》）［1］，强调"圣人虽有万人之德，必须俊贤”，主张“择贤而封之，以著其德，极其才”，呼吁“开贤者之路”，“选择贤良”。在它看来，“封诸侯以夏何？阳气盛养，故封诸侯，盛养贤也”（《封公侯》）［1］。谈及辟雍、明堂，它说：“天子立辟雍何？辟雍所以行礼乐，宣德化也。”“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正四时，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显有能，褒有行者也。”（《辟雍》）［1］这些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白虎通义》虽然是一部具有封建国家法典性质和地位的文献，是一种钦定经义，但就经学内部而言，则对古今文经及谶纬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参加白虎观会议的既有今文学者，又有古文学者，还有兼通古今和谶纬的学者。章帝召集诸儒参加白虎观会议，目的是要在"扶进微学，尊广道艺"的前提下，“讲议五经同异”，“共正经义”（《章帝纪》）［3］。就《白虎通义》引《易》论《易》而言，其中有今文易学和《易纬》的观点，也有古文易学的说法。如《白虎通义·谏诤》引《周易·豫卦》六二爻辞云：“《易》曰：‘介如石，不终日，贞吉。’”陈立疏证：“《释文》引古文《易》作‘砎如石’，言象两石相摩击而出火之意。《集解》引虞注读为‘纤介’之‘介’。则此盖用古文《易》也。”《白虎通义》把各家各派所发挥的封建宗法思想融会成为集大成的经学著作，是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和谶纬之学由分歧、斗争开始走向统一和融合的产物。这些都反映出它对《易传》百虑一致、殊途同归的学术思想的继承和发挥。《四库全书总目》等即将其与《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一起列入杂家。
当然，《白虎通义》对《易传》之说的继承和发挥，其最终目的还是要为封建宗法制度和专制政治服务，因而它的许多思想与《易传》相比，又有一些明显的倒退，这在天道观方面尤其突出。例如，《易传》不谈五行，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这个著名的命题，而《白虎通义》虽然也接触到阴阳这对矛盾，但并未对它们进行深入论述，且将五行说奉为至宝，很多事物都拿去附会五行，暴露出思辨的贫困。特别是《白虎通义》中的阴阳概念主要用于构筑社会等级秩序，双方的主从关系是不变的，所以它更多地以五行说及三统说、三教说等来说明事物的发展变化，并最终陷入了循环论的泥沼。［4］这些也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
参考文献：
［1］陈立.白虎通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94.
［2］张广保.《白虎通义》制度化经学的主体思想［A］.《中国哲学》编辑部.经学今诠三编（《中国哲学》第24辑）［C］.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王四达.论《白虎通义》天道观及其内在矛盾［J］.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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