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北元蒙古的对峙
一、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BR> <BR> 以长城为界，中国的北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边耕地农叶民族，由於游牧的移动性与农叶的固定性的不同，构成了古代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两个社会模式。定居社会与游牧社会，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一方面长期并行发展，一方面又相互冲突与融合，交织构成了迄於十七世纪清代统一中国南北的全部历史。这种具有完整意义上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各自内部具有相对稳定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定向、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形态，二者之间的冲突、交融与互补，直接关联著中原王朝的兴亡和朝代的隆替，中国历史的发展因此而极具特色。从更长的时段及更广阔的空间来看，游牧与农耕社会的对峙，乃是整个亚、欧大陆数千年来社会发展的基本格局，而在中国封建时代，这种农、牧对垒，愈到后来愈显得突出了。<BR> 周秦以来，外族对中原王朝统治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侵入。特别是秦汉以降，中原农叶民放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同化与反同化，征服与反征服，统一与分裂，「从表面看来，社会局面是『分』了，但从社会内部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联系来看，则是渐渐地『合』了」（1）这种貌分神合的历史，实际上是农叶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这种民族间的、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格局之中农、牧文化二元一体的基本格局，每个中原王朝的边防部署和设施都体现了这个格局构造过程中的特殊内容。<BR> 与汉唐相比，明代北部边防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当时的边防地位昇到了相当高的程度，以致於被当时史学家描述成：「今天下之事，惟夷狄惟大；而夷狄之害，北虏为最。」（2）这个说法虽然带有誇张的成份，但也不能一概斥之为「旧史家的偏见」。所以，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命。若其不自揣量，来挠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邇，累世战争，必遷将练兵，时谨备之。」这几句话勾勒了有明一代的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BR> 明代北部威胁主要来自蒙古贵族势力。虽然明后期「蒙汉两族间的经济交往是经常的、大量的，无疑是蒙汉关系的主流」（3），但明代中前期蒙、汉两族的交往主要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隆庆和议（1571年）前，二百年的明代历史中，明、蒙双方战争大不隔年，小不逾月，较大的战役达190余次（4）。终明之世，北方蒙古贵族的威胁非但未能解除，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趨势。<BR>二、‘元亡而实未亡’<BR> <BR> 明太祖致力於北部边防的建设与巩固，一面派大军驱赶残元势力，扫荡漠北，远至捕鱼儿海；一面将防线设在明长城以北的辽东、大宁、开平、东胜到嘉峪关一线，驻紮重兵，屯田戍守。尽管如此，边防视汉唐已大幅度南移，且防线以外，北元势力十分强大。<BR> 以洪武十年为准，北元辖地，东起高丽，西至中亚，尽有元嶺北行省及辽阳、甘肃二行省的大部分地区，北西东三面基本与元朝相同，只是在南面与明朝形成了新的疆界，金山（今内蒙古哲里木盟东境、西辽河南岸）、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西南）及巴而斯城（可能就是原来的广宁王府）都是北元对明作战的大本营（5）。元顺帝死后，仅退居和林的扩扩铁木儿部和退居金山的纳哈出部就拥有20万精骑。相比之下，洪武末年，明「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全国「可战之马仅得十万」（6）。<BR> 永间以后，九边防线视洪武防线再度南移，沿现存明长城一线稳定下来。由此可见，明初北元--蒙古的势力虽然在某一时间下跌，但总的趨势是日益恢复壮大的。朱元璋祭爱猷识理达臘文中所谓「君主沙漠，朕主中原」（7）云云，正表明了「元亡而实未亡」（8）的历史史实。<BR> 明初北元势力盛而不衰是与元王朝对漠北的长期经营分不开的。嶺北地区是元朝的「祖宗根本之地」，嶺北行省都於和林、「控制一方、广轮万里」，下辖和宁路总管府和称海宣慰司都元帅府，管理蒙古各千户所牧民达200万以上。除了畜牧叶高度发展外，元代嶺北地区农叶生产的发展盛况空前。早在成吉思汗时代，便有田镇海率降民万余人「闢兀里羊欢地为屯田」，并建立了镇海城（即称海城）（9），元朝建立后，元政府进一步在嶺 北地区发展屯田事叶，除称海城外，怯绿连河、和林、杭爱山麓、五条河、呵札、至益兰州、谦谦州、吉利吉思等地先后开闢屯田，且二人屯田可供八人之食（10）。手工叶、商叶也随著农牧叶的发展而发展。元末韩林儿檄文中所谓「贫极江南，富称塞北」的说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蒙古在塞北的根基深厚。唯其如此，总使明「高皇帝疑在漠北，意未始一日释也」（11）。<BR> 由於深受「春秋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历代封建君主都本著「薄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基本观念，认为「天下、国、家一体」（12），理应在「君天下」的中原王朝管辖之下，化天下为一家。天下一体之中，地以远近内外分作「中国」与「四方」两大区域，人以礼仪道德别为「华夏」与「夷狄」两大族类。圣君明主皆「内诸夏而外夷狄」，「正万民（即『中国』）以正四方」。在这个思想前提之下，历朝边防政策便是在「中国」与「四方」、「华夏」与「夷狄」之间采取的怀柔绥服或镇摄统御的政策，而「中国」之安危则多系于此种统摄绥服政策之得失。<BR> 各朝绥服统摄之边防政策的制订，皆视其国力之大小而别为积极开拓，消极防守和苟且偷安等不同类型。明王朝同东晋、北宋相类，仅得天下小一统局面，国力远逊於大一统的汉、唐王朝，因北元势力强大且虎视中原，使明初边患频繁乃至国势阽危，故朱元璋在经营了十几年的北部边防部署后，仍然庄重而严肃地告戒子孙曰：「自古及今，胡为中国患久矣。历代守边之要，未尝不以先谋为急。故朕於北鄙之虑，疑加慎密」（13）。明太祖慎密的「北鄙之虑」是由当时难以克服的主观上大一统愿望和客观上国力不足的矛盾决定的。一方面，他抱著天下一体、「华夷一家」、「胡汉一家」的立国宗旨，认为「人君视为天下犹一家」，必须「华夷无间」，「一视同仁」；另一方面，他在打著「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旗号下将元顺帝赶出大都以后，又以祖训的形式告戒子孙：「四方诸夷，阻山隔海，闢地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14），要与他们各保其境，特别是对北方的「胡虏」，尤其要「常存戒心，虽不敌常若临敌」（15）。虽然他在北伐檄文中声称：「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16）但面对当时国力不足，北元势力强大的现实，亦不得不在致元主书中写道：「朕今为君熟计，当限地朔漠、修德顺天，效宋南渡之后，保守其方，」（17）慨然提出了明、元南北分立，各保其境，相安无争的倡议。尽管北元君臣对这个建议未予理睬，明太祖后来还是以「君主沙漠，朕主中原」的设想行两家祭祀之礼，设边地防守体系。<BR> <BR>三、明代的北部边防<BR> <BR> 由於受主、客观矛盾的左右，明太祖的北部边防策略部署和措施直到其晚年总逐步完善起来，概而言之，包括以下几个方面：<BR> 一、「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BR> 确立防守为主的基本策略，同时还提出了御边之道：示以武威，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奉行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惟求相安无事。 <BR> 二、设险以守其国，封王以镇其边。<BR> 首先，确立都司卫所为核心的镇戍制度、作为基本的边防设施。早在洪武二年，朱元璋便命令根据刘基的「军卫法」，建立并完善卫所制。洪武八年，改都卫为都司，北部边地共有燕山、西安、太原、大同、定辽等六个郡卫改为都司、行都司，加上大宁、万全两都司，共形成了八大边地都司。都司设都指挥使、下设同知二、僉事四，再下设有战备、训练、屯种等机构，上有边地军民合一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负责本军区的卫、所事务及防禦作战的指挥。每都司形成一个边防重镇、每镇配以重兵，当时北部边地各都司兵力约占全国兵力的二分之一以上。<BR> 其次，封诸子为王，命他们各率重兵往北方镇守边陲重镇，计有燕王朱棣守北平，宁王朱权守大宁，韩王朱松守开原，沉王朱模守瀋阳，谷王朱穗守宣府，代王朱桂守大同，晋王朱棡守太原，肃王朱柍守甘肃，辽王朱植守广宁，秦王朱樉守西安。各都司、行都司镇守兵俱听诸王领导，诸王统镇守兵及护卫兵联合备边，皆受燕王节制。诸王勒兵备边，使北边镇戍制进一步完善起来。朱元璋为此曾得意地对即将继承皇统的长孙朱允炆说道：「联以御虏付诸王，可令边尘不动，贻汝以安。」<BR> 三、「远斥堠，谨烽燧，附城垒」，即修筑城池、关隘和烽堠，使诸王镇戍的各边陲重镇连为一体，形成完备的防守体系。<BR> 洪武初年，便采纳华云龙建议：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余处，皆置戍守。以后每年都有规模不等的筑边城，修烽燧关隘，整治驿传等活动，使北部边地以大宁为中心，西起辽东广宁，东至开平，东胜，皆构成通为一体的各种防禦工事，形成内外互应，东西联守的防禦体系。在这道防线以外，又命燕、晋诸王以「十路斥堠法」设立边外提防。<BR> 四、「守边之计，足食为先」。<BR> 粮饷供给是历代边防建设中最关键的问题，朱元璋於屯田备边用力最勤。早在洪武初年，郑州知州苏琦建言三事：一曰「请议屯田积粟以示久长之规」；二曰「宜选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练达边事者」；三曰「墾田以实中原」，强中国以示威於胡虏。朱元璋对此大为赞赏，命所司行之。至洪武二十年以后，北边防线基本稳定下来，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边地屯田运动。<BR> 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下令：「自东胜以西，至宁夏河西察罕脑儿，东胜以东至大同、宣府、开平、又东南至大宁，又东至辽东，又东至鸭绿江，又北去不几千里而甫至各卫分守地，又自雁门关外西抵黄河，渡河至察罕脑儿，又东至紫荆关，又东至居庸关及古北口，又东至山海卫外，凡军民屯种田地，不许牧放孳畜！」（18）这一命令充分说明了当时北部边地屯田的范围之广和规模之大，在这片广阔的边地内，有军屯，有民屯，有商屯，军屯占绝对多数。凡都司卫所军兵，大都以三分守城，七分屯种，且耕且守且战。<BR> 洪武末年，边地屯种鼎盛，占全国屯田额的一半以上，后来所谓明代「屯田遍天下，九边为多」，主要说的是明初情况。这种大规模的边地屯田，实际上是发展战争经济，以期最终在边防稳固的基础上战胜胡虏。<BR> 五、塞外设防，相机出去，以攻为守。<BR> 早在洪武三年，朱元璋便颁《平定沙漠诏》，企图实现「胡汉一家，大明主宰」的大一统局面。通过二十余年的保境息民，国内殷实，边防建设、特别是以屯田为核心内容的边防经济有了空前的发展，到洪武后期，朱元璋在强化「修武备，谨边防」措施的同时，又发出了「搜猎虏庭，耀张威武」的号令，开始以塞外大宁、开平为战略基地，加大防线外战略防禦的纵深。但由於明骑兵少，步兵多，朱元璋决定仍立足於战略防禦之中，采取进攻手段，逐步殲敌於防线之外。这是一种稳紮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案。 <BR> 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临终之际仍念念不忘北部边防，命燕王「总率诸王、相机度势」，「攘外安内」，逐步实现平定沙漠的目标。这个边防布署令，充分体现了他的战略防禦和战术进攻相结合，塞外设防、相机出击和尺进寸取的边防思想，后来永间皇帝就是在此基础上，推行了战略防禦之中以攻为守的边防政策。（19）<BR> 朱元璋北部边防的部署和措施，一定程度上与他开国前「高筑墙，广积粮」的发展战略一派相承。其基本精神乃是在战略防禦之中，以诸王镇戍的各大边地重镇为基地，以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的塞外出击为手段，以因险制塞和边地屯田为后盾，逐步向北开拓边地，以求最终制服沙漠。<BR> 这一政策的形成大致以洪武二十年金山之战、纳哈出归降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BR> 前一阶段（洪武元年--二十年），明廷先后命徐达、冯胜和蓝玉为大将军，领导继续征讨元残部的统一战争，渐次平定北平、山西、陕西、甘肃及辽东等边地，将明北部防区推进到以大宁、开平为中心，西至东胜，东至辽东一线，将北元势力控制在此防线以北地区。沿防线设置了都司卫所为核心的军事镇戍制。各都司卫所皆配置衙兵，修武备，兴屯田，「遇敌则战，寇去则耕」。<BR> 后一阶段（洪武廿一年--卅一年），继续派大军出击沙漠，巩固大宁、开平防线，命诸王子陆续往边镇接管军权、勒兵备边，且听燕王节制，内外互应，东西联守。同时，大力开展边地军民屯田，发展战争经济，在此基础上开始推行塞外出击的作战方案。至朱元璋死前，北部边地出现了「筑东胜之险」，「设屯田之利」和「犁漠南而无（虏）庭」（20）的良好局面。<BR> 但是朱元璋北部边防政策和措施的实行，虽然形成了塞外设防和东西联守的防禦体系，却没有建成巩固这套体系的配套措施。尽管他的边防政策体现了「示以武威，守以持重」的防禦特色，却没有实行政治上「和亲」和经济上「封赏」的绥服措施。换句话说，朱元璋的北部边防政策只注重军事上的对立和隔绝，却缺少政治上的怀柔和经济上的羈糜，这就使原来那种南北经济相互依存，农、牧文化融为一体的「胡汉一家」的局面再度分裂和对立，严重违反了南北经济、文化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客观规律。<BR> 对北元--蒙古来讲，明边防愈是发展和巩固，封锁性和隔绝性就愈强，塞外賴以发展屯田和各种手工叶生产的工具得不到供给，出自南方的生活用品也失去了供应，汉化了的蒙古军民又不得不退回到逐水草而生的游牧生产和生活方式之中，战争和掠夺又成了他们经常性的职叶，中原大地便是他们主要的军事目标。<BR> 对明王朝来讲，采取以兵御边和以屯养兵的基本策略，企图将蒙古军队困死在大漠之中。尽管朱元璋自吹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但屯田制度本身的落后性和反动性便决定了它必然要遭到破坏。边地屯田，特别是军屯，是在封建国有制土地上以军事强制手段发展起来的一种边防经济。这种国有化和军事化的土地制度及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同商品经济发展和土地私有化趨势背道而驰，屯田上的生产劳动者，本来是国家戍守边地的军士，现在变成了既要戍边打仗又要屯田生产的军事农奴，社会地位极端低下，所受地租与徭役合一的双重劳役剥削异常惨重，必然以逃亡的方式进行反抗。<BR> 屯丁的逃亡和卫官豪强对屯田的侵占现象在永间时已露其端倪，到宣德、正统时导致屯田、屯粮严重失额，说明边地屯田守边的政策已告失败。与此同时，「王子守边」的政策导致了「靖难之役」，造成国内动荡和边防削弱自不必说。 <BR> 永间帝遷都北平，天子守边且五次大军扫荡漠北，可以说是对洪武时期塞外出击政策的发挥。结果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以攻为守的功效，但从总的局面上看，非但劳民伤财，而且破坏了塞外防禦和东西联守的边防体系。特别是放弃大宁后，辽东与东胜声援阻绝，边防线由塞外渐渐退至塞内，从根本上讲，也是洪武时期边防政策的失败。后来，塞外开平、东胜渐失，蒙古铁蹄踏入河套地区，东西防线断为几段，明初的塞外东西联守便演变为九边的分地守禦了。<BR> 分地防禦的九边镇戍制，实际上是明初都司卫所镇戍制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说九边的形成过程是明王朝在北部边地都司、行都司基础上军事化统治进一步加强的过程，那么，它同时也是明代北部边防由积极防禦到消极抵抗，由洪武时期塞外设防、东西联守向永间以后塞外分地守禦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由明初开始到嘉靖年间结束，分为两大阶段，洪武时期边地都卫司所制为基本内容的边防镇戍制的形成，便是九边形成的第一阶段（21）。洪武时期北部边地镇戍制的形成，以洪武八年确立都司制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边地同内地一样，因元旧制设府县以领民政，设都卫以领军政。北部边地共有定辽都卫，燕山都卫、大同都卫、太原都卫、西安都卫和西安行都卫等设置，大都设於洪武四年前后，后一时期以洪武八年十月开始，改各都卫为都指挥司，北部边地便有了辽东都司（定辽都卫改），北平都司（燕山都卫改）、山西都司（太原都卫改）、山西行都司（大同都卫改）、陕西都司（西安都卫改）、陕西行都司（西安行都卫改）等，随后又设大宁都司（即北平行都司）和万全都司，共八大都司、行都司，既是加强边防的军事统治机构，又是边地屯田生产的组织机构，标志著边地军事镇戍制基本形成。永间以后，随著边地屯田制的废坏和边防线的内移，边地都司重镇便演变为九边重镇。（22）
终明之世，「国之大事，唯在戎索」，「外夷之患，北虏为急」。时人以为，若使「九塞尘清」，则「四隅海燕」，天下太平了（23）。「九塞」即「九边」，是明王朝在长城沿线所设九大军事防区的统称。
《明史•兵志》云：「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而太原总兵治偏头，三边制府驻固原，亦称二镇，是为九边」。
《明史•地理志》亦云：「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曰辽东、曰蓟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曰固原」。
《明史•职官五》还云：「总镇一方者为镇守，独镇一路者为分守，各守一城一堡者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镇守又称总兵官，「总兵官、副兵官、参将、游击将军、守备、把总、无品级、无定员」，这是指明初的情况。自永间以后，「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总兵官备掛印称将军，成为常置官员。故明代之称「镇」者，以镇守总兵官常设为标志。
明代中前期，北部边防线上共设镇守总兵官十一个，蓟州、昌平、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宁夏、甘肃、陕西各一人。其后时有增设、改设，变化不定。设镇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以九个主要军事重镇为中心的九大军防区，便称为「九边」。其所以称「边」，除各防区常驻军队、卫所设置外，主要以各防区根据「分地守禦」的原则，（24）各自负责一段边墙、城堡和墩台的修筑，各自划定管辖范围，形成防禦体系为标志。
因此，九边是「边」与「镇」的结合，根据九个主要镇守总兵官的设置和各镇边墙墩堡的修筑，人们便将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又称太原镇、三关镇）、延绥（后称榆林镇）、宁夏、甘肃、固原九镇称九边。
九边形成过程是明王朝在北部边地都司、行都司基础上军事化统治进一步加强的过程，也是明代北部边防由积极防禦到消极抵抗、由强到弱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约从明初开始，到嘉靖时结束，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洪武年间），改边地都卫为都司、行都司，划府县地或荒閑地设卫、所以隸之。
洪武初年统一战争中，边地同内地一样，因元旧置设府县以领民政，置都卫以领军政。如辽东於洪武六年置辽阳府县并定辽都卫。每一都卫设都卫指挥使司、都司断事司等官，由朝廷选择昇调，不许世袭。北部边地共有定辽都卫、燕山都卫、西安都卫、太原都卫、西安行都卫、大同都卫等设置。
洪武八年十月，诏各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和行都指挥使司（简称行都司），北部边地共有辽东都司（定辽都卫改）、北平都司（燕山都卫改）、北平行都司（治大同宁，后改为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增设）、山西行都司（大同都卫改）、山西都司（太原都卫改）、陕西都司（西安都卫改）、陕西行都司（西安行都卫改）等八处。都司、行都司下设若干卫所，如洪武九年革宁夏府县为卫、所，十年改辽阳府县为卫、所，分统於都司之下。边地都司卫所制的建立，标志著军事化统治的开始。都司卫所既是加强边防的军事统治机构，又是边地军民屯田生产的组织机关。「都指挥使及同知僉事，常以一人统司事，曰掌印；一人练兵，一人屯田，曰僉书。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诸杂务，并造充之，否则曰带俸。」（25）
明初，北部边地防守基本上以都司、行都司所属卫所为中坚力量，同时又分封诸王子往边地节制军士，使北部边防线连为一体。防线以外，通过大规模的征讨和招抚，建立若干羈縻卫所和都司，如辽东外有奴儿乾都司及其所属卫所，大宁外有兀良哈三卫，甘肃以西有哈密等七卫，通为明北部防线之屏藩。这样北部都司行都司所辖之地皆为明王朝的有效统治区，而九边设置皆以此为基础，在边地推行了更为强化的军事统制。
第二阶段（永间到嘉靖年间），九边形成。
永间皇帝五次亲征漠北，企图肃清沙漠，但战功些微，劳民伤财，连他自己也死於征战途中，更为严重的是将大宁都司遷到保定，放弃大宁给蒙古兀良哈三卫，从此，洪武时苦心经营的东西联守的防禦体系被打破了。
至正统土木之变后，明蒙之间的战争，大不隔年，小不逾月。开平、东胜相继丟失。成化时，东边蒙古孛来、兀良哈侵扰辽东，西边鞑靼毛里孩攻打山、陕各地，占领河套，使明西北大门敞开。此后，鞑靼小王子不时进攻宣府、大同，战争愈演愈烈。继小王子而起的俺答部盘踞宣大边外，联络蒙古诸部，拥兵数十万，向明边镇发起了空前强大的攻势。
嘉靖二十年、二十一年，俺答两度攻入山西，大掠晋北，深入泌、汾、襄及太原附近。明边军长年东西调守，来回抗战，明初通为一边的防禦体系荡然无存，屯田生产被迫停止，边军一面打仗，一面重新修筑边墙。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王朝不得不采取「分地守禦」的政策，将明初的一边分为九边，划区设防，消极抵抗。於是，辽东都司、北平都司、万全都司、山西行都司、山西都司、陕西行都司等先后演变为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甘肃镇六边，陕西都司中则分出宁夏镇、榆林镇和固原镇三边。
九边与明初边地都司、行都司紧相承袭。所不同者，九边（镇）设置以镇守总兵官之常设为标志。镇守总兵官由临时派遣改为常驻边地的地方官员，各自负责一区的边墙修筑、军士训练和防禦抵抗，驾於都司、行都司之上，改变了明初东西连成一边，随宜调拨的防禦体系。后来，又将相鄰边、镇联合设一总制（提督），以便於统一调遣，联合防守。陕西四镇设三边总制府驻固原，称「西三边」；山西设总督於偏关，统驭偏头三关，联络宣府、大同，为「中三边」；「东三边」提督驻蓟镇，总督蓟、辽。「镇守皆武职大臣，提督皆文职大臣」，文武并治，文官节制武官，遂成定制。故《续文献通考》云：「明初止设都司，而总兵不常置。
其后，凡天下要害地方皆设官统兵镇守。」总兵官及所属将、官皆有明确分工，「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副总兵分统三千为骑兵，游击分领三千往来防禦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营堡墩台分极冲、次冲，为设军多寡。平时走阵、哨探、守了、焚荒诸事，无敢惰」。从这些职责分工上看，完全是统兵战守而无屯田、军器制造和漕运事项，这是九边（镇）与明初边地都司行都司又一个不同的地方。 四、九边的形成与边墙的修建
九边是在明初边地都司、行都司的基础上，根据分地守禦的原则形成的。它的形成并不表明明王朝边防的加强，相反，不仅标志著边防的衰弱，而且由於边费的空前增长而加深了财政危机，激化了社会矛盾。
首先，随著九边的形成，明王朝北部边防大幅度南移。明初，北部边防在现存明长城以北的辽东、大宁、开平、东胜到嘉峪关一线，沿边设置卫所，驻紮重兵，且耕、且屯，且战、且守，在此基础上，待机进剿漠北。自永间放弃大宁以后，开平、东胜相继丟失，河套沦陷，屯田破坏，代之以增兵死守，筑城硬挡，处於被动挨打地位。从现存明长城看，西段鄂而多斯高原一带比明初东胜防线南移几百公里，东段赤峰到吉林一带比长城南退一百二十公里，中间京畿一带，由於大宁的割让，蒙古兀良哈三卫入居外边之内，内边之外，京师变成边防重镇。特别是大同一带，因东胜、丰州失守，云川、玉林内遷，「重边」尽为虏有，三云形势异常险峻。
其次，由於边防危机随著边防线的南移日益加重，明廷不得不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到长城沿线进行消极抵抗，表现为：
一、九边募军日增、军饷滋甚。
据《春明梦余录》记载九边军队情况，明初「原额」各镇 共计591415人，隆庆初年增至856722人。据万历《明会典》记载，弘治时各镇共拥兵89万多人，比明初增加30万人。以军士月粮一石计，年增边饷360万石。明中后期粮价暴涨、石值银一两，共计边银不下千万两，而整个国库（太仓）年收入总四百万两左右。庞大的九边军饷开支使明财政空前危机。当时人描写九边增加军饷的情况说：「主兵不足，增以募兵，募兵不足，增以客兵，调集多於往时而坐食愈众。屯粮不足，加以民粮；民粮不足，加以鹽粮；鹽粮不足，加以京运，饋饷溢於常额，而横费者滋甚。」（26）这里所说的「常额」，乃是明政府规定的每年「起运」九边的边饷额。万历《明会典•户部十三•起运》曰：「起运京、边，各有定数。」说的就是起运京师和九边的两项基本赋税开支。
起运京师的赋税主要储存於户部太仓、皇帝御用库、运河沿岸中转库、户部以外诸部寺仓库及南京仓库五处。其中户部太仓是明代的国库，包括粮库和银库两部分，粮库於成化八年（1472年）始定额为400万石，实际每年入库难以定额，崇祯时实入200余万石；银库收入夏税、秋粮折银、鹽课折银、户口鹽钞、商税、银课等，总数一般在400万两左右，万历五年（1577年）最高，达435.94万两。其支出主要有官俸、军饷内府银和九边年例三项，其中九边年例（又称京运年例）一项，隆庆初年年支230余万两（其中大同一边每年77万两），万历年间常在三、四百万两左右，崇祯年间增至500万两，崇祯末年增至2000万两，不得已增征新饷850余万两，新饷超过常年两倍，仍然满足不了九边的开支。
起运九边的赋税包括民运税粮和鹽引两部分，与军屯、京运一起构成了边费的四大来源。民运税粮有本色、有折色，指户部每年指派北方诸省运至边仓税粮本色有米、麥、豆，折色有草、布、钞等，后多折银。隆庆元年（1567年），运至九边粮料本色、折色共计银364.155万两，后来仅山西、山东、河南、四川、北直等地年解边仓达267.4243万两。鹽引即通过开中制实粮九边，弘治年间年供124万余引（折银57万两），后来不断增加，隆庆四年（1570年），仅宣府一镇便给鹽引20余万。可见九边开支是明朝最大的财政支出，到明后期远远超出了起运常额，所以有「三饷加派」出现，弄得公私匮乏，促成了农民大起义爆发。（27）
二，「边墙」修筑、耗费惊人。
随著明初防线的被打破，为抵制蒙古进一步南下，各边皆重新修筑边墙，作为防禦工事，形成了现在的万里长城。
据《明实录》《明史》记载，这场筑墙运动以成化七年余子俊筑延绥边墙首开其端。其后，三边总制杨一清增筑陕西各镇边墙，总督翟朋督修宣、大边墙，兵部侍郎翁万达增筑宣、大边墙，巡抚苏祐筑内三边及辽东边墙，戚继光、譚伦扩建蓟镇边墙，等等，连年兴师动众，每筑数千百里，皆墩堡相连，层层布防，紧要处且又多重构筑。这一时期边墙比以前加高加宽，墙上有垛口女墙，绵延如鏈，且跨墙加筑墩台，虚中为三层，可宿百人。万余里的边墙，高达八、九米，底宽六米，可供十人并行、五马并轡。如此庞大的工程，举世罕见，其耗费的人力物力更无法计算。仅以余子俊筑边墙为例，所筑东自清水营紫城岩，西至宁夏花马池界牌止，长1770里，守护濠墙崖寨819座，墩台93座，一年内费用官银一百五十余万两，粮二百三十余万石，「且军民役死不下万计，……劳师戊守，岁费万千。」成化十二年，户部给事刘昂奏劾：「子俊取民无度，用财无节。……边有常供，今索於额外。借漕运而京储因以不充，急 穴 运而军民为之扰动。迄逮至京师，明正其罪」。（28）
余子俊筑边墙加重了明廷财政危机，其余各边边墙的修筑又何尝不是如此？下面列出明代边墙（长城）的修筑年表，由此便可看出明代财政负担日益超负荷的原由。
明洪武二年（1369年） 徐达筑居庸关南口。
洪武五年（1372年）修筑嘉峪关堡及东胜、兴和、开平、大宁、广宁、 开原等城。
洪武十四年（1381年） 筑榆关，更名山海关，并西至居庸，随燕山筑城。
建文年间（1399-1402年） 自宣府（今河北宣化）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壕，烽堠相接。
永间七年（1409年）置辽东镇（今辽阳市，后移北镇县）、宣府镇（今河北宣化县）、大同（今 山西大同市）。
永间年间筑边墙於辽河内，自广宁东抵开原（今辽宁开原市）锦州七百余里，经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市）、安间州（今开原市北）。
永间十年（1412年）自长安嶺迤西迄洗马林筑石垣，深壕塹。
永间十九年（1421年） 遷都北京。
永间二十一年（1423年）於宣府、怀来、万全、怀安等处缘边筑塞。
正统元年（1436年） 修龙门至独石塞垣。
正统七年（1442年） 筑辽西边墙，东起自今锦州市境，西至山海?关，经宁远州（今辽宁兴城市）。
正统十四年（1449年） 修缮宣府镇、蓟州长城。
天顺年间（1457-1464年）王鍇筑辽东墙塹七十余里。
成化二年（1466年）?修筑山西二边墙，东至老营好汉山，东南折抵雁门关。
成化九年（1473年） 徙延绥镇治至榆林，而后称榆林镇。
成化十年（1474年） 余子俊修筑榆林镇边墙，东自清水营紫城寨 （今陕西府谷县北），西至宁夏花马池营界牌（今宁夏鹽池县）止，长一千七百七十里一百二十三步，经保德州（今山西保德县）、延安府陕西延安市）。修筑宁夏镇边墙东段，自黄沙嘴（黄河边横城附近）起，至花马池止，长三百八十里。
成化十三年（1477年）修筑宁夏西路永安墩至西沙嘴一带边墙。
成化十五年（1479年）修筑辽东镇东路自开原抵鸭绿江边墙，经义州（今朝鲜新义北）。修筑宁夏沿河边墙。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修筑大同中路至偏关一段边墙，东西约六百里。
成化年间王越筑古浪西北至嘉峪关墙一千六百里。
弘治十五年（1498年） 修缮蓟镇长城，自山海关西北至密云古北口、黄花镇直抵居庸关, 延亙千余里，缮复城堡二百七十所。
弘治十四年（1501年） 置固原镇（今宁夏固原县），修嘉峪关。秦紘筑宁夏平羌堡至景泰县边墙五百里，花马池至镇北关合计千四百里。
弘治十五年（1502年） 修筑固原镇边墙内边一条。自绕陰起，西至徐冰水，三百里；自徐冰水起，西至靖虏花儿岔止，长六百余里。修筑辽东镇边墙，自山海关，迄开原靉阳堡，凡千余里。
正德元年（1506年）修筑固原镇边墙，自石澇池至定边营一百六十三里。
正德十年（1515年）修筑山西镇四边墙，东起长林鷹窩山崖，西抵偏关教军场，长一百二十里。
嘉靖元年（1522年）筑辽阳三岔河北抵开原墙九万一千四百余丈，墩堡一百八十一个。
嘉靖八年（1529年）修筑山西镇三边墙，东起老营石庙儿，西抵白道坡石梯墩，长九十余里。
嘉靖九年（1530年）修筑固原镇边墙西段，自环县萌城西响石溝至靖虏卫地名花儿岔，长六百三十六里。
嘉靖十年（1531年）王瓊修兰州至榆林边墙三千余里。
嘉靖十四年（1535年） 修筑宁夏河东长城。
嘉靖十五年（1536年）於宁夏镇黄河外边对岸处筑长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修筑固原镇新边墙一道、自徐冰水至鸣沙洲，长一百二十五里。
嘉靖十八年（1539年）修筑山西镇边墙，自阳方至八角堡，凡一百八十里。修筑嘉峪关西、北、东边墙。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 挑修大同壕墙一道，延袤三百九十余里。
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 修筑大同镇东路边墙，凡一百三十八里。修缮山西镇边墙，自丫角而南历老营、野豬溝、利民一带，凡一百四十里。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 修筑榆林镇边墙，西段自定边营至龙城堡，长四百四十余里；中段自龙城堡至双山堡，长四百九十余里；东段自双山堡至黄甫川，长五百九十余里。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 修筑大同镇边墙，自丫角山至阳和，凡三百余里。翁万达筑山大边墙千 余里，苏祐筑紫荆等三关边墙五百里。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 修筑宣府镇边墙，自西阳和镇西界台起，东至龙门所灭胡墩止，长七百一十九里。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置蓟州镇（治今天津蓟县，后移今河北遷西县）。修筑甘肃镇边墙，自东大间口至破山一段。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修筑宣府镇边墙，自东路新宁墩，至六强子，凡一百六十九里。
嘉靖三十年（1551年） 开大同、宣府马市。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杨博筑山西右玉县牛心堡，修烽堠二千八百有奇。
隆庆二年（1568年）修筑宣府镇边墙，起自龙门所盘道墩迄於靖虏堡大衙口。
隆庆三年（1569年）命戚继光任蓟州镇总兵，修筑蓟州镇边墙，延袤二千里。於边墙砌筑砖石和修建空心敌台。
隆庆六年（1572年） 修筑甘肃镇边墙嘉峪关至酒巴泉一段。
万历元年（1573年）李成梁修缮辽东镇边墙二十八万二千三百七十三丈。
万历二年（1574年）修筑榆林镇边墙六百七十一里。刘应节请修辽东西台墙七百九十一里。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重筑雁门关边墙，绵亙十五里。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修筑甘肃镇新边墙，自靖虏卫县黄河索桥起，至庄浪县界士门川，共长 四百里。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 ）修缮辽东镇边墙。
明中后期修筑太行山东麓边墙，经娘子关、马嶺关、黄榆关、峻极关，抵今 山西左权县之黄泽关，经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市）、平定州(阳泉市东南）、辽州（今山西左权县）、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市）,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县）。（29）
边墙修筑只是增加心理上的一点安全感，根本上抵挡不了蒙古军队的南下。各边边墙都屡遭破毁，毁而复筑，耗财更大。
万斯同《明史•间府》云：
秦人备胡筑长城，长城一筑天下倾。
至今笑齿犹未冷。
岂知明人防北狄，专籍筑城为长策；
不曰长城曰边墙，版筑纷纷无时息。
东方初报墙功完，西方又传虏寇边；
虏入溃墙如平地，纵横饱掠无所忌。
虏退复兴版筑功，朝筑暮筑竟何利？
帅臣徒受内府金，川原空耗内府费。
……
屡朝庙算皆如此，奈何独笑秦始皇？」 五、兵争日繁、战费日浩。
正统土木之变后，特别是到嘉靖、隆庆年间九边形成后，明蒙之间的战争日益增多，九边各镇皆为战场。
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八月十五日，大明王朝英宗皇帝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东）陷入蒙古瓦剌军的重围，明军大队人马已经两天没有喝水，饥渴难忍，死的死，逃的逃，剩下的士兵几次突围皆不得出。英宗朱祁镇完全没有了往日万岁爷的风度，眼看著瓦剌军从四面八方冲杀过而来，他下马盘地而坐，馴馴服服地当了俘虏，从征的五十多个官员全部战死，士兵伤亡几十万，二十多万匹骡马及衣甲器械全被瓦剌军夺走。接著，瓦剌军大举进攻北京，向北京的西直门、彰义门和德胜门发起了强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之变」，英宗当俘虏的事被封建史家諱称为「北狩」。
时隔一百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十七日，蒙古鞑靼部军队又一次包围了明朝京师北京城。这年六月，鞑靼军进犯大同，负责大同防务的是宣大总兵仇鸞，他是个草包将领，总兵官职也是用钱向太子太师严嵩父子买来的。面对鞑靼军的进攻，他不思抵抗，却用重金收买鞑靼首领，求他们不要进攻自己的防区。鞑靼军收了仇鸞的重礼后，於八月引兵东犯蓟镇（今河北遷西，负责京师以北的防卫），攻打古北口（长城边口，在密云县境）。古北口守兵很少，鞑靼军长驱南下，军锋直逼京师。当时，明世宗皇帝正在西苑修煉，对边防警报非常厌烦，兵部尚书丁汝夔不敢向他报告军情。八月十六日，古北口丟失，朝廷上下一片惊慌。北京城中仅剩四、五万守军，老弱居半，而且大都在各极将领和太监家中使唤，根本上集中不起来。情况万分危急，丁汝夔总向世宗报告，世宗如闻晴天霹雳，惊恐万分，只好派人到民间招募义勇，并传檄各边镇守军火速入援京师。八月十七日，京师全城戒严，鞑靼军在京城四週大掠村民百姓，并分兵掳掠鄰近州县，烧杀抢夺，纵横暴虏达八天之久，最后因明廷各路援兵到达，加上世宗皇帝明意议和，他们总押著大批男女骡畜金帛财物缓缓北去。因为这年是庚戌年，历史上便把这次事件称为「庚戌之变」。
「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只不过是明廷同鞑靼、瓦剌蒙古战争之中两个典型的战役而已。纵观明代270年历史，几乎有200年在同蒙古各部进行不停的战争，大的战役不隔年，小的战斗不逾月。其中，明前期同北元蒙古的战争属於两个政权之间的兼并战争，而明代中、后期，明廷同瓦剌、鞑靼蒙古的战争则更多的是属於农叶民族同游牧民族之间的民族战争。这场战争主要是在英宗正统到世宗嘉靖年间进行的（即「土木之变」到「庚戌之变」期间），基本的局势是瓦剌、鞑靼蒙古以进攻为主，明廷以防禦为主。
明代初年，分布在蒙古草原上的蒙古人民仍然处於游牧状态。元顺帝妥欢帖睦而退回蒙古后，力量已大大衰落，难於控制蒙古各部，而各部领主则乘机进行割据，并且为了争夺牧地还彼此进行攻伐。元顺帝五传至坤帖木儿（1377-1402年）时，大汗权威衰落，权臣当政，各部枭雄迭起，汗位更迭频繁，蒙古内部更加日益分裂，最后形成东、西两大势力：东部蒙古由非元室后裔鬼力赤於永间元年（1403年）建立，称鞑靼；西部蒙古为故元强臣猛哥帖木儿所立，称瓦剌。鞑靼与瓦剌东西对峙，相互争战。宣德年间（公元1426-1435年），瓦剌也先（公元1407-1454年）势力强大，统一蒙古各部，开始向外发动战争。蒙古内部的分裂与统一，对他们周围的民族的关系，特别是对明朝的关系，产生了直接和巨大的影响。
如何处理好与蒙古各部的关系，是明朝统治者面临的最大的政治问题。在蒙古分裂的时期，蒙古各部首领分别与明朝结好，借以打击另一些蒙古贵族势力，明蒙之间便出现了时战时和的局面。一旦蒙古各部统一，情况便急骤变化。由於蒙古地区依賴单一而脆弱游牧经济，生主力水平低下，不能完全解决其物质生产和生活问题，需要同周围民族，特别是中原农叶民族进行商叶交换。而中原王朝为了控制和抵挡蒙古各部，对蒙古地区实行军事设防和经济封锁的政策，既便是在通贡互市的时期，也只限於统治者之间的「朝贡贸易」，而不允许两族人民的互市往来，这就导致蒙古各部以武力掠夺来补充朝贡贸易的不足，或以大规模的战争胁迫明廷全面开放市场。随著各部的统一，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战争便日渐昇级。所以，也先统一蒙古各部后，藉口明朝限制其贡使人数，回赏不足等，率领蒙古诸部向明朝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正统十四年（1449年）八月，也先领兵攻大同，同时让脱脱不花（当时名义上的大汗）领兵攻辽东，命瓦剌右翼领主阿剌知院攻宣府（今河北宣化市）、围赤城，又分遣人马攻甘州（今甘肃张掖市），使明朝北部边防全线告急。明英宗在太监王振的怂恿下，仓促率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双方在宣府、大同交战，明军指挥无方，一再失利，紧后退至土木堡决战，全军覆没，明英宗当了俘虏。这便是前文所述的土木之变。十月九日，也先兵临北京，明朝廷一片混乱，百官聚集在殿庭上号啕大哭，皇太后下诏让郕王朱祁鈺监国，翰林院侍讲徐程叫嚷向南遷都，只有兵部右侍郎於谦坚决主张坚守北京。郕王命於谦为兵部尚书，调西京、河南的备操军，山东、南京的备倭军、江北各地的运粮军等共二十二万，列阵京城九门，誓死牴禦瓦剌军的进攻。
十月十三日，风雨交加，也先命瓦剌军进攻德胜门，於谦命大将石亨设伏於城外空捨，并派少数骑兵佯攻引诱。也先率万骑盲目冲击，为明伏兵所败。也先弟勃罗中炮阵亡。接著，也先又移兵攻打西直门，明都督孙鏜连战不胜，都督高礼中矢丧命，幸亏石亨分兵急救，总把也先再次击退。十四日，也先攻打彰仪门，明军於要路埋伏「神銃」冲击，北京居民登城抛砖投石，配合守军作战，使也先军寸步难进。几次进城受挫，也先只好率军北撤，明军分路追击，夺回被俘人口十二万余。
由於围攻北京失利，加上经济上需要同明朝建立通贡互市的关系，也先不得已将关押了一年之久的明英宗送还北京，与明朝议和。景泰二年（1451年），也先自称大元天圣可汗，企图加强对蒙古各部的控制。但蒙古各部矛盾很大，相互争权夺利，使也先很快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景泰五年（1454年），爆发了瓦剌内战，也先兵败被杀，瓦剌部势衰，东部鞑靼蒙古开始复兴。从此蒙古内部又陷入了割据和混战之中，鞑靼、瓦剌蒙古与明廷之间出现近九十年时战时和的局面，一直延续到达延汗时期。
明憲宗成化十六年（1480年），鞑靼贵族孛罗忽的遗孤巴图蒙克继承汗位，称达延汗（《明史》称「小王子」）。达延汗发动一系列战争，消灭了割据势力，统一了鞑靼蒙古。然后他将漠南蒙古分为左、右两翼，设六万户以分封自己的子弟。他个人统左翼三万户，封其第三子巴而斯博罗特为"济农"统领右翼。在急定内部统治时期，达延汗一度同明朝保持了十余年的和好关系，至弘治十三年（1500年），发动了对明廷的大规模攻势。
先是达延汗率军移账於鄂而多斯，明廷分兵五路进行偷袭，夺其畜牧千余以归。接著是达延汗统十万大军反击，进攻固原、宁夏等地；弘治十七年（1504年）攻袭大同、宣府等地；正德八年（1513年）在万全大败明军；正德十一年（1516年），更以七万骑兵，分八路攻袭宣府一带；年冬，又以五万骑兵，自榆林攻应州（今山西应县）、阳和（今山西阳高县）、平虏、朔州一带。明军全力牴禦，诸多败绩。
正德十二年（1517年），达延汗去世（或云正德十一年去世），鞑靼复为其子孙所割据，分裂为四十多个独立的领地，其中右翼济农的势力日益强大。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济农衮必里克墨而根（即吉襄，巴次斯博罗特济农的长子）卒，其弟土默特部领主俺答取得汗位称号，称阿勒旦汗。俺答汗不仅统率了自己的诸兄弟，还将巴而斯博罗特的九子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势力最强。他多次出击瓦剌，西入青海，征服了上下撒里畏兀儿诸部，进驻喀木（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同时，他南临宣府、大同，向明廷提出了通贡互市的强烈要求。但是，明世宗多次拒绝了俺答汗的请求，并杀死其使臣，使俺答汗不得不诉诸武力。
俺答汗对明朝的战争主要发生在嘉靖、隆庆年间（公元1522-1572年）。这场长达五十年的攻击战以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进攻山西为主，后期以攻打北京为主，其间小的战役分布在长城沿线各段，始终没有间断。嘉靖二十年（1541年），俺答汗分兵两路进攻山西石嶺关（今山西忻县南）和平虏等地，明调翟鹏、赵卿等率军抵抗。翟、赵军尚未到达山西，俺答已饱掠而去。嘉靖二十一年，俺答汗又大举南下，攻取朔州、广武（今山西代县北），军锋指向沁（今山西沁县）、汾（今山西汾阳）、长子、潞安（今山西长治县）等地，明守将张世忠、张臣等力战俱死。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八月，俺答汗东袭古北口，长驱直逼明京师，发生了前文所述的「庚戌之变」。在战争日益昇级的同时，俺答汗又加紧遣使求和，力图用战争胁迫明廷接受和议、建立和平互市的贸易关系。由於俺答汗在军事上占据了强大的优势，明廷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答应其贡市的请求。隆庆五年（1571年），终於达成了「隆庆和议」（又称「俺答封贡」），明、蒙双方停止战争，明廷於长城沿线广泛开放互市市场，蒙、汉人民在官市、民市、大市、小市等各类市场上平等贸易，农、牧物资有无互换，从而结束了长达百余年的明蒙战争。
互市是战争的结果。每一次战争，调兵遣将，供饋浩繁。茲举二例，以见一斑。成化八年，巡抚延绥右副都御史余子俊奏：「虏寇自成化五年以来相继犯边，累次调兵战守。……今边兵共八万之上，马亦七千五百余匹。略计今年运纳之数，止可给明年二月。如此，虏今冬不北渡河，又须措备明年军费。姑以今年之数计之，截长补短，米、豆作值银一两，共估银九十四万六千余两。每人运米六斗，共用一百五十七万七千余人，每草一束值六分，共估银六十万两，每人运草四束，共用二百五十万人，往回两月，约费行资二两，共费八百一十五万四千余两。脱用牛驢载运，所费又当倍之」。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犯京师，羽书旁午徵兵饷。（孙）应奎乃建议加派赋税，自北方诸府及广西、贵州外，其他量地贫富，骤增银一百五十万有奇，而苏州一府乃八万五千」。（30）
即便无大的战争，平时戍守也需巨大的费用。如募兵、筑墙和战守三项活动导致边饷激增，九边糜费，从而使长城沿线九边地带形成为一条特殊的消费带，也是全国最大的消费地带。(31)
因此，九边的形成是明代边防衰弱、边疆危机的突出表现，也是明中后期财政危机、社会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正如当时人所说的那样：「军国之务重大者惟边饷，而军国之需称浩繁者亦惟边饷。方今边饷匮絀极矣！在镇臣按额而呼，尤有额外之呼；在计臣按时而应，尤有不时之应。呼者至急，应者至艰；呼者愈贫，应者愈窘。何内外相违若是？岂祖宗朝固已然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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