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牍浅说
春秋战国之际，尺牍往来多属公事性质，涉及政治军事要务，内容以论说为主，较少掺杂个人的感情成分。但是也还有乐毅《报燕惠王书》这样把家国大事与个人抒怀熔为一炉的名作。等到秦朝以后，私人性质的尺牍越来越流行。东西两汉，留下了不少名作，其中最有名的，当数围绕李陵事件的两则尺牍：司马迁《报任安书》和李陵《答苏武书》。这两篇名作都收入了蒙学课本《古文观止》，旧时的人，但凡粗通文墨，都应该读过。其抒发个人情怀的笔法，和后世的尺牍一脉相承，只是文风的刚健质朴、大气磅礴为汉人所特有，与后来的纤巧繁缛、逞才炫技大相径庭。 到了魏晋南北朝，进入文体自觉时代，尺牍的风格为之一变。一派借助方兴未艾的骈文，或描摹山水，或申说事理。前者的代表是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和吴均《与朱元思书》。两篇名作一则长，一则短，一则华丽铺张，一则清丽工细，但都做到了写景如在目前。后者的代表则是丘迟《与陈伯之书》和徐陵《与杨愔书》。瞿兑之在《中国骈文概论》中说，“骈文用在说理的文字——一是论说一是书札——都最合宜。尤其是书札，必须于陈说事理透彻详尽以外，更用妍美的色泽声调，来发挥他的情韵。”所举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两则尺牍。另一派则意气娴雅，行文信笔所至，情趣盎然。如曹丕《与群臣论粳稻书》：“江表唯长沙名有好米，何得比新城粳稻邪？上风炊之，五里闻香。”又如王羲之《采菊帖》：“不审复何以永日，多少看未？九日当采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当晴不耳。” <BR> 及至唐宋，尺牍的范围逐渐变窄了。一方面，是因为韩愈、柳宗元等人，把日常书信当载道的文章来作，豪气多而逸致少，言志多而言情少；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苏轼、黄庭坚致力于尺牍，写得既多且好，而且首次将尺牍编入自家文集中。这样一来，苏黄二人的短简小札，就成了后世尺牍的典范，“所以讲起尺牍，第一总让人想起苏东坡黄山谷”（周作人《关于尺牍》）。试举一则为例，如苏东坡《与毛泽民》：“轼启，寄示奇茗，极精而丰，南来未始得也。亦时复有山僧逸民，可与共赏，此外但缄而去之尔。佩荷厚意，永以为好。”寥寥数十字，文情俱佳。 <BR> 明清以降，尺牍文学极大繁荣，坊间书商也大量翻刻尺牍文集。无论是标榜性灵的小品，还是号称新体的家书，都在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而在博闻强识的清朝学者手中，尺牍成了他们交流论学心得的有力工具，自然，信件往还之间，少不了骈四俪六，引经据典。到了这个时候，尺牍的规范也发展到了最森严的地步。旧时官府里的老吏，有的官场沉浮数十年，各类文书样样来得，偏生就是写不好尺牍。原因就在于尺牍对格式要求实在太严，一不小心，就会出丑露乖，惹人笑话。 <BR> 晚清的书仪规范最严，民国加以继承而稍有变化。一篇正式的尺牍，除开正文，至少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称谓语、提称语、思慕语、祝愿语、署名。措辞、程式随人际关系的亲疏尊卑，涉及事项的轻重缓急各有不同。而措辞是否恰当，程式是否谨严，则直接反映了写信的人的文化修养。正因为此，旧时读书人家，对子弟都会进行严格的尺牍训练。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提到，受父亲钱基博的严格训练（当然，体罚是免不了的——“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钱钟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不过，事情总有例外。闻一多给他欣赏的弟子陈梦家去信，称之为“梦家吾弟”，陈梦家老实不客气地回信说“一多吾兄”，惹得闻一多大大的不高兴。这，就是不懂规矩了。这种情状，今天的人恐怕是很难想象的罢。关于此，最近也最易得的参考读物，应该是蒋竹荪编的《书信用语词典》，就中可以一窥尺牍一事之难。 <BR> 在晚清民国时，流行三本尺牍入门书：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许葭村的《秋水轩尺牍》和袁枚的《小仓山房尺牍》。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学尺牍多半从前两本书入手；层次高一点的，就学《小仓山房尺牍》。但到底还是前两种最流行，因为作者都是所谓的绍兴师爷，久作刀笔吏，尺牍中应酬庆吊的作品占了大部分，合于实用，而格式又比较固定，正好拿来作写信的蓝本，依样画葫芦。不过，这些尺牍稍稍多看几篇，就会厌烦，原因在于行文变化无多而重复多有，且言之无物，徒有铿锵韵调。有个老作家说，年轻时背《雪鸿轩尺牍》，觉得文辞秀美，很是喜欢；老了再看，就觉得满篇套话，令人生厌。的确，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回看汉魏六朝自然清新的书信，就会觉得《雪鸿轩尺牍》有几分说不出的寒酸气。 <BR> 不过，我们大概是没什么资格苛责龚未斋的。《雪鸿轩尺牍》行文虽然未脱刀笔气，到底还是正宗的骈四俪六；用典虽然既滥又俗，到底还为旧时读书人家所能理解。而现在，少有人再把写信一事放在心上了。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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